说实话，谈论这个话题挺无聊的。我自从写《诗词误读知多少》系列文章至今，关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争议文章只有三篇，但这三篇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给出了充分的理据并作出了明确的判断：（点击可看）；《满江红•怒发冲冠》一定不是岳飞写的，而是明朝人的伪作。我为此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一、 二、。

清明假期刚过，我在网上就看到关于《清明》诗作者的争议了，这件事似乎在2020年就开始讨论了：

以上就是两位教授的观点之争，那么我是什么态度呢？我只会用理据说话！既然杜牧晚年有“焚诗”之举，那么通常说明他对自己曾经写过的诗有一部分不满意。我也早就说过，古人写诗就和我们今天写日记也没什么两样，诗词不过就是种“文体”罢了，没有必要看得过于“高大上”的，写得稀松平常的诗多了去了，淫词艳诗那也是一抓一大把。

那么这首《清明》到底写得如何呢？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讲过关于这首诗的“段子”：有人认为这首诗“七言”太啰嗦，完全可以改成“五言”。第一句“清明时节”，“清明”本就是个“时节”，所以“时节”一词就多余了。第二句“路上行人”，这“行人”若不在路上行走，何谓“行人”？所以“路上”也是多余。第三句的“借问酒家何处有”，“何处有”明显就是“问句”，何必还要用“借问”一词呢？最后一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关键是酒家的具体名字和去往方向，问的是谁无关紧要，故“牧童”一词也可省略。所以就可以变成如下一首“五言诗”：

清明雨纷纷，

行人欲断魂。

酒家何处有？

遥指杏花村。

以上当然只是个段子，不过你要说这首诗写得有多“高妙”，那也言过其实了。这首诗是不是杜牧写的呢？我之前又说过，要推翻前人的解读或认知不是不可以，关键在于证据要扎实。除去唐朝时的文献中没有收录杜牧这首《清明》这一相对有效的证据之外， “唐人重寒食，宋人重清明”这件事可就未必了，有诗为证：

自唐朝起，清明节的习俗就是“喝酒赏花”。就算这首《清明》不是杜牧写的，下面这首总是杜牧写的吧？

杜牧在清明前十天就打算赏花喝酒了，没想到得病了，只能喝喝茶，于是把好酒献给宾客。

寒食节刚过，唐朝人就在清明节生火做饭，摆宴请客了。

上面这首唐玄宗李隆基的诗就很有趣了，它至少说明了三件事：

一、西安（长安）是有柳树的，而且还是著名风景， “绝胜烟柳满皇都”的皇都就是长安。

二、有“两京”才会有“洛阳”，或者称“洛阳”为“东都”。唐朝的“京城”一词只是指长安而非洛阳。

三、清明节和寒食节在长安都很热闹，李隆基是真爱杨贵妃啊！

我举了这么多唐诗的例证，只是说明清明节在唐朝没有被忽视。所以所谓的 “唐人重寒食，宋人重清明”不能作为杜牧没有写过这首诗的证据。但诚如我之前一直说的，我证明了你的错并不代表我就一定对了。但这事有点像“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样，我似乎也只能从推翻“凭什么说我妈不是我妈”的角度来反驳了。因为你最后来一句：就算可能是唐朝人写的，怎么确定就一定是杜牧写的呢？我就真没招了。不过别忘了，需要证明不是杜牧写的是你不是我。

为什么陈尚君教授怀疑此诗是南宋后所写呢？我想大概是下面这首诗吧：

诗作者何应龙就是南宋人，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对应的明显就是杜牧的那首《清明》，这说明南宋时才发现的这首诗是无疑的。如果还能证明唐诗里除此之外，没其他诗人提到过“杏花村酒家”之类的描述，那么非杜牧所写的证据就充分了。

杜牧（803年—852年），温庭筠（约812年-866年，或824年-882年），薛能（约817年-约880年），许浑（约791年-约858年）。按这些唐朝诗人的年龄顺序，许浑这首《下第归蒲城墅居》中的的杏花村是最早出现的，至少说明《清明》这首诗是有可能在唐朝写的。

我可能又要被阿Q们认定为“陕西人”了，或者又在“挑动地域矛盾”了。听说山西和安徽都号称杜牧这首《清明》中的“杏花村”是指他们那里。在这首诗是否为杜牧所写还没判定之前，我先要很负责地说一句：许浑诗中的“杏花村”是在陕西，温庭筠诗中的“杏花村”依旧在陕西！

失意归三径，伤春别九门。

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

牧竖还呼犊，邻翁亦抱孙。

不知余正苦，迎马问寒温。

许浑这首诗中的“九门”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称呼，所谓“天子九门”，“别九门”就是“出皇宫”的意思，题目中的“蒲城”是指蒲城县，隶属于陕西省渭南市，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部。诗中的“牧竖”就是“牧童”的意思。学术界有人说许浑是《清明》一诗的作者，估计是以此诗为据，从内容上看，倒也相得益彰。仅从此诗来看，杏花村无疑在陕西省境内，是诗人出长安到蒲城途中所经之地。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下第”就是没有“及第”的意思，许浑考试落榜后并非只有回家一途，还有一种选择是在长安城附近找家“农家乐”一直租着，进行“夏季复读”，有史书记载为证：

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

再看温庭筠的这首《与友人别》：

半醉别都门，含凄上古原。

晚风杨叶社，寒食杏花村。

薄暮牵离绪，伤春忆晤言。

年芳本无限，何况有兰孙。

“别都门”和“上古原”摆明了是指长安都城的城门和乐游原，那么寒食节去喝酒的“杏花村”当然就在西安附近。

这两首诗都有描写离开都城，喝酒解闷的情节。至于“杏花村”具体在哪，我一个上海人根本无所谓。总之，到了后来， “杏花村”就成了酒家的“代名词”了。

抛开地域之争，还是要回到是不是杜牧写的《清明》这个问题上来。我前面证明了两件事：一、以唐朝重“寒食”和宋朝重“清明”来论证《清明》为宋人所作，明显是无效且荒谬的。二、“杏花村”一词在晚唐时期的诗作中已经出现，这首诗为唐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就能证明一定是唐诗吗？

的确不能，不过我可以试着证明一下，是宋朝人写的可能性更低一点，除非宋朝诗人之间很喜欢“抄袭”，四句诗如果抄了一整句，这抄袭率可就达到四分之一了。不过，我发现抄袭一整句这种事基本是隔代的。比如“月落乌啼霜满天”：

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抄袭“名人名言”了，但这件事在当时非但不羞耻，而且还挺流行，被叫作“集句”，相当于“诗词剪辑师”或者用现在的流行语叫作“二创”：

集句是指选取前人已经创作出来的现成句子，然后进行再次创作，将前人现成的文句进行整理、汇编，写成一篇新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本是诗中的一种体裁，也叫集句诗。最早见于西晋，在宋代尤为流行，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北宋的石延年、王安石、苏轼到南宋的文天祥等人都喜欢创作集句诗。那么这首《清明》呢？有两句都被“集句”了：

看样子这乾隆皇帝特别钟爱杜牧的这首《清明》，不过这两首诗都点明了为“杜牧”所作，可见相当注重“知识产权”。你可能发现这句是从“元朝”开始抄的，那么至少可以作为这首诗是在南宋时期被发现的佐证。是否就是南宋人的伪作呢？

以上两首“集句”诗的作者叫于石，南宋末期人。现在要来科普一下什么叫“次韵”：次韵，亦称步韵，就是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和。

也就是说这位于石写了这两首“集诗”，是为了应和一位名叫“杜若川”的诗人，并且押韵的那几个字和杜若川写的诗的非但一致，连顺序都一样。只可惜我查了半天，也不知道“杜若川”是何许人也？更不用说是他的诗了，不过杜牧倒是又叫“杜樊川”，但两者之间也未必会有什么关系。于石的这两首“集诗”倒是让我看出，他绝对是北宋“黄庭坚”的“铁粉”！

两首诗一共八句，其中四句是出自黄庭坚的，三句可能是他自己写的，还有一句就是“牧童遥指杏花村”。南宋和北宋也算是隔着代的，所以按“集诗”的规矩，这“前人”所作，怎么说也不能是同为南宋时期的活着的诗人。看一下为什么《清明》的作者会有争议的来龙去脉：

影响较大的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缪钺先生1983年发表《关于杜牧〈清明〉的两个问题》一文，认为这首《清明》可能并非杜牧所作，理由是： “这首诗湮没了四百余年，北宋时留心搜寻杜牧遗诗的人都未发现，而南宋末谢枋得又从何处觅得此诗而断定它是杜牧之作呢？”

据了解，杜牧去世后，他的外甥裴延翰搜集了他的作品编成《樊川文集》。到了北宋时期，出现了《樊川文集》以外的遗诗而编成的《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已混入他人伪作。尽管如此，《樊川文集》《樊川外集》《樊川别集》都没有收录《清明》一诗。缪钺认为此诗最早见于南宋末年谢枋得所编的通俗读物《千家诗》，杜牧去世四百多年后才出现，因此让人怀疑。

不过据后来学者考证，此诗出现的时间要稍早一点。最早收录此诗的为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题目是《杏花村》，但并没有署作者名字，只是后面有注“出《唐诗》” 。《锦绣万花谷》的作者不详，书前有自序，题淳熙十五年（1188年），由此可知为南宋孝宗时人。此时离杜牧去世（852年）已过去三百多年了。

又过了几十年，南宋末年出了一本书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收录了《清明》这首诗，署名为杜牧。《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署名为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所编，经学者考证，实际上是一部由商贾所编的用于牟利的通俗读物，因此并不具有权威性。

南宋末年，谢枋得对《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有所整理增删，成为谢枋得版本的《千家诗》，也将此诗归于杜牧名下，由于《千家诗》流传极广，这首诗作者为杜牧才为广大读者所知。

从南宋何应龙的“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这句诗明显在对应“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到南宋于石直接用“牧童遥指杏花村”来作集诗。若是他们不认同处于同时期谢枋得编写的《千家诗》将之归于杜牧，是没有必要用这无名之辈的诗句来大做文章的，更何况还是同朝人所作的呢？

所以南宋人伪作之说法似乎更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