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战争

君达看文物 2024-11-08 04:47:32

战争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民族、国家等相互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手段,以达到一定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的冲突形式。

其主要特点包括:

• 暴力性:通过武力对抗,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毁等。

• 组织性:通常有双方或多方的武装力量参与,有着一定的指挥体系和作战计划。

战争的起因往往较为复杂,常见的有:

• 领土争端:对特定区域的归属权存在分歧,比如历史上诸多边境冲突。

• 资源抢夺:为获取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引发战争,像中东部分地区的冲突与石油资源密切相关。

• 政治矛盾:不同政权、政治集团间理念不合、权力争夺等,如一些国家的内战或政权更迭战争。

• 民族宗教矛盾:不同民族、宗教群体间的信仰差异、利益冲突等导致战争,例如巴尔干地区曾经的冲突就和民族宗教因素有关。

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人员伤亡:大量士兵和平民丧生、受伤,家庭破碎。

• 经济破坏:基础设施被摧毁,生产停滞,经济发展受阻。

• 社会动荡: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治安恶化,民众流离失所。

从古至今,世界上发生了无数次战争,不同战争在规模、持续时间、作战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的漫长年月,史称先秦时期,是中国冷兵器时代战争一包括战争理论、战争方式及进行战争之军队、兵器等,由原始形态逐渐到成熟的发展阶段;也是当时社会通过征服、兼并战争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发展阶段。出现不少卓越军事家,创造许多典型战例,且确立了对现代战争仍有启示作用的东方战争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战争发端于传说的“三皇”时代,形成于“五帝”时期。见诸文字最早的战争为神农伐斧燧之战,其后是部落联盟间规模最大的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至顓顼、尧、舜、禹时,战争日多,史不绝书。禹以前部落联盟领袖由部落首领选举产生,联盟有简单的管理机构,领袖、首领有数量不多、已具有军队性质的“营卫”队,战时即为战斗骨干。作战方式极为原始,由首领率领全体或部分志愿人员,使用由生产工具转化来的石、骨、木质兵器,蜂拥而上,进行群体格斗。交战胜负,决定于参战人员的数量、体力状况及勇敢程度。为保卫部落不被侵袭,居地周围筑有壕、墙。禹时,联盟所在地已建有原始城堡,既能起遮蔽、障碍作用,又可在上面观察、指挥和射箭、投石;在作战类型上,除“战”外,开始出现了“攻”与“守”的雏形。

前21世纪,最后一个选举产生的联盟领袖禹死后,其子启以武力击灭益及有扈氏等反对势力,确立了夏王朝。由夏经商至西周灭亡的1400年,是中国古代战争缓慢发展的时期。商中期前的战争,主要有羿、寒浞之乱,少康中兴及商灭夏之战等。平时仅有以贵族为主组成的王室亲卫部队,战时依所需兵力召集氏族、方国人员组军出征。军队以使用石兵器之步兵为主,有少量战车。战斗时,贵族指挥官乘战车位于部队中央,亲卫部队列于前后,成员不一之族军列于左右,接近至弓箭有效射程时,一面射箭,一面冲锋。指挥官击鼓督战。

商中期后的战争,有武丁攻鬼方、纣攻东夷、周成王东征淮夷、昭王南征荆楚、穆王西征犬戎等。军队已装备青铜兵器,战车增多,发展为车、步两兵种,分别编组,协同作战,并出现了密集方阵战术。“立卒伍,定行制:正纵横”(《司马法·严位》,以发挥整体功能。通常步兵列阵于前,战车列阵于后,组成广正面之大方阵。指挥官以金、鼓、旗帜等听视信号指挥战斗,强调队形严整。每前进一定距离,即停止整顿一次队形,军队只能在平坦开阔地形作缓慢的直线运动,实施正面攻击。

周灭商牧野之战,战车机动性、冲击力得到发挥。此后,战车兵成为军中主兵,步兵成为战车属兵。随着战争的增多与发展,人们对战争一般规律有所认识,从而产生了争取胜利的古代战略思想。如鸣条之战,已初步认识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采取争取民心、用间等措施,并注意选择有利的进攻时机;周灭商之战,制造假象,麻痹敌人;周公东征,更能采用先弱后强的战略等。经验积累,使感性认识升华,形成战争理论,有了《令典》《军志》《军令》等早期兵书等

自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前453年三家分晋的春秋时期300余年,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竞建常备军。为争夺劳力、土地、兵源及对别国的控制权,战争日趋频繁,较大的战斗约400余次,主要是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迅速发展的时期。军队沿袭西周,仍为车步合编,以乘为基本建制单位,每乘战斗人员由25人增至75人,大国兵力由1000乘增至4000乘,进入繁盛的车战时代。由平王东迁至前686年齐桓公称霸前的85年,战争尚少,约60余次,主要是郑庄公图谋霸权的战争,是争霸战争的序幕阶段。战略发展不明显,战术却有新的发展。

如北制之战,郑庄公以主力正面迎敌,以一部兵力迂回敌后攻击,是战争史上已知的首次见诸文字的运用迂回战术的战例;又如郑抗北戎之战,郑庄公以一部兵力佯败诱敌,以主力设伏聚歼,是早期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战例;再如葛之战,郑庄公先以左、右军投入战斗,击敌之弱,尔后再将中军投入,集中全力合击周王室中军,是较早在战术范畴中实施避精击怠、先弱后强的战例。

由齐桓公霸诸侯至前546年弥兵之会的140年,战争最为频繁,约230余次,主要是齐、晋、楚、秦争夺控制中小国家的霸主地位之战,是争霸战争的高潮阶段。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时间相对延长,有时一次战争需在不同地点连续进行若于次战斗方能决定胜负。卓越的军事家开始认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认识智力的重要作用,于是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战,反映智力与谋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得到飞速发展。

如齐桓公富国强兵、尊王攮夷的国家战略,即在认识战争与民众、政治、经济相互关系基础上制订的,是中国古代战略的核心内容;又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退避三舍、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是从错综复杂的形势出发,针对各国决策者的心理,运用外交手段争取盟友,削弱对手,使战略形势转化为对已有利后再进行决战的著名战略。

齐桓公也曾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但与晋文公的外交相比较,后者有质的飞跃。后人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较准确地反映了战略战术思想的发展。由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转化,是中国古代战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再如楚庄王“止戈为武”和防骄备战的国防战略思想,晋悼公“三分四军”的疲敌战略,以及晋的联吴制楚,楚的联秦制晋、联越制吴等联盟战略,均为古代战略的新发展。

此外,长勺之战的敌疲我打战术,乘丘之战的心理威慑战术,灭庸之战的示弱骄敌和分进合击战术,以及鄢陵之战的“塞井夷灶”、“退而击之”,王官之战的“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等,皆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战术的内容。由弥兵之会至三家分晋的93年,战争渐少,约100余次。中原大国内部夺权斗争日趋激烈,无力向外发动大规模战争,新崛起于东南地区的吴、越,开始向中原扩展,是争霸战争的尾声阶段。两国地处水网地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所以舟师成为重要兵种。

吴、楚及吴、越间战争,不少为水上战斗,或水陆联合作战。因舟师初建,故战船分类、编组及战法上受车战影响尚多。吴舟师攻齐之战,船队曾渡海至山东半岛,可见舰船续航力、耐波性及舟师成员航海技术已达相当水平,可谓中国古代海军。吴楚柏举之战前,吴国大夫伍员曾采用疲敌战略,但已较晋悼公时有较大发展。晋军目的为疲惫楚军,使其无力来争,中心思想是避免主力决战;吴则视疲敌为削弱楚军及诱其失误之手段,目的在于创造战机进行决战,二者有消极与积极之别。笠泽之战,越王勾践采用两翼佯动、诱敌分兵、尔后集中兵力突击吴指挥中枢的战术,是战术上的创新,亦为渡江进攻成功的早期战例。

战争实践的发展,促使战争理论发展,出现了系统化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它从军事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克敌制胜的一般战争规律。主要内容有“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战争观;以道(政治)为首的“道天地将法”的多因素制胜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料敌定谋先决条件说;“兵者诡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制胜战略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争取主动权和强调突然性的战术思想;以及“虚实”、“奇正”、“分合”等等作战原则。《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古代战争理论名著,对现代战争仍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经过争霸、兼并战争,三家分晋之后,春秋初期的150 余国,仅余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大强国及鲁宋、郑、卫、中山、巴蜀、义渠等20余中小国家。由此至秦王朝建立的233年,各国为扩大疆土,战争极为频繁、激烈,史称“战国”。相当规模的作战,共230余次主要是大国争取天下统治权的统一战争。

杀伤力大的铁兵器及弩,装备于军队;各国先后实行郡县征兵制,文武分职,军权集中,有了专职军事将领及独立军事指挥系统;军队发展为步、车、骑、水四兵种,战争进入诸兵种合同作战的时代。各国兵力远较春秋为多:大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争规模也远较春秋为大:伊阙之战秦军歼灭魏、韩联军24万;济西之战燕军连“下齐城七十余城”;特别是长平之战,秦军歼灭赵军45万。大规模的作战,一般均为全国动员,带有总体战性质,为在频繁、激烈战争中图生存、谋发展,各国。

相延揽军事人才,不少卓越军事家出身于士阶层,受良好的教育,并注重研究战史及兵法,有的还写过奇书。因而,战国时期的战争理论及作战指挥艺术,均前有较大的提高,战争方式亦有很大改进。由三家分至公元前414年的40年,战争甚少,仅发生10余次中原诸国先后整顿内部或进行改革,是战国战争的准备阶段。由最早变法的魏国向外扩张至前370年的44年,较大的作战50余次,魏参加27次,胜20次。在西方夺取了秦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迫其退守洛水,在北方越赵击灭了中山(今河北中部)在东方深入至齐长城之内,在南方攻占了楚之榆关(今河南中牟南)、大梁(今河南开封)等战略要地,是魏国称雄中原的阶段。

魏将吴起的成就,基本上可代表这-时代的战争水平:在战争观上强调“人和”,认为政治上团结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主张以最少次数的战争达到战争目的,反对穷兵黩武,认为频繁进行战争,即使每战皆胜亦将耗尽国力带来灾难。在战略战术上:强调料敌、应变,因形用权,认为“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尤为突出的是在军队建设方面,创造了由应征人员中选募常备军--武卒的制度,入选者免全家赋税并分配土地房屋;按士卒特长进行编队,以利于发挥寺长及根据战术需要使用部队;还采用了财物奖赏与誉奖励相结合的新方法,以激励士气。

河西之战,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方众”(《吴子·士》,创造了战国时期以少胜多的最早战例,据说“此士之功也”。魏国称雄中原的主要原因除重用人才,最早改革,并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的“武卒”军队外,在战略上与韩、赵结为联盟,亦为重要因素。由于利害矛盾,三晋分裂,齐、秦相继改革、强大,魏成为各国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之魏贵族恃功排他,一些优秀军事人才外流,如吴起奔楚、商鞅投秦等,以前318年浊泽之战为转折,魏霸业开始下滑。

由此至前284年济西之战的86年,较大战事80余次,魏参加41次,败33次,而秦参加48次,胜44次,齐参加20次,胜11次,是秦、齐并霸西东的阶段。能代表这一时期战争发展水平的军事家,主要为孙膑、赵雍。孙膑创造了类似现代运筹学中博奕原理的“三驷之法”,在桂陵、马陵两战役中,创造了“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的著名战法。其主要成就在于:能在战略上正确地选择有利的作战时间和空间,“阴结韩之亲,晚承魏之弊”

《战国策·齐策一》),攻其必救以调动敌军在自己预明的战场作战。在战术上根据敌将的心理素质,因势利,运用示形、动敌等措施,使其产生错误判断,服从调从面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赵雍,即赵武王,大胆革新,打破禁锢,适应战争发展,学习敌军之长,实施“胡服骑射”,创建了独立的骑兵集团,使战争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为步、车、骑合同作战,并使机动性和突然性成为战略战术中的重要因素。

济西之战后,齐国失去与秦并立称雄实力,由此至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63年,发生交战70余次,秦参加54次,其中进攻别国51次,胜44次,是秦击灭六国、统一中国的阶段。开始时秦尚无长期战略方针,随形势发展变换进攻目标。楚人范睢入秦后,开始执行“远交近攻”、“连横破纵”战略。蕞之战击败合纵攻秦的五国联军,六国再也无法联合。

秦始皇执政后,用大臣李斯之谋,加强外交游说、贿赂、离间等策略,分化瓦解各国内部的团结,用以配合武力进攻,从而加速了消灭六国的战争进程,迅速获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大将白起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这一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伊阙之战,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术歼敌24万;长平之战以佯败诱敌,使其脱离既设阵地,尔后分割包围战术,歼敌45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长平之战反映了战争自身发展概貌,与战国初期相较,兵力多、时间长、战场广、残酷性强。

双方阵地正面皆达数十里,交战半年以上,赵军死亡45万,秦军亦伤亡过半。白起的作战指导特点:一是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二是为达歼灭战目的强调追击战,穷追猛打,较孙武的“穷寇勿追”及商鞅的“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商君书·战法第十》),显然前进一步。

三是重视野战筑垒工事,先诱敌军脱离设垒阵地,再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防其突围。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指导前所未有。同时在作战类型上已出现了野战防御。此外,就整个战国时期战争而言,在激烈的多角斗争中产生的、代表联强击弱及联众击强的“连横”“合纵”战略;即墨之战齐将田单依据民众、民族、军队、将帅心理因素而采取的诱敌行暴、火牛突袭战术等,都超过了春秋。总之,战国时期的战争,在外交、用间运用上,在攻击方向、攻击目标、攻击时间的选择上,在示形、佯动以及心理战的运用上,均已达到较高阶段。

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中国古代军事学出现空前兴盛、繁荣局面。《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兵书专著接连问世,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论述各自的战争观及战略战术主张。特别是《墨子》之《备城门》十三篇,对守城战术、技术,如城防体系、障碍配系、侦察警戒、守城战具、兵力部署、攻守城战法等,均有具体的论述,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最系统的守城战术、技术专著,此后冷兵器时代的攻守城战法,基本上均源于此

古人对战争有诸多评价,以下是一些常见观点:

反对战争,渴望和平

• 孔子:“子之所慎:齐,战,疾。”把战争与斋戒、疾病并列,认为应慎重对待,体现对战争的审慎态度,侧面反映出希望和平少战的想法。

• 墨子:倡导“兼爱”“非攻”,明确反对侵略战争,认为战争会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主张各国和平共处。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 孟子: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认为进行正义战争,行仁政的一方会得到更多支持,能取得胜利;反之,非正义战争不得人心。比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在他看来是顺应天道的正义之战。

战争是国家大事,需谨慎权衡

•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战争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决策要极为慎重,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

战争能推动历史发展

• 司马迁:在《史记》记载诸多战争,如秦统一六国的战争等,虽未直接明确评价战争推动历史发展,但从客观记叙中可看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朝代更迭、疆域变化等,推动历史进程。

古人对战争的评价是多元的,既看到其残酷破坏性的一面,也认识到在特定情况下战争对国家、历史发展的影响等。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以下是一些比较典型的:

1. 牧野之战:发生于商朝末年,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的决战。周武王方面兵力约4.5万,商朝军队约17万(也有说法是70万)。最终商全军覆没,帝辛(商纣王)自尽,周朝取代商朝,确立了统治地位。此役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2. 柏举之战: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孙武、伍子胥率领的吴军仅3万,对阵楚国的20万大军。吴军千里奔袭,五战五胜,攻入楚国都城郢都,使楚国遭受重创,这是孙武军事指挥艺术的杰出体现,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

3. 阴晋之战: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率领5万魏军击败了秦国的50万大军。吴起通过巧妙的战术安排和对士兵的激励,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魏国的威望。

4. 伊阙之战:发生在战国时期,秦国将领白起率领12万秦军对阵韩魏联军24万。白起利用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先战的心理,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全歼韩魏联军,为秦国东进中原奠定了基础。

5. 巨鹿之战:秦末大起义中,项羽率领数万楚军(后期各诸侯义军也参战)同秦名将章邯、王离所率四十万秦军主力在巨鹿进行决战。项羽破釜沉舟,以大无畏精神在各诸侯军畏缩不进时率先猛攻秦军,带动诸侯义军,一起最终全歼王离军,并于八个月后迫使另二十万章邯秦军投降。从此项羽确立了在各路义军中的领导地位。

6. 官渡之战: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曹操军约2万与袁绍军约11万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继而击溃袁军主力,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7. 赤壁之战: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孙刘联军约5万,曹军约20余万(曹操号称8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8. 合肥之战:三国时期,曹魏名将张辽率领7000守军,成功抵御了东吴孙权率领的10万大军的进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曹军的士气。

9. 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陆逊率领的东吴军队约5万,对阵刘备的蜀汉军队约8万。陆逊采取坚守不出、疲敌制胜的策略,最终在夷陵一带火烧连营,大败蜀军,使蜀汉元气大伤。

10. 淝水之战:发生于公元383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东晋仅以8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实则仅二十多万)前秦军。前秦苻坚在战争中决策失误,且内部民族矛盾复杂,导致军队在战败后迅速崩溃。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南部。

11. 虎牢关之战:唐朝武德三年(620年)七月至四年(621年)五月,秦王李世民率军在洛阳、虎牢关(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各个击破王世充军(郑军)、窦建德军(夏军)。李世民仅用3500名玄甲精兵为前锋增援虎牢关,结果大破窦建德十余万众,窦建德仅率数百骑逃遁,随后,洛阳的王世充也被消灭。

12. 鄱阳湖之战: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朱元璋军队约20万,陈友谅军队约60万。朱元璋乘陈友谅军久攻坚城受挫,分兵据守鄱阳湖口,先断其退路;继集中兵力,巧用火攻,歼其主力;后水陆截击,全歼陈军于突围之际,为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是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也是继赤壁之战后的又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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