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尽心篇》有云：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可欲之谓善”是修养的开始；

“有诸己之谓信”——佛家讲“信根”，就是说自己的信念虽然立了起来，但是，能不能立得住？孟子所谓“志一则气动，气一则志动”，呈现的就是“志”和“气”的内在联系，没有先后，只是同时。

“志一”是拿定主意要做，“气动”是拿定主意的同时会调动整个身心来为它服务；而“气一”则是固有习气倾向哪个方向，“志动”就是身心会不自觉向上靠，虽然脑子知道那样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而且会找理由合理化。

焦虑症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人一旦陷入心灵的痛苦中整个想法都会跟着变。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存养”的过程在表相上一定是世俗眼中的“吃亏”过程，而且一点取巧的路子都没有，且这条路对治的正是取巧，你顶不顶得住？

顶不住你就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还不如一开始就不搞——你不是讨厌别人那样吗，为什么自己也变成那样？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而不自知，症结就在这里。

孟子说乐正子能坚持原则，也就到此为止了。

充实

什么是“充实之谓美”？孟子的另一个绝技是“养气”，所谓“吾善养我浩然之气”，肉身是副皮囊，充塞其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气场，人的戾气、骄气、傲气和浩然之气一望便知。

气要靠“养”，“养”是种状态，王阳明所谓“有是体即有是用”，戾气、骄气、傲气和浩然之气之四体各自起用即是四类人，只不过，前三种都起用在机心上，只有浩然之气起用在心之本体上。

理要去“证”出来，从一件具体的事务上体会到原来古圣先贤“诚不我欺”才会有疑云顿消感，否则就只是高头讲章，佛家所谓“干慧”，“慧”之一字也算大体把握了见地，但尚无骨血，这个时候人临事的状态是“知道该怎么做，但有点压力就坚持不住了”；

什么又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圣”？庄子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便是境界中实有之体悟。“充实”也是状态，那么继续“充实”下去就是一种量变产生质变的累积。如何来累积，孟子提出“集义”二字。“集”是“累积”，“义”是“义气”，把义气累积起来即是在每件事情上都要有正气，处明有，处暗也要有，人前人后都有方能一以贯之，练就气场。

机心的气场行成会让人躲着，而心之本体的气场一旦行成，就是浩然之气，靠近者会被带动着，进而被潜移默化影响着，这就是环境的氛围力量，气场就是氛围。

精气神

气足，人便可时时刻刻做自己。《易*系辞》所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污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孟子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通通为气馁之相。

神剧《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对海瑞的评价是一个具备“雷霆手段的至刚至阳之人”，敢“犯上”说明海瑞所忠于的乃是自心中的天理，所以，世俗意义上的“怕”于海瑞而言已经不存在了，这种“怕”正是长在瞻前顾后、进退维谷的机心之上。

但是，海瑞仍有私欲，也正是因为这种私欲被嘉靖抓住终令他不能如愿。这个私欲表现在第一次倒严结束的时候他向胡宗宪提出要求要去严嵩的老家分宜任知县，这个看似无畏的表现却夹杂以直邀名之心。

胡宗宪的分析说明在客观上他确实自不量力，为此事嘉靖还连夜召集严嵩和徐阶开了个碰头会，在确认这是海瑞个人的意思后嘉靖对海瑞其人的动机也就大体把握清楚了。在上疏引发的一阵山呼海啸之后，嘉靖甚至把海瑞的“贺表”发六部九卿通阅，这就是告诉海瑞“你死不了了”，不但没留下“直名”，却留下了“以直邀名”。

海瑞是犯了孟子所谓“求全之毁”的毛病，曾国藩晚年将书房命名“求阙斋”，孟子亦尤有“好辩之弊”，这是亚圣的密宗，于是也就不难明白有些不抽烟、不喝酒，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完人”们身体却有很多毛病是怎么回事了——“端着”的内耗相当惊人。

高瀚文也在端，端音律弱点就在音律，端什么自然是什么不行。虽然此人正派，但气场却远不及海瑞，以其有“自得”之私。所谓“以改兼赈，两难自解”便是坐在翰林院拍着脑袋想出来的，其初衷无非是为了显摆自己的才具，后来经商想为朝廷出力也是希望高家能认他这个子孙，说到底仍是私意，总让人觉得小家子气。

禅

望此二人之气，结局实则早已注定，这么说可能会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正如乔峰和慕容复之战，扫地僧竟只用内力就同时化解二人这世人眼中的顶尖高手，所以真正触及本体的是扫地僧的“悟迹全无”，便是“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君不见那扫地僧没有一点高手或者开悟的意思。

所以，孟子的“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和青原行思禅师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都是一个要意思——外面看起来都是那样，里子却是翻天覆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