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杭州市解放了，作为浙江省直属县的杭县也同时解放了。市军管会的军代表接收了国民党杭县县政府。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必须有效地控制交通要道。为此，杭县县委组成了由县委副书记殷俊同志为队长、区委书记宓兆才同志为副队长的五十余人工作队，奔赴地处沪杭铁路、沪杭国道和杭临公路相交的要地——临乔区。

工作队部驻在乔司镇。随后成立了乔司区，建立了中共乔司区委和乔司区公所，下设乔司、翁梅、大三、和睦、忠义、丁桥、方桥等乡政府。此时，乔司区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开展减租减息等工作。

正当乔司区的工作展开时，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周围土匪十分猖獗，夜间活动更是频繁。土匪利用钱塘江作掩护，白天躲在江心的船上，夜里潜上岸来，在翁家埠、南阳一带进行骚扰。他们预感末日将临，进行垂死挣扎，到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附近群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我工作队员人手一枪，随时准备与土匪搏斗。但由于人地生疏，队员夜里不能单独行动，女同志夜间下村更难。每晚还要轮流放哨，防止土匪突然袭击。这些，给工作队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为了尽快的打开局面，安定民心，工作队研究决定，立即开展清剿土匪工作。

工作队根据情报知悉，在翁家掉一带活动的土匪是国民党浙江“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小分队。如何消灭这股土匪，不外两种方式：一是集中武装力量歼灭之，但一交上火，双方都会有伤亡；另一种是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争取土匪投诚，分化瓦解消灭之。

工作队正在研究时，县公安局侦查股长杨杰提供了两个可以利用的“关系”：一个是翁梅乡的曹宝福，另一个叫周福康。这两个人不但了解土匪的情况，而且能与土匪联系。他们最近还经常到乡里反映一些情况，表明愿意靠拢人民政府。工作队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决定由翁梅乡农会主任孟兆才负责做好曹、周两人的思想工作，解除顾虑，鼓励他们为人民做点好事。

孟兆才接受这一任务后，先后找曹、周两人个别谈话，讲清当时形势，指明前途，一再阐明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经过反复教育后，曹宝福当即表示：“人民政府这样信任我，我一定为人民做些好事，争取他们投诚。”周福康有些文化，他也文绉绉地说：“人民政府深得民心坐天下，我一定改邪归正，立功赎罪，为自己留条后路。”

8月上旬的一天，曹、周二人赶到翁家埠、南阳一带，找到了这股土匪。他们向土匪头头讲清形势，并以亲身体会，说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动真情地说：“我们大家都有妻儿老小，为了自己，为了亲属，还是趁此机会，放下武器，争取人民政府宽大处理，是为上策。”

土匪小分队副，听到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再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当即表示愿意向政府投诚，但要求说明具体政策，留待他作最后决定。

曹、周二人回来报告后，孟兆才即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书记宓兆才又与殷俊进行研究，最后确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向土匪说明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欢迎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弃暗投明，并确保他们人身安全；第二，投诚后，去留自由，要回家的，立即放行，愿意留下的，另行安排；第三，明确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后台蒋介石是彻底垮台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投诚，继续与人民为敌，只有很快地被彻底消灭。何去何从，由他们选择。

孟兆才将这三条原则向曹、周二人作了交待，再由他俩转告土匪。

区委一方面等待曹、周两人回音，另一方面加强武力部署，准备一旦谈判不成，即用武力解决。过了几天，曹、周二人跑来向孟兆才报告说：“这股土匪巳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区委就具体规定了接头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由宓兆才带领七、八个同志，先埋伏在外乔司堤岸内（后乔司农场内）进行掩护。另由孟兆才带领栾守金、徐士谦、王万富及文书李恕等五人，来到外乔司堤岸边。

周围万籁俱寂，紧张气氛包围了大家。同志们不顾赶路的疲劳，稍事休息后，即按原来约定的暗号，由孟兆才拍掌二下。停了一会，听到不远的东边，亦有手掌声三下回答，这是与土匪联络上了。

孟兆才当即喊话，要他们排队过来。这股土匪共有十几人，由土匪分队副领头，一个个低着头，弯着腰，畏畏缩缩地走到我队伍面前，并将武器集中在一处，分散地坐在地下。孟兆才简要地向他们讲明党的政策，土匪分队副当场表示：“感谢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回家后，做一个守法的老百姓。”

经过清点，这股土匪共交出十支长枪、一支土枪以及二、三百发子弹。当夜，我方把这些人带到曹家浜，按照对待投诚人员政策，买了猪肉及其他蔬菜，烧好饭，做好菜招待他们吃了一餐。当天晚上将他们带到区里，第二天又转至县政府。按照去留自愿原则，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全部释放回家。

到8月中旬，这股土匪全部瓦解。翁家埠一带人民群众也得以安居乐业，乔司区的各项工作也顺利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