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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法国侵略者向北圻进犯之时，大敌当前，越南官军既不可靠，黑旗军又兵微将寡，饷匮械乏，难以持久，那么，出路何在？面对法国侵略者，是战？是逃？还是降？如果要坚持抗法，又靠什么来抗呢？

虽然这时在思想上，刘永福仍把抗法只看成是越南一个国家的事情，并未认识到中国也有抗法要求。但是，近年来清政府一些官员如冯子材等的或明或暗的态度和表示，却使他本能地感到，必要时可以从中国那里争取到支持和帮助。

因此，他觉得需要尽快和清政府联系，争取人力物力的支持，把抗法事业坚持下去。

在追剿黄崇英、李扬才的过程中，黑旗军曾与清军联合作战，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但是，在这些合作中，刘永福只与清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如赵沃、党敏宣等直接打过交道，却从未与高级官员乃至清政府联系过，清政府是否愿意支持黑旗军抗法，这种支持是大是小，是以何种形式表观出来？这些是未知数。

要了解清政府的意图必须自己前去联络。然而，清政府是否会接待自己？如果不接待自己又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刘永福想出利用回乡省亲祭扫以作掩护的办法。

对永福从1867年投入农民军始，便离开了家乡，至1882年时已近15年了，期间，不管他是处于背运或是顺境，都不闻有回乡省亲祭扫之举。为何在法军即将大举北犯前夕，忽然想到要求回国省扫这一着呢？

事情要从光绪四年(1878年)时说起，这一年正逢越南国王五旬大庆，秋十月，越南国王特颁恩诏三十四条，其中之一是文职四品、武职三品以上官员的父母都可得照例封赠。当时，刘永福以领兵官权充三宣副提督，属武职三品以上官员，应该按例封赠父母，越南政府遂追赠刘父以来为侍读学士，但不知何故却没有将此事知会刘永福。

光绪六年（1880年)，又逢越南王太后的七旬大庆，越南政府封赠文武官员，刘父以来得赠中议大夫太仆寺卿，但此事仍未知会刘永福。

刘永福可能已从其他渠道得知这些事情，光绪六年九月，在追剿陆之平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刘永福却称疾不前，继而从前敌撤兵回驻太原，自己则转回保胜。越南政府大惊，连忙派靖边副使张光檀前去了解原因。

刘永福便借回国省墓焚扫为由，婉转提醒越南政府尚未照例封赠其父母：

“刘永福以节办艰劳，未蒙拟赏，疑外人有中伤，致品俸未预，团练衣裤未给，而其父母亦未预封。祈为代题，若不准归农，则候奉恩准以来冬假限省扫。”

越南政府正在用人之际，这才翻出前两次的封赠知会刘永福。谁知，事情已弄假成真，刘永福也许觉得可以借此名义回国一次，以试探中国方面对抗法的态度。

光绪七年三月，他再次请假回国省扫，越南政府则要求他把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都剿清才准假，而要想在短期内完成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等于是变相拒绝了。

到了这年的十月，法国侵略者准备大举北犯的风声已经很紧，刘永福急于回国联络抗法事宜，但此事却不是能够摆上桌面的，就索性假戏真做，再次向越南政府乞假。越南政府见他去意坚决，阻拦不住，才准假五个月，让他回国省扫。

省扫要求获准后，刘永福即令黑旗军将领黄守忠、吴凤典、杨著恩、邓避霖等，各率所部分驻山西城外，等候他的归来。自己则挑选了亲兵200名，携带10余万两银子，于十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从兴化起程，经由广安，于十一月十三日(1882年1月2日)到达海宁，十五日(4日)从东兴过境。

当时，广西边军以剿匪为名，由记名提督黄桂兰率兵驻防越南近边地方，他根据广西巡抚庆裕关于联络刘永福的的指示，派出游击梁平章赴保胜。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9日)，梁平章与刘永福在北宁相遇，刘永福告诉梁平章：

“法人意在河内、北宁、山西、南定、海附五大省，现渠所部忠和团勇已分布河内、保胜驻防，一时断不能动。并谓法人欲得保胜者，图由云南、四川开修铁路，十日可达京师。”

梁平章后来将此事报告黄桂兰，黄桂兰认为保胜的安危所关尤巨，赶饬部下派人催促刘永福赶紧折回保胜，以便设法筹备，届时再当相机暗助，使之决战，不令有后顾之扰。但刘永福已从东兴转赴那良了，后又到扶隆，于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一日(3月10日)来到上思县的平福新圩。

对于刘永福在离乡后十余年后，在法国侵略者即将大举北犯的严重时刻，却突然回国省墓扫祭焚的做法，引起了广西左江道周星誉的疑惑，认为其中必有重大原故：

“伏恩近日法人方欲并吞全越，彼国自已早知，永福又作重臣，为一方保障，当此军情紧急之际，岂有反请假回籍之理，疑其中或有别情？”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3日)，委派与刘永福素来相识的守备谢润前去了解刘永福回国的真实意图。知道刘永福将到上思平福新圩后，周星誉改令宣化县典史王敬邦前往新圩会晤刘永福。

王敬邦是与刘永福同时到达平福新圩的，两人相晤畅谈，盘桓数日。在晤谈中，刘永福向王敬邦详尽地讲述了黑旗军、越南和法军的情况，并提出联合抗法的想法。

言谈之间，刘永福得知中国官员对他十分倚重，心里很高兴，不觉喜形于色，特托王敬邦捎书给中国当局，以表心迹。

王敬邦告别刘永福回到南宁后，除将与刘永福晤谈的内容及来寨呈递给周星誉审阅外，还向周星誉密禀对刘永福及黑旗军各将领的看法。

周星誉则将王敬邦所探情形禀报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由张树声上奏清政府。刘永福的这次回国与中国官方联系，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他“将兵数仅三千，筹饷年仅五万”，却敢于力抗强法，不屈不挠，一腔反帝爱国热血，这就大大鼓舞了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如张佩纶等人，成了他们大声疾呼助越抗法的最好理由。

同时也为清政府判断法国的军事力量，制定不肯轻易向法国的武力讹诈低头乃至出兵抵抗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这对于在整个斗争时期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影响了中法战争的整个演变过程。

另一方面，出于同一理由，却成了李鸿章、岑毓英、徐延旭乃至黄桂兰等人轻视刘永福的借口，他们因此而竭力贬低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刁难和排挤刘永福。

诸如在李宝会谈中企图出卖刘永福、在山西之战中拒绝及时援助黑旗军、克扣清政府明令拨给刘永福的饷银和军械、反对清政府授予刘永福官职等，给刘永福及黑旗军的抗法斗争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严重时差点毁了刘永福的抗法事业，使他的未来变得坎坷多舛。

就在此时，曾纪泽也萌生了同样的抗法主张。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小峰县人，为清末洋务派领袖曾国藩的长子，生于1839年12月7日，他自幼即在曾国藩的督促下读书、学习。青年时，曾随其父到军营历练，掌理机密文书和参赞机要，从而得与曾国藩的同僚、部下及幕府中人认识和交往，学识猛进，眼界开阔。

但他屡试不第，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入都应荫生考试，才获授员外郎之职，签分户部陕西司。却因需陪侍疾病缠身的曾国藩，所以并未到任。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卒。两年后，其母欧阳夫人病逝。曾纪泽先后丁父母忧，丧服满后，始于光绪三年（1877年)入都以承袭侯爵的身份请觐。翌年得诏命以一等毅勇侯四五品候补京堂充出使英法钦差大臣。

1880年，被命为出使俄国大臣，同年因交涉修改崇厚所订《里瓦基亚条约》，争回部分权利，名声大振。曾纪泽曾著有《中国先睡后醒论》，提出当时中国在对外交涉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要：

“申明中国统属藩属之权。中国管辖藩属，法本妥善，巧近日西洲每垂诞亚洲，以至藩属之事，西国屡有违言，而中国已失外藩数国今决欲鉴察藩国之所为，不任其私自专主，并且设法照顾保护，俾余国不被侵蚀。…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有干预其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

这其中，就包含如依靠外交交涉不能维护中国的利益时，则不惜以军事行动来解决的思想。他竭力制止法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即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实践。

曾纪泽于1878年底到法国首都巴黎就职，1879年底，他闻知法国欲大举进犯越南北圻，就到法国外交部，面向外交大臣佛来西尼声明，越南系中国属邦，一面询问法越两国有何矛盾？

佛来西尼答复法越两国并无不和之事，中国不必疑虑。曾纪泽并没有让法方的几句空话骗住，他仍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于1880年6月致函总理衙门，建议清政府对此事早作决策，以防范未来的变故：

“法人谋据安南，…推蕴蓄久者其发必烈，异日事端之起，必有突如其来之势，使人猝不及防。”

可能总理衙门没有回答他。

光绪七年初，曾纪泽已取得修改俄约的成功，气概正盛，对待法越问题的态度有了不同，表示更加积极干预。

当他得知“近来复有传闻贵国将欲发兵前赴越南，或谓业已发往”，于是照会法国外交部称：

“本爵大臣不胜疑虑之至。不知此等传言是否有因，又不知自本爵大臣询明贵部以后，贵国之意有无变更之处。”

并声明：

“越南国王既受封于中朝，即为中国之篱屏，倘该国有关系紧要事件，中国岂能置若罔闻？”

曾纪泽是到俄国修改《里瓦基亚条约》时，接到法国驻俄公使商犀递来法国外交部长桑迪里复照的。由于桑迪里认为曾纪泽的照会所提的是“一套我们绝不能接受的理论”，遂在这个复照中明确拒绝中国有过问越南问题的权利。

接阅照会后，曾纪泽前往与商犀交涉此事，在这次交涉中，曾纪泽反复说明自已的看法：

“贵国如欲保护越南，原无不可，倘欲占据，中国岂能无言。”“我所以询问之，缘因中国于属邦关系甚重。越南地方与中国数省连界，尤关重要。徜贵国欲占其地，中国不预先申辩，将来必致有伤两国睦谊。且恐他国因此生心，推之于中国设官之属邦，亦恐他国觊觎，如英国之于西藏、俄国之于蒙古，皆难保其无事。以此观之，贵国于越南之事，中国安得不问？”“我说一句痛快话，中国不愿邻近属邦改隶西洋之国。”

这是曾纪泽交涉此事的详细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坚决反对法国吞并越南的。通过这些交涉，曾纪泽发现，法国借以侵略越南北圻的根据，是1874年法越条约，而中国要制止法国的侵略，就要从根本上否认这一条约。

回到巴黎后，他于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8月5日)到法国外交部去见桑迪里。

在会晤时，他向对方明确表示：

“贵国与越南所定之约，中国碍难认之，且越南国王并未奏明中国。如贵国在该处有何意思，务与中国先行商议，以免碍难之事。”

几番交涉，曾纪泽察觉法方对他的敷衍拖延，认识到单凭外交交涉可能难以解决问题。八月初一日，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主张中国对法持强硬态度，“示形以慑敌”。

九月初二日又函称：“此时法之魄力实不能远兴重兵，以求逞于吾华。”

曾纪泽这种把外交交涉转变为军事对抗的建议，深深地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清政府终于决定援越抗法的原因是很多的，但过分相信刚刚取得修改俄约胜利的曾纪泽的看法，以为中国海军可以与法国侵越海军抗衡，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实，这是过分乐观的看法。当时，虽然自同治年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新式海军舰队，但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

至中法战前，北洋水师的主力只有“超勇”、“扬威”两快船，“镇东”等六炮船，新购的“定远”等舰尚未运回；南洋水师则有“靖远”、“开济”等大小舰船12艘，其余较大的“南瑞”、“南琛”、“保民”二舰尚未归队服役；至于广东水师就更差，早在光绪八年福建水师遵旨拨济其“济安”、“飞云”二舰，即已强过广东水师本身所有的舰只了。

而拥有舰只最多、军力最强的福建水师，它的主力就是后来在马江之战被轰沉的诸舰。所以，即使将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也还不是法国侵华海军的对手。因此，曾纪泽所谓中国出动海军军舰就能慑服法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清醒地看到中法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曾多次奏称：中国“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速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

但总理衙门及张佩纶等一批清流派官员却为曾纪泽的说法所迷惑，极力鼓吹出动中国海军与法国海军对抗，这种意见并在当时成了主流观念，影响了清政府的军事战略决策。

主意拿定以后，八月初六日(9月28日)，曾纪泽到法国外交部与桑迪里晤谈，口气就已不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概。

嗣后，曾纪泽与法国外长法来西讷、刚必达、沙梅拉库、茹费理交涉时，都坚持以不承认1874年法越条约为前提。

曾纪泽以及清流派等一些少壮官员，他们的青年时代及步入仕途期间，恰逢中国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时期，亲眼目睹中国逐渐有了用洋枪洋炮装备的陆军和用新式军舰装备的海军，国防力量的增强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助长他们与侵略者对抗的愿望。

对俄交涉争回部分权益的事实更增强他们的抗争信心，使得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改变对待法国侵略越南一事的消极态度。

不过，他们激情有余，经验不足，把法国对于越南的侵略仅只看成是寻常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对于中法越三国的国情和力量对比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盲目贬低经过普法战争惨败后的法国国力，因而对有利的因素强调得多些，对不利的因素想得少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对方的力量，轻率地把外交斗争改变成军事对抗，以为只要中国作出兵姿态即可吓退法国侵略者，就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其结果是把局势推向后果严重的战争，这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负责态度，这说明他们只能敏锐地提出问题却还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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