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司韶学的是学前教育。在他上大学的2011年，班上有45个人，他是仅有的3个男生之一。男性是幼师行业中的少数派，主动选择这个行业的男性不多。或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孩子越小，老师的工作就越倾向于照料，而在社会文化中，照料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工作。
教育部颁布的《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学前教育阶段的教职工总数约为491万，其中女性约为453万，占92.27%；专任教师数约为276万，其中女性约为270万，占97.79%。换言之，学前教育阶段的男性专任教师不足3%。
尽管如此，司韶和秦望两位男幼师喜爱他们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耐心与爱心，反叛了附着在幼师职业上的性别刻板印象。
奇葩
秦望大专毕业那一年，去了一家跨境物流公司做销售。他学英语，这个工作勉强算是对口，做销售也是同学间常见的选择。工作内容是开拓新的客户，说服进出口商购买他所在公司的的物流服务。那时候，他想用环境逼自己成长——他不爱说话，讷于表达，他琢磨着，要打破自己的局限，多跟人接触。
后来他陆续换了几份工作，去银行和保险公司做过销售。两年下来，他发现自己迎向的是彻底的失败。他真的不是那块料，不喜欢的不只是公司，更难适应的是岗位的要求。
销售要与人打交道，讲究效率，卖出了产品才作数。他学不会各种话术，对他而言，和客户沟通太难了。他是个慢性子，容易丢三落四。干起来捉襟见肘，业绩差，他常被批评，收获了不少痛苦。
融入主流生活的尝试破产了。他回到学校读了专升本，再毕业之后，偶然的机会之下，他成为了一名幼师，在广东佛山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工作，教小朋友们英语。
虽然初入行时并无经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喜欢又适应这份工作。工作环境变得简单，小朋友们也很喜欢他。日常生活中，他常被视作一个活在自己世界之中的人。他今年27岁，不婚不育；对钱兴趣寥寥，缺乏赚钱的动力，身边人觉得他幼稚天真。
但在幼儿园的环境中，这种不合时宜显得合理了。和社会人交流存在的障碍，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神奇地消失了。
在秦望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他都觉得自己是个“奇葩”。他朋友不多，常被孤独感环绕。他说自己能和弱势群体共情，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被霸凌的经验。
他成绩一直不好，小时候放了学，他在家看电视。爸爸回家看见，觉得他不务正业，还顶嘴，就打了他。他经常被大人否定，大人觉得他什么也做不好。这样的打骂和否定之后，他把自己放得很低，比较自卑。
那时候，他想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价值感来源于他人的认可。他在班上充当"小丑"的角色——在课堂上接老师的话，以逗笑同学为乐，哗众取宠。老师和同学都爱拿他开玩笑，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同学因此跟他开了更加过分的玩笑。初中时候，他们喝他的牛奶，把他的东西藏起来，用他的衣服在他的床上做假人。最严重的是有一次，他的被子被扔进了厕所。老师通知了秦望的父母，父母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报警。他们觉得孩子被侮辱了，失去了尊严。
十三岁的秦望却没有感受到。他还以为自己给别人制造了快乐。
只有同宿舍的人有钥匙，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之中的人做了这件事。但他没有去追究。也无人承认，事情不了了之。如今，他和当时的同学仍然保持着联系，但长大之后，大家好像都忘了一样，再没人提起这件事。
那之后，秦望不再住宿了。
霸凌没有停止，愈演愈烈了。等到初三，他不再扮演那个小丑的角色，他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班上男同学会把他从座位上抓起来，玩他的生殖器。他用尽全力学习，他害怕自己会去技校上学，那里的人会怎么欺负他呢？他没有把握。
青春期的孤独感压倒了一切。他发现不去表演自己的话，别人很难对他有兴趣，也很难交到朋友。过去做小丑的时候，很多人关注他，每个人见到他，都会和他打招呼。看似很受欢迎，却没有深交的朋友
他觉得自己搞笑的那部分还在，但是慢慢被他隐藏起来了。他变得不合群了。
直到去上大学，他开始去参加各种性别活动。别人在宿舍里打游戏，他跑来跑去听不同的讲座。在那里，他了解了许多性别知识，破除了很多的旧有观念。他受到很大启发。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随大流，觉得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他虽然是直男，却厌倦这样的表达。
在这个阶段，他接触到了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刘文利团队设计了一套儿童性教育读本，涵盖了认识身体、保护隐私部位、青春期、消除歧视、预防性侵等各方面内容。
决定去当幼师的重要理由，来自他对性别议题的持续关注。幼师行业还是一个女性从业者为主的行业，秦望想身体力行地挑战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
成为男幼师
司韶成为男幼师原本是一个权宜之计。
他在甘肃陇南文县出生长大，觉得自己平平无奇，2011年上大学之前，他几乎没上过网，游戏也打很烂。不过他从小喜欢做手工，小学二年级，他就攒雪糕片儿，用他们削各种各样的小物件。他成绩普普通通，等到高中毕业，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选了学前教育专业。想的是这个专业自己应该能学会，若是当上老师，还能有个稳定的工作。
2011年，他离开家乡，去兰州上大学。学前教育7个班，每个班上大约45个人，男生平均分配，每班只有3个。等到下一级，一共10个班，人数增加了，男生却少了，只有10个。在学前教育专业里，男生毫无疑问是少数派。不过在毕业后，男生大多都能够找到教职。
三年间，他学习了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学前卫生学、乐理、声乐、基础钢琴弹奏、入门绘画，"我们幼儿园老师就是画画、唱歌、跳舞、乐器你都得会一点，但是在某一个方面要专精一点"。在司韶看来，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老师一直灌输的观念：“做幼儿园老师，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细心。”他一走进幼儿园，就条件反射似的用这种状态要求自己。
孩子们喊他：“司老师，我的鞋带掉了，你帮我系一下。”司韶会给他们系好，然后一步步教给他们，怎样自己系。孩子感冒了吐了，或者流鼻血了，司韶会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司老师给你擦，给你止血。你坐那儿，不要动，你休息一会儿。
2014年毕业的时候，他原本计划考特岗教师，没考上。第二年，他参加了教育部“学前教育巡回支教”项目，在文县一个村子里教幼儿园小朋友。这个项目由教育部和财政部发起，招募志愿者，缓解幼儿入园难和农村幼儿园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两年之后，他考上了编制，正式成为了一名幼师，在文县另一个村小的附属幼儿园做老师。
这间幼儿园一共4个老师，2个班，大班和中班是混合的，小班和中班也是混合的。农村人口的流失从幼儿园也可见一斑。文县离四川更近，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从小就去四川广元、绵阳这些地方上学，条件更好的去了成都。
剩下来的小朋友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过去，村里的人去新疆摘棉花；近年来，年轻的父母像候鸟一般，去江苏、安徽，为高层大楼贴外墙保温板。
高空作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岩棉板中含有玻璃纤维，许多人对这种材料过敏，贴这种板子一天能挣五六百块，夫妻两个人工作一天能赚到超过一千块。有一对年轻夫妻，他们出去3个月拿回来了6万块钱，得到了村里人的羡慕。
等到七八月花椒成熟的季节，候鸟飞回了文县。花椒成熟的时候正是盛夏，很难户外作业，他们就回到甘肃摘花椒。再下一次回家就是春节的时候了。
孩子的家庭情况复杂多样，父母外出打工，离婚是常见现象。有个孩子的父母在初中时候，就怀孕生下了他。二人没有结婚证，之后母亲外出打工，父亲去上海理发店工作，二人分手，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照管。妈妈打电话过来孩子不接，说：“那不是我妈。”
在幼师教育中，认为人的语言的发展有一个关键期，错过这个关键期，后面再想弥补会比较困难。
司韶发现，和城市小孩子相比，农村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欠缺。在课堂里面，问孩子一些问题的时候，孩子不敢说，也不会表达：“他见的东西少，而且回家之后，没有家长去陪伴他。和爷爷奶奶的沟通交流，毕竟没有那么多，老年人嘛，就想着吃好穿好就行了。”
司韶熟悉文县的环境，他一直想增强孩子们的表达能力。他和班上的家长有一个微信群，出去打工的家长也都在群里。平时他把孩子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群里。班上一个小朋友，特别调皮，非常爱哭。有一天司韶教他们给西瓜涂色彩“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下一句本来是一半给我。
这个小朋友特别积极地举起手来：“一半给妈妈。”“为什么一半给妈妈呀？”小朋友回答：“因为妈妈辛苦了。”
他把这段视频发给了孩子的妈妈。妈妈白天打工，晚上才看到这段视频，她给司韶打回了电话，声音中带着哭腔。
三男幼师的喜与悲
做男幼师，秦望和司韶发挥了自己性格中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价值。
身为少数派的刺痛让秦望愿意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体会孩子们的处境。有一个孩子，非常有攻击性，经常跟别人打架，扰乱课堂。然后秦望有一次问他，你觉得你爱自己吗？小朋友回答：“我不爱，我恨自己。”
秦望分析：“小孩子现在太小了，思维和自我觉醒能力还是有限的。小孩子只能很直接地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生气了就是生气了，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但是他们说不出这个理由是什么，所以我只能通过他的处境去揣摩他。”
他了解到他父母经常不在家，家人没有时间去陪他，可能有一些情感上的冷漠。“我看过一句话，当父母不爱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不会不爱父母，而是停止去爱自己。
成为幼师后，秦望参加了“性别友善校园”项目。这个项目以培训老师的方式，构筑反欺凌的关系网，给小孩子带来更完善的性别教育。
秦望观察发现，男孩子从小就会被教育要“有男子汉的样子”。所以当小男孩哭的时候，大人们常常跟他们这么说：“男孩子不能哭，要坚强。”如果还是哭，家长反而骂得更厉害。渐渐地，男孩就不会哭了。
秦望觉得这很有问题，不会哭意味着小孩子不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果不能表达脆弱的话，他很难去接纳自己，不好的自己不被接纳，小孩会有攻击性，或者会变得冷漠。”他会反复地跟孩子们说：“男孩子是可以哭的，女孩子不一定要乖。”
为了给孩子们做性别教育，让小朋友们知道男孩子也能跳芭蕾，女孩子也能打篮球、玩武术，秦望也会在幼儿园活动中积极参与。万圣节的时候孩子们会穿上精灵的衣服，端午节则会穿汉服。今年的端午节，秦望抓住机会，买了一套女装汉服，穿到了学校。那条汉服有着红色裙摆，还有黄白相间的绣花。
大家一阵喧哗，有小朋友问：“你穿的是不是裙子啊？”“你为什么要穿裙子啊？”秦望的英文名是Alex，还有小孩子追着喊他Alex姐姐。
令他意外的是，同事对这件事基本没有什么异议，大家都接受了。他走在校园里，感受到许多欣赏的目光。幼儿园的园长是个70后的女性，平时严肃严苛，竟然也觉得挺好看。
秦望想，如果他教过的小孩子，在长大一些之后发现自己是个性少数，觉得特别无助、特别孤独，甚至特别羞耻的时候，记起来他穿裙子的事情。他有可能羞耻感减弱，他可能回想起来：以前Alex也是穿过裙子的。
在农村里做幼师，司韶发现有一些课程不好教，譬如教小朋友遵守交通规范，讲红绿灯，小朋友感到陌生。但抛开这些局限，他也因地制宜——学校附近有条小河，里面有蝌蚪卵，他把蝌蚪卵带到学校里，让孩子们观察蝌蚪卵怎么变成蝌蚪，蝌蚪又怎么变成青蛙。
孩子们长大了，进入了小学。司韶的同事，一位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告诉他，他讲到《小蝌蚪找妈妈》这篇文章，孩子们全都知道怎么回事。问他们为什么？孩子们说：司老师以前给我们看过。
他把自己喜欢自然、爱做手工的特长发挥在日常的教学之中。他是《博物》杂志和张辰亮的粉丝，很早就关注了他们。幼儿园的花园里面有蜘蛛，他带孩子们看蜘蛛结网；操场上孩子们发现七星瓢虫、蚂蚱、螳螂。司韶就会借机给他们讲解什么是昆虫：“昆虫的整体属性就是头、胸、腹、带翅膀、6条腿”。他还做了蝴蝶标本，放在教室里面给孩子们看。
秦望和司韶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司韶每句话的尾音自然地上扬——他的日常说话口吻也沾染了职业的习惯。别人都评价他脾气好，很温柔。但他也曾经因为别人对他职业的刻板印象而感到困扰。过去他去相亲，对方女孩听到他是幼儿园老师，就觉得“跟个小孩子一样，不太靠谱，不能给安全感”。
他曾经对一个女孩有好感，后来他听说，女孩告诉别人：司韶太温柔了，和自己的性格不搭。他有些沮丧：“大城市有不同想法的人可能比较多，像我们这种小地方的话，（女孩）一般都是找个靠谱的，比较成熟，给别人给安全感的那种。”他现在的女朋友，偶而也会说他像个孩子，想让他把工作调动到小学去。
除了婚恋的压力，更多的压力来自周围的人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发展前景。秦望的家人希望他考到小学或者初中去，那显然是更加稳定，更具备吸引力的工作。幼儿园的老师流动性大，一旦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他们都会离开。
对司韶而言，他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出去培训，认识了一些同行朋友，大家都觉得他适合当幼师，常常鼓励他。不过，他面临着更现实的职称问题
他所在的幼儿园是村小附属幼儿园，每年的职称评定名额大多给了初中和小学，不会划给幼儿园。小学、初中都还有很多老师在等着评职称，都不一定能评上，更别提他了。而评不上职称就涨不了工资。
但他从心里喜欢这份工作，得到家长和孩子的信任让他觉得开心。班上的两个小女孩，玩累了，大喊着“司老师”扑到他的怀里，他就觉得“好幸福啊”。
他记起自己支教时候的那间幼儿园，那时候他去工作了一年多，又考进了一位新同事，也是位男老师。两人吃完饭回到村里，走了几步，碰见了小学的孩子，孩子喊他，跟他打招呼；又走了几步，碰见幼儿园的孩子，也和他打招呼。一路下来，不停有学生和家长，向他问好，请他进家里坐坐。
那位同事特别羡慕，说：“你这人气好高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