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这句话说得很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切身感悟：如果在人生分叉路口，遇到一个好老师指点一二，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甚至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但毛主席似乎更加幸运，他遇到的所有老师，都对毛主席非常好，概莫例外。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很大程度可以决定孩子的未来。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了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经历的一段话：“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可以说从小，毛主席的父亲就对他比较严格，锤炼出毛主席过人的计算能力，为以后毛主席在军事斗争中过人的数学计算天赋打下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爱玩的天性，追求舒服的日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有时候，如果父母不逼一逼孩子，狠心严格一把，而是“仁父慈母”般教育，可能孩子就真的会沉醉于“蜜罐”之中。毛主席的父亲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任老师，从严要求毛主席，坚持让毛主席算账，这无形中给毛主席积累了潜在竞争资本。

在孩童时代，除了毛主席的父亲外，主席的八舅父文正莹也对毛主席非常好，承担了启蒙老师的职责，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教毛泽东《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六言杂字》等等，给毛主席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基础。

毛主席少年时代入读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遇到了一位“很是喜爱和关心他”的柳潜老师。

当年，毛主席写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习作，全篇只有413字的文章，但柳潜老师在批阅时做了141字的批注，我想，这种被老师高度重视的经历，恐怕很少有人享受过，足见柳潜老师对毛主席才华的认可。

看完这篇文后，柳潜这么评价毛主席：“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建国后，毛主席也说过：“柳先生对我帮助鼓励很大”，“他是位教育家”，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这一阶段，毛主席的好老师更多了。

袁吉六，外号袁大胡子，毛主席说：“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吉六帮助毛主席打下良好的古文功底，这是毛主席成为文学大家的必备基础。

如果说毛主席国文基础好，国文老师喜欢他很正常。但毛主席数学不好，数学老师王正枢也非常喜欢毛主席，王正枢的女儿王人美回忆她父亲，说王正枢经常在自己孩子面前夸奖毛主席，认为毛主席刻苦、勤奋、有才华、有见识，是个不寻常的学生，让孩子们向这个数学学渣学习。此外，王正枢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对毛主席却异常的迁就，循循善诱地劝说毛主席学好数学。

此外，方维夏老师投资铜元七千八百元给毛主席办书社，当时教员的工资大概200元左右，等于一个老师愿意拿4年工资给一个学生，去追求理想，这种爱真的太博爱了。还有孙俍工老师给毛主席练好书法，杨昌济老师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都托付给了毛主席。

总的来说，毛主席遇到的所有老师都是好老师，都是发乎内心地对毛主席好，但我想，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幸运，这是毛主席对自身命运努力的结果，他认真尊重每一位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没有让任何一个老师失望，最终成为“伟大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