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蒂文·哈恩
美墨战争以美国获胜，墨西哥割让大片领土，美国在太平洋沿岸获得坚强的立足点，从而深度参与东南亚、东亚贸易，获取巨大利益告终。这场战斗中，美墨两国政坛上的内斗戏份远比战场上多，战争只持续极短时间，但美军却出现较大伤亡，伤亡数用时间来平均一下，可以发现美墨战争居然是美国损失最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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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于1846年5月的美墨战争（由国会宣战），几乎被所有人认为是一场规模不大，但为美国赢得了重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为后来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的演员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
战争持续了不到18个月，美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当战争结束后，美国夺走了墨西哥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以南格兰德河附近双方都承认的边界地带。
但事实上，美墨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代价最大、分歧最严重、政治纷争最剧烈的事件之一。
它涉及全面入侵另一个国家，而且是攻击性质的。
它需要动员大量的兵力和财政资源。
它掠夺了墨西哥人民，战争期间亦有暴行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军队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反天主教思想。
它造成了美军士兵极高的伤亡率。
它使美国征服并获取了新的领土和人民；相较于美国其他地区，这些领土和人民将是独特的存在。
它再次引发了关于美国奴隶制和奴隶主的未来的尖锐对立。
它刺激了美国社会一些最激进的政治文化。
它使新的美墨“边境”剑拔弩张，混乱、暴力和军事行为一时无法消除。它在最根本的方面提出了大陆帝国的问题。
美国对太平洋的野心
波尔克总统在给国会的战争咨文中没有提及获取领土的问题，而是把墨西哥描述为挑衅者，因为墨西哥“入侵了我们的领土，并让美国人在美国的土地上流血”，并要求国会“承认战争的存在……虽然我们已经为避免战争倾尽全力……但是（请国会）准许行政部门积极备战”。
可是，当国务卿布坎南为避免欧洲的反弹而劝说波尔克明确放弃以获取领土为战争动机时，总统“大吃一惊”。
布坎南说：“虽然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而开战，但很显然，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和谈我们可以获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其他领土，这将足够抵消我们向墨西哥所支付的赔偿，还可以支付这个国家因其长久以来的错误和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发动的战争所消耗的费用。”
战前，虚胖的墨西哥
加利福尼亚毫无疑问会在第一时间被占领，而且它受到的攻击将来自几个方向。
早在1845年秋，波尔克和布坎南就向驻蒙特雷的领事托马斯·拉金发出警告——拉金在次年4月收到消息——告诉他“外国政府”可能企图“夺取加利福尼亚的控制权”，并提醒他索诺马和纳帕谷的美国移民——几百名商人、牧民、捕猎者、定居者和酿酒师——对墨西哥当局心怀不满，敦促他鼓励他们效仿得克萨斯的叛乱者。
波尔克和布坎南向他保证，他们会“被当作兄弟”。然而，真正引发叛乱的似乎是具有深厚人脉的约翰·C.弗雷蒙（托马斯·哈特·本顿的女婿）。
他当时奉官方之命率领一支陆军工程兵部队的调查队，经圣路易斯、阿肯色河和大盆地来到这里。截至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弗雷蒙为什么会出现在加利福尼亚——他以前曾在这里进行过一次类似的任务——他接到的命令是什么，以及他在随后的动乱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清楚的是，叛乱的美国人聚集在他和他的队伍周围，在1846年6月占领了墨西哥最北端位于索诺马的前哨。他们宣布成立熊旗共和国，以示脱离墨西哥。短短几天，叛军就把弗雷蒙视为领袖，准备寻求与美国合并。
合并甚至不需要正式的程序。几乎与此同时，太平洋中队在年迈的约翰·D.斯洛特准将的指挥下再次来到蒙特雷。在得知美国和墨西哥爆发了“实际的战争”之后，他奉命夺取加利福尼亚的港口。
他于7月初驶入蒙特雷湾。和之前的琼斯准将一样，斯洛特和他的部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顺利登陆并升起美国国旗。
与琼斯不同的是，他坚持认为国旗要留在那里。“从今以后，”斯洛特在没有得到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宣布，“加利福尼亚将是美国的一部分。”
太平洋中队的另一艘船迅速占领耶尔瓦布埃纳，并派士兵前往索诺马，在那里宣布斯洛特的命令，降下熊旗，升起美国国旗。弗雷蒙随后前往萨克拉门托谷的萨特堡做了一遍同样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美国人似乎将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上加利福尼亚。
7月中旬，理查德·斯托克顿接替斯洛特担任中队指挥官，并与弗雷蒙一起迅速向南进发，后者将熊旗共和国的叛军编入美国陆军加利福尼亚营。
到了8月中旬，他们成功占领圣迭戈、圣巴巴拉和洛杉矶——洛杉矶已取代蒙特雷成为首府——其间未遇到像样的抵抗。大部分墨西哥军队退入索诺拉和下加利福尼亚。
斯托克顿和弗雷蒙只在南部留下了一支小规模守军，便率大部队返回北部。
更多的美军士兵正从东面赶来。大约就在熊旗共和国的叛军进攻索诺马的同时，西部军团在斯蒂芬·沃茨·卡尼将军的指挥下离开莱文沃思堡，向800英里外的圣菲进军，打算将新墨西哥——波尔克的第二个主要领土目标——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卡尼的部队包括近30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志愿兵），还有一车车的补给品，阵容壮观。士兵穿过科曼奇里亚的一些地区时完全不用担心受到骚扰，而新墨西哥州州长已经逃到奇瓦瓦。
和斯洛特一样，卡尼也升起旗帜，宣布美国占领了这里。他组织了一个文官政府，并宣布墨西哥的新墨西哥州（Nuevo México）从此成为美国的新墨西哥（New Mexico）准州。
随后，他率领300名部下前往加利福尼亚。听说斯托克顿和弗雷蒙已经占领了沿海的主要城镇和要塞后，他命令一半以上的人返回圣菲。
美国人对天主教的刻骨仇恨
不过，当1846年12月初卡尼和他的小部队经过漫长而疲惫的行军抵达圣迭戈附近时，战局已然发生逆转，新的变化出现了。
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人在沿海城镇外的牧场重新组织起来，煽动民众表达出对美国的占领和当地指挥官的强硬政策的不满。
数周内，他们重新占领了圣迭戈、圣巴巴拉、圣伊内斯和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并迫使留守洛杉矶的阿奇博尔德·吉莱斯皮中尉签署了投降条款，然后把他赶走。
就在加利福尼亚人发动叛乱并南下的消息传到斯托克顿和弗雷蒙的耳中的同时，北部又爆发了另一场反抗，反抗军在蒙特雷和旧金山之间的萨利纳斯山谷骚扰美军。
美军经过几个月的协同行动才使这里的局势稳定下来，其中包括在圣迭戈附近的圣帕斯夸尔发生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战斗。
1847年1月中旬，《卡温加条约》签署后，加利福尼亚人放下武器，以换取权利、保护和行动的自由。
但不到一周，普韦布洛人就与新墨西哥人结盟，在陶斯发起反抗，反对美国对新墨西哥的占领。他们杀了美国人任命的准州州长，剥了他的头皮，还刺激了其他地方的秘密计划。
反抗最终被卡尼的继任者成功平息，被抓获的16名反抗分子随后被判处谋杀罪和叛国罪（不过他们从未向美国宣誓效忠），并被绞死。
新墨西哥人普遍的怨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军志愿兵的行为导致的，这不会是志愿兵最后一次激怒平民。
当波尔克总统派扎卡里·泰勒将军到格兰德河地区时，泰勒的部队大多是正规军士兵，许多人来自东海岸，大约一半是移民，主要是爱尔兰裔，其次是德裔。
他们签约五年，和当时大多数军事单位的士兵一样，既与社会主流隔绝，又要接受严厉的纪律约束。军官可以对违反命令的人采取各种形式的体罚和羞辱性的惩罚（鞭打仍然是合法的），被抓到的逃兵会被关禁闭。
在泰勒的指挥下，他们将马里亚诺·阿里斯塔将军率领的墨西哥军队赶回了格兰德河对岸，随后占领了马塔莫罗斯镇。
在那里，只入伍一年的志愿兵加入了他们，其中许多人来自西部和南部各州，几乎没有受过训练。大多数人是经新奥尔良——或许是这场战争主要的集结地——而且往往是在新奥尔良制造了严重的骚乱之后才来到这里的。
在战争中，志愿兵的人数是正规军的两倍。
不过，大部分艰苦的战斗是正规军完成的。在墨西哥东北部，科曼奇人和阿帕奇人的劫掠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一方面，印第安人连年的侵扰极大消耗了墨西哥本可能用于与美国作战的兵力；另一方面，各社区不愿意把自己的人送进墨西哥军队，因为这会使本地的防御更加脆弱。
1846年秋，中央政府在奇瓦瓦、萨卡特卡斯和杜兰戈三个州征兵以支援圣安纳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部队（他计划与泰勒作战），但没有征召到一名士兵。
“多年来，我们徒劳地呼吁人们帮助我们，把我们从摧毁国家财富的野蛮人手中解救出来，”杜兰戈的一份报纸解释说，“现在我们无法派出军队，因为……我们的兄弟或者死于野蛮人之手，或者为躲避这些狂暴的人远走高飞。”
印第安人的劫掠严重消耗了本可以用来装备骑兵和运输物资的马匹和骡子，墨西哥东北部各飞地也不再合作。
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墨西哥的军事抵抗力度会增强多少。不过，泰勒和他的部下无疑将遇到一支规模更大、后勤更有保障的军队，在恢复农村秩序和镇压游击队活动时将遇到更大的麻烦。
墨西哥平民本来未必会继续效忠墨西哥政府，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把美国入侵者看作对抗科曼奇人和阿帕奇人时的潜在盟友。
但驻守的美军志愿兵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暴行激起了当地人的反抗。
“我们的民兵和志愿兵在墨西哥犯下的暴行，可怕的暴行，即便只有十分之一属实，就足以让上帝哭泣，让每一个恪守基督教道德的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在1847年年初记录道，“当着被捆绑起来的家庭男性的面杀害、抢劫和强奸他们的母亲和女儿，这种事在格兰德河一带司空见惯。”
志愿兵多是未受运气眷顾的年轻人，纪律涣散，内部权力结构松散（他们可以选举自己的军官），即便肆意妄为也无须承担什么后果。
一名下士嘲笑他所在的团“由被遗弃的男孩组成，他们有病，不太正常，有的瘸了，有的瞎了一只眼，其他人则是60岁的男孩”，是一群“被扔到体面人当中”的“无赖（和）恶棍”。
天主教教堂成了他们纵火和抢劫的主要目标，这种亵渎行为所表达的刻骨仇恨在美国人的队伍中埋下了宗教对立的种子，并使墨西哥人得以引诱数百名大多是天主教徒的美国逃兵转投自己一方，组成了圣帕特里西奥营。
百年前，美国的天主教徒没有今天的待遇
一名来自俄亥俄的志愿兵认为，“完全可以肯定，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旨意，旨在净化和惩罚这个被误导的民族”。这名志愿兵只“希望我有权力摧毁他们的教堂……让那些贪婪的牧师、僧侣、修士和其他神职人员在公路上干活”。
美墨战争影响美国政局
对墨西哥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军事占领，再加上美国占领者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州发表的政治宣言，使波尔克最初公开否认的征服和取得新领土的问题引发了美国政界激烈的争论——可
能正如波尔克所预料的。与墨西哥之间可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异议，主要是辉格党人和一些“烧谷仓派”民主党人，他们对波尔克的侵略行为嗤之以鼻，担心战争可能带来政治和宪法上的挑战。
虽然大多数人投票支持波尔克宣战，但他们并非出于真心，或许只是因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不涉及领土问题。
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少数反对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是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俄亥俄的乔舒亚·吉丁斯——他们认为战争是奴隶主权势的蛮行，因此坚决反对。
但到了1846年8月，当美军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攻城略地，当泰勒在前往蒙特雷的途中经过雷诺萨和卡马戈时，波尔克不再掩饰自己的意图。他要求国会拨款200万美元，用于支付战争可能带来的“特别”费用。每个人都知道这与领土有关。
大卫·威尔莫特就是这样理解拨款请求的，事实证明他将成为一个令人意外的搅局者。
威尔莫特来自宾夕法尼亚，刚刚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来自波尔克的党，而且曾经支持吞并得克萨斯以及对墨西哥宣战。
但他同时也属于范布伦派，并且在拨款法案中加入了一条附加条款，规定从“墨西哥共和国”获得任何领土必须满足“一个明确和基本的条件”，即“奴隶制和非自愿奴役不得存在于上述领土的任何地方”——这些话引自《西北土地法令》。
威尔莫特提出的附加条款——后来被称为他的“附文”——似乎得到了其他一些反对奴隶制的民主党人的支持。
然而，威尔莫特不是废奴主义者，他更希望“给自由的白人劳工留下一个公平的国家、一份丰厚的遗产，与我属于相同种族，拥有相同肤色的劳动者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在这里，不用忍受黑人奴隶制给自由劳工带来的羞辱”。
讽刺的是，他把他的附文称为“白人条款”。它险些获得通过——在众议院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参议院被否决了（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者）。
因此，征服新领土肯定会再次引发人们对奴隶制在一个重组的而且领土大幅增加的美国的未来的争论，但问题并不止于此。
其他一些严重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同样表明，在整个政治领域（不管在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种族主义多么根深蒂固，帝国野心将带来多么大的麻烦。
美国从墨西哥购买或夺取的领土在未来的地位如何？它是否会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下成为准州，并像路易斯安那那样逐渐被划分为几个州？它是否将永远是准州或受联邦直接管辖的“属地”？还是说，它只是占领地，不会和美国合并，而是由联邦任命的军政长官和其他文官以及部分军队管理，就像英属印度那样？
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呢？他们能否得到与其他美国人一样的待遇，享有相同的权利并承担相同的义务？还是说只有某些群体才有这样的机会？抑或根本没有机会，而是沦为某种形式的附庸？
加利福尼亚似乎很可能会按照路易斯安那的模式加入美国，因为原先生活在那里的墨西哥公民很少，而且美国的军官似乎从战争一开始就打算让加利福尼亚走这条路。
卡尼将军已经宣布新墨西哥为美国准州。但墨西哥东北部或更接近政治中心的领土呢？美国是否应该寻求占领整个墨西哥共和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规模领土征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波尔克在取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格兰德河之后，最初打算利用墨西哥东北战场来展示美国的军事优势，以打击墨西哥人的士气，迫使他们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
然而，虽然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尤其是在蒙特雷、奇瓦瓦和布埃纳维斯塔（圣安纳本有机会在这里击败泰勒），但墨西哥政府仍然拒绝谈判。
因此，美国必须制订新战略，将军事行动的目标定为远在南方的墨西哥城。如果美军在那里取得一场大胜，墨西哥人很可能放弃抵抗。
新战略于1846年秋完成制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美军决定调整进攻方向，由墨西哥湾的港口城市韦拉克鲁斯发动攻势，重演16世纪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征服行动（否则部队将不得不穿越内陆地区延绵数百英里的沙漠和山脉）。
美军攻占墨西哥城
波尔克没有选择泰勒，而是选择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来指挥这次行动。
其实不管是斯科特还是泰勒，都不受波尔克待见。就像大多美国军官一样，两人都是有政治抱负的辉格党人，与总统的工作关系都不佳。
内阁和其他幕僚怀疑泰勒的能力，因此波尔克勉为其难地选择了斯科特。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1847年4月，斯科特的部队在韦拉克鲁斯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两栖攻势（这是美国人在二战前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攻击）。经过几天的狂轰滥炸后，斯科特的部队占领了该镇，然后往西向墨西哥城进发。
战斗有时十分激烈，因为险峻的地势和游击队的骚扰（有些是墨西哥政府组织的，有些则是自发的）几乎切断了斯科特的补给线，他的部下只能就地取给。
虽然困难重重，而且沿途不断有服役期满的志愿兵离开队伍，但斯科特还是奋力向前，于9月初进入墨西哥首都。
根据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威灵顿公爵的判断，这次战役“在军事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斯科特因此跻身最伟大的美国军人之列。
攻克墨西哥城的温菲尔德·斯科特
斯科特的成功刺激了美国的帝国野心。占领墨西哥城不仅使美国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同时也增加了征服领土的机会，远远超出战争开始时联邦官员的设想。
一些人——他们发起的运动后来被称为“全墨西哥运动”——要求把整个国家当作和平谈判的条件，少数人甚至开始觊觎整个中美洲。
不出所料，为首的是南方、西部和东部的民主党人，《布鲁克林鹰报》的编辑沃尔特·惠特曼认为“5万名新兵……将使人们尊重我们的权威”。一些军官也赞成永久占领。
这场运动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参与者。创办了《国家时代》的废奴主义者加梅利尔·贝利希望效仿英国的先例，把帝国和解放奴隶联系起来。他的计划是为墨西哥各州提供加入美国的机会，选择这样做的州可以“在与原先各州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加入联邦”。
他认为，这将“最终确定我们的大陆边界，使我们的帝国在南方获得4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使自由成为北美大陆根本的、不可动摇的法律，使共和主义永远占据上风”，这样美国便“不是一个抢劫姐妹共和国的匪徒，而是其最大的赞助人”。
并不是只有贝利把被吞并的墨西哥领土想象成护栏，用一个波士顿人的话说，它将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可以阻止“奴隶制向南扩张”。
他们提醒读者，墨西哥已经废除并且不可能再恢复奴隶制。因此，就构建一个“自由劳工”的帝国而言，还有什么比吞并墨西哥更好的方法呢？对于许多支持奴隶制的扩张主义者来说，这就是关键所在。
佐治亚的《奥古斯塔编年与前哨报》认为，全墨西哥运动鲁莽而危险，而且贻害无穷。“你们希望受1000万人的支配吗？他们对你们充满敌意，首先将你们视为敌人和征服者，其次视你们为那套制度的支持者。”
奴隶主利益集团的其他人，尤其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整个西南部的奴隶主，往往持更具歧视性的立场。他们倾向于吞并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墨西哥东北部的州，因为那里人烟稀少。
但是，他们不愿意向更南边推进，因为那里的居民更加稠密，治理难度更大。那些地方不仅可能对奴隶制构成威胁，而且居民融合也困难重重。
南卡罗来纳的约翰·C.卡尔霍恩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他警告说，等待吞并主义者的将是文化和政治的泥潭。
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宣称，美国“只吞并过高加索人种。吞并墨西哥将打破先例，因为墨西哥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纯种的印第安人，而到目前为止剩余的人口中大部分是混血。我们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
卡尔霍恩的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得到广泛认同。
北方和南方的辉格党人，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多么严重的分歧，此时都怀疑美国的制度能否在墨西哥的领土上扎根，或者他们眼中的未受教育的、堕落的、落后的、迷信的民众是否能够被美国公民和政治社会接纳。
甚至连有反奴隶制倾向的辉格党人也对吞并一块被天主教徒和“劣等种族”占据的土地抱有疑虑。民主党人类似的担忧尤其能说明问题。
《民主评论》曾高呼“天定命运”，此时它惊恐地指出，虽然美国拥有“巨大的自然财富”，但“（墨西哥）并入美国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这将增加500万“无知懒惰的、未完全开化的印第安人”，以及150万“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人，这是英国奴隶贸易的残余”。
“我们不想要墨西哥的人民，无论是视其为公民还是附庸，”密歇根的刘易斯·卡斯告诉国会，“我们要的只是他们名义上拥有的一部分领土，那里通常没有人居住，或者即便有人居住，也只有很少的人，而且人口很快就会减少，或者认同我们。”
墨西哥为镇压印第安人谈和
全墨西哥运动在墨西哥国内可能也有一些支持者。墨西哥精英阶层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旦墨西哥成为美国的被保护国，他们可能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当美国军队从几个方向逼近墨西哥时，激烈的派系斗争如何困扰着墨西哥政府。
墨西哥人是否应该冒着军队被全歼，整个国家被占领的风险继续战斗？他们是否应该以长期游击战的方式逐渐消耗美国人的力量？他们是否应该邀请欧洲人出手干预，要么重组整个国家（也许建立一个君主国），要么进行调停？或者，他们是否应该寻求和谈？
不过，一旦选择和谈，就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大幅改变他们的边界。
1847年9月，墨西哥政府逃离墨西哥城，逃到了北面约100英里的克雷塔罗，希望签订和平条约的温和派掌控了局势。
首都的沦陷和再次担任总统的圣安纳的辞职，是温和派能够掌权的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下层的暴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军队前去抵御入侵的美国人，民众趁机发起暴动。尤卡坦的玛雅人暴动被该州州长称为“野蛮的、灭绝性的战争”，令当地精英——他们同样有分离主义倾向——惊恐万分，他们要求美国出面干预（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在普埃布拉、圣路易斯波托西和韦拉克鲁斯的瓦斯特克地区，农民在酝酿暴动。在塔毛利帕斯，庄园被烧毁，地方领袖被杀。
自由派和保守派虽然在其他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对持续的社会动荡均忧心忡忡。到了1847年年底，随着新的温和派总统当选，他们决定与美国议和。
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少。无论进一步的征服对一些扩张主义者来说多么诱人，美国也已经没有更多的军队和资金了。
虽然波尔克在1846年夏设法获得了拨款（最后为300万美元），但到了第二年夏天，再次获得额外财政支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在1846年的国会选举中，辉格党以极小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不过，更重要的或许是，辉格党的胜利体现了公众对战争的态度的转变。
两党都对吞并格兰德河以南的墨西哥领土表示不安或彻底反对，这使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变得没有意义。
而对墨西哥领土的占领同样使美国不堪重负。在1847年12月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波尔克承认“墨西哥人普遍对美国抱有敌意，并利用一切机会对我们的军队实施野蛮的暴行”。他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
在韦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之间的走廊，以及北部地区，美军指挥官不得不派出大量士兵防备墨西哥的游击队，但收效甚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墨西哥的长期占领表示担心，转而希望和墨西哥谈判。
波尔克意识到，自己的回旋余地正在迅速缩小。事实上，上一年春天，他曾派遣特使尼古拉斯·特里斯特与斯科特一起寻求缔结和约。
总统坚持要求割让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并将格兰德河定为得克萨斯的西南边界。他还希望获得下加利福尼亚和渡过南部特万特佩克湾的过境权。作为交换，美国将支付1500万到2000万美元，并承担美国公民对墨西哥的个人索赔。
特里斯特起初进展不大，当墨西哥城沦陷后，波尔克变得更加贪婪，而且对与斯科特——仍是波尔克的死对头——走得越来越近的特里斯特愈发不满。
但随着温和派上台，特里斯特看到了机会，他无视华盛顿的召回令，开始谈判。1848年2月初，双方在伊达尔戈的瓜达卢佩镇签署了一份条约。随后，特里斯特将条约交给了波尔克。
波尔克对特里斯特非常愤怒，但考虑到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他毫无办法。波克尔迅速与内阁讨论了该条约，并将其送交参议院批准。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该条约后来被这么称呼——满足了波尔克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大部分东西。
墨西哥政府将上加利福尼亚（包括圣迭戈湾）、新墨西哥（希拉河以北），以及得克萨斯努埃西斯河和格兰德河之间有争议的土地割让给美国。
美国从墨西哥夺取的土地
美国政府同意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承担美国公民的个人索赔，并将“以强力手段限制”印第安人“入侵”现在的美国领土；如果“无法阻止”，将给予“惩罚”（第11条），作为预防“野蛮部落”对墨西哥东北部造成损失的措施。
美国还承诺禁止美国居民购买印第安人俘获的墨西哥人或其他外国人，并将营救“自己领土内”的俘虏（或任何其他“被盗财产”），“将他们送回本国，或交给墨西哥政府的代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对各种形式的印第安人奴隶制的打击，与美国盛行的《逃亡奴隶法案》正好相反。没有任何一个受影响的原住民部落参与缔结和约。
更麻烦的是居住在新吞并领土上的大约10万墨西哥人的命运，其中就包括被墨西哥视为公民的印第安人。
该条约允许他们留下或离开，但要求他们在条约批准后一年内选择“是保留墨西哥的公民身份和权利，还是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和权利”。
不管怎样选择，他们的“自由和财产权都将得到保护，宗教自由也将得到保障”。不过，那些放弃墨西哥公民身份的人何时才能“根据宪法原则享受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还要由国会在“适当的时候”决定。
换言之，无论措辞多么令人鼓舞，留下来的墨西哥人的身份必然是模糊的、不稳定的，因为美国政府实际上将新的西南边境地区的许多居民视为其忠诚心值得怀疑的逃犯、入侵者和非法越境者。
美墨战争引爆美国政坛多组矛盾
因此，这场战争可以说同时体现了美国帝国野心的回报和为此付出的代价。
随着《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的缔结，美国的领土横跨北美大陆，美国如其大多数领导人一直追求的那样，在太平洋沿岸取得了强有力的、牢固的立足点，拥有众多优良港口，可以参与东亚和南亚蓬勃发展的贸易。
美国牢牢控制了得克萨斯及其广阔的棉花田，边界也符合此前的要求。以新奥尔良为中心的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正在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的中心，而这个帝国正在寻找征服南方其他地区的机会。
然而，帝国野心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可以无视。一个想象中的帝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前景足以吸引大多数美国人，但建立帝国的实际过程充斥着严重的对立和矛盾。
仓促占领如此广阔的领土，挑动了那些希望建立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的人的经济敏感神经；
为获得领土发动侵略战争，挑动了那些认为美国代表着一种与好战的欧洲截然相反的模式的人的外交敏感神经；
奴隶制和奴隶主权势的扩张，挑动了那些坚持将“帝国”等同于“自由”的人的道德和政治敏感神经；
允许不同种族的新人口加入美国，挑动了那些致力于建立一个“白人共和国”的人的种族和宪法敏感神经。
新英格兰信仰一神论派（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超验主义者西奥多·帕克认为美墨战争是“卑鄙而邪恶的”，但这反而可能会使“整个大陆”被美国“通过一个拥有更加优越的思想和更好的文明的上等种族的稳步发展，通过商业、贸易和艺术，通过比墨西哥人更好、更聪明、更人性化、更自由、更有男性气概的治理模式”“恰当地占有”。
对于被施“恩”的对象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但也有一些人付出了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忘却了。
美国士兵在外国的土地上进行掠夺、破坏、杀戮，不仅给墨西哥军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他们自己也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在美军中服役的人，无论是正规军还是志愿兵，有超过一成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死亡（绝大多数是病死），超过两成的人因各种原因致残。
考虑到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很短，它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也为后来各种形式的帝国冒险主义者敲响了警钟。
本文节选自《美国的内战与重建：1830-1910》，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全面介绍了1830年到1910年美国政治和经济的转型，对今日尤有启示，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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