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以及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终于得以实现。

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出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而在八路军之下，又分为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分别由林帅、贺龙、刘伯承担任师长。

除了这三位师级的军事主官之外，毛主席还亲自拍板确定了三位副师长。

这三人作为军队的高级军官，自然是受到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中央领导们信任和器重的，用“寄予厚望”来形容毫不为过。

可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最终的发展结局却不尽相同，看上去“两长一短”、极不均衡。

那么，这三位副师长究竟是谁？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呢？

众所周知，115师在抗日战争时期立下了卓著的战功，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太行山区发生的平型关大捷。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授衔仪式上，就有不少原115师将领们的身影，譬如杨成武、邓华、陈士渠等。

由于林帅在近代战争史上的出彩表现，使得与他在一起的将领们显得十分平常普通，以至于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聂荣臻在115师中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

其实这种观点是严重错误的。

1937年10月，也就是平型关大捷结束之后，115师主力部队回到了五台山。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也转移到了五台山地区，并且在山脚下一个名叫“南茹”的小村子驻扎。

不久之后，115师便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主力部队跟随八路军总部南下正太路，在吕梁山一带与日军作战。另外留下一个独立团，以及师部直属的部分干部，在五台山一带打游击。

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林帅反应迅速，当即率领大部队南下转移，只给聂荣臻留下了3000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台山分兵”。

分兵之后，聂荣臻的军事能力、组织能力终于得以发挥。

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开辟了我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

那个时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涉及72个县，范围内人口达1200多万人，正规部队人数达十万之众。

从最初的3000人，迅速扩充到10万人，如此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就连毛主席在看过他的工作电报后都忍不住赞叹。

“五台山上，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啊！”

由于侵华日军是从北向南入侵的，华北地区首当其冲，是敌人兵力最多、且最活跃的地方。

他们对大城市进行封锁、控制，农村以及偏远地区采取扫荡的手段，企图彻底摧毁抗日队伍。

可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聂荣臻却能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将队伍再度扩充到9个纵队、共计30余万人。

这番组织能力，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而当解放战争时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结束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精锐部队已经被消耗殆尽，全国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此时，身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接到了重要的任务，那便是保卫北平。

那个时候，暂时在西柏坡的中央机关即将迁往北平，保卫北平便是保卫中央。

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华北军区，足以说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对聂荣臻的信任。

建国之后，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历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要职，对于军队现代化以及我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向前元帅寡言少语，但却爱好广泛，摄影、戏曲、乐器、手工、书法样样皆通。

而且不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国后，他的生活都极为俭朴，对于吃穿用度没有什么讲究，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好。

再加上接触人时，徐帅总是喜欢讲山西话，给人一种“土气”的感觉，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布衣元帅”。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徐向前曾指挥过一次军事行动，结果却成为他一生都难以忘却的痛。

1936年秋天，长征胜利结束之后，红30军、红9军、红5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整编为西路军，打通宁夏、甘西这条通往苏联的通道。西路军的总指挥正是徐向前。

当部队开始西进时，便在古浪县与西北马家军交火。

经过一番鏖战之后，西路军虽然取得了胜利，歼敌5000多人，但自身也伤亡2000余人。

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没有顺畅的后勤保障线，再加上军阀在此地树大根深，西路军渐渐难以招架，最终陷入绝境。

也正因这次惨痛的经历，当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中央军委物色各师军事主管人选的时候，徐向前多次推辞，最终心甘情愿地做刘伯承元帅的副手、任129师副师长。

1938年4月，毛主席给129师发去了一封电报。

“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和群众工作正在深入这两个条件下，河北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域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原来，半年之前129师的挺进支队和东进支队进入冀南地区，由于当地基本都是平原，没有高山作为掩体、游击战术很难施行，导致这两个支队没能打开抗日局面，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而电报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129师的刘、邓、徐三人中，能够派出一人到河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帮助活动在那里的挺进支队、东进支队。

要知道，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红军最擅长的就是借助山地沟壑的优势与敌人打游击。

眼下要去平原地区打游击，无疑是丧失了地势上的巨大优势，而且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完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主动请缨，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亲率一队人马赶到了广袤无垠的冀南平原。

虽然徐向前一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但他对于战法、战术方面的研究却是出神入化，懂得活学活用，甚至能因势利导地自创战法。

来到冀南平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游历。

白天，他找到地方上的干部和老百姓聊天，晚上，就把聊天时谈到的有用的线索记录下来，并喊来宋任穷等人一起商讨。

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就要依托人民群众在平原上制造出的“人山”。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冀南根据地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让原本嚣张的日寇意识到，就算是在平原上，八路军也能得心应手地打游击战。

等到冀南地区的麻烦事解决之后，中央军委又火速将徐向前调往山东，统一指挥山东、江苏、以及皖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教当地的领导干部们如何抗击日军的扫荡。

由此可见，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是受到地方和中央首长认可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功勋卓越的他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79年时还以78岁高龄参与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20师副师长正是萧克，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正副师长中、唯一没能评上元帅的一位。

其实按照他的资历、功绩来看，就算元帅评不上，最少也是个大将。

那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1938年11月25日，120师收到了一封中央军委的电报，萧克看后激动不已。

“为了在冀热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去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和政权工作。”

由萧克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担负起开辟平西、平北、冀东地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无异于是让萧克挑大梁。

所以当他走马上任之后，于第二年的2月份正式向冀热察地区进发，并暗中立誓一定要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

而就在不久之前，冀东抗日联军因为作战失利、损失惨重，身为总司令的高志远只能带领部队暂时西撤到了北平以西。

除了高志远外，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也在这里。

第4纵队原本奉命挺进冀东，支援当地的抗日武装，只是途中遭到了日军猛烈的反扑，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才暂时驻扎在此。

而当萧克刚刚赶到平西，准备整编人马创建冀热察根据地时，高志远却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反击日寇、夺回失地。

两人都是性格直爽之人，难以避免地发生口角之争。

不久之后，一封举报信放在了萧克的办公桌上，信中称高志远与昔日的大军阀吴佩孚勾结，企图投降日本人。

得知这个消息，萧克顿时之间怒火中烧。

要知道，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背弃民族家国大义之人，所以当即派人将高志远抓了起来，简单审问过后便就地正法。

由于此事处理得太快，以至于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就认为那封举报信上的内容并不真实。

事情的真假我们暂且不论，只讨论处决高志远之后的影响。

要知道，1933年时高志远招募了200个人开始武装剿匪、抗日，期间与共产党人联系密切，并且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接受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但自始至终他手下的冀东抗日联军都是相对独立的存在。

而眼下，萧克处决了高志远，冀东抗日联军上万人的队伍自然仇视他。

而不久后，宋时轮、邓华的第四纵队也离开了平西，也就是说创建冀热察根据地的任务落在了萧克自己一个人的身上，自然是难以维持的。

1942年初，中央军委最终下达命令，撤销冀热察挺进军番号，萧克改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壮大根据地。

八路军改编之初，萧克和聂荣臻一样、都是主力师的副师长。

而不到5年时间，聂荣臻已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总负责人，而萧克只能协助他的工作。

可以说，正是因为开辟冀热察根据地失利，导致他错失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建国以后，萧克先后担任军事训练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等职务，并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虽然三位老革命家最终的结局、地位有所差别，但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值得后人称颂。

没有他们的艰辛付出，就没有如今我们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