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点将”：一封信打开两座城门

“一封信，能有多大的力量？”1937年的一天，一位年轻的红军干部带着毛泽东亲笔信，孤身前往敌占区甘泉县，敲开了国民党县府的大门。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瞬间。更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不止打开了一座城的门，还为延安通往外界的抗日通道铺平了道路。为什么这封信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1937年的延安：红军的“卡脖子”难题

1937年初，党中央从保安（今志丹县）搬到延安，延安逐渐成为革命的中心。但当时的延安并不是一个“安全岛”。南边的甘泉县和鄜县，还被国民党控制着。甘泉县城更是个“硬骨头”，四周都是红军的地盘，唯独县城成了国民党的孤岛，像个“土围子”一样封闭。红军的汽车和人员要绕路走，耗时耗力，运输物资更是困难重重。

毛主席意识到，要打通延安到西安的这条生命线，第一步就得说服甘泉县的县长打开城门。可问题来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成见根深蒂固，派谁去谈？稍有不慎，任务失败事小，可能还会搭上使者的性命。中央联络局的李克农犯了难。他心里琢磨了一圈，最后拍板：“叫曾思玉来试试。”曾思玉，红军大学刚毕业的年轻政委，年纪轻轻，却已是个能挑重担的人。

一个年轻人的“尚方宝剑”

接到任务的曾思玉，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怕，那是假的。但他更清楚，这不仅是一次谈判，更是一次试炼。李克农交给他一封毛主席亲笔信，说：“这就是你的‘尚方宝剑’。”年轻的曾政委当时豪言壮语：“有毛主席的信，别说县长，就是让我去见蒋介石，我也敢去！”

带着这份信，曾思玉第二天就到了甘泉县城。一路上，他只带了一个排的士兵护送，到了城外，就让部队驻扎在山坡上，自己单枪匹马走向城门。他心里明白，这不仅是为了显示诚意，更是一次心理战。

一场不对等的“谈判”

甘泉县城门楼上的保安队士兵看到一个红军单独走来，既好奇又紧张。曾思玉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喊：“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有事要和你们县长商谈。”虽然对方充满疑虑，但最终还是把他带进了县城。

县长夏福堂，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看起来有几分文人气质。他接过毛主席的信，简单读了一遍，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毛泽东的名字，对他来说分量太重。他既不敢轻慢，又有些犹豫。于是，他开始打太极，说：“吃饭了吗？要不先吃饭？”但曾思玉没给他机会转移话题，开门见山：“我们红军的汽车需要通过甘泉县城，这事是抗日大局，不容推辞。”

夏福堂听了这话，还是在打哈哈：“汽车可以过，但押送的人员不能带武器。”曾思玉一听，直接拍桌子：“我们带武器是为了防日寇，不是为了找你们麻烦！”双方僵持不下。谈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终夏福堂勉强同意汽车通行，但仍坚持不让押送人员携带武器。

这次谈判没有完全达成目标，但曾思玉知道，事情已经有了突破。他心里盘算：甘泉县城孤立无援，国民党在这里根本没啥实权，下一步还可以慢慢来。

第二次点将：从甘泉到鄜县

甘泉的事刚有眉目，毛主席紧接着又点名让曾思玉去鄜县谈判。这次任务更难。鄜县的城防比甘泉强，县城里还躲着一批反动地主，经常骚扰红军的运输线。如何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合作？曾思玉想到了甘泉新上任的县长苗芝卿。这位县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思想开明，对红军态度友好。

曾思玉拉上苗芝卿，一起去鄜县找县长张执庵。张县长一见毛主席的信，眼神里满是兴奋和敬畏。他连连感慨：“毛主席这样的大人物，竟然给我写信！”趁着张执庵情绪高涨，曾思玉提出在鄜县设立红军办事处，保障红军人员和物资通过。张县长虽然心里有顾虑，但在苗县长的帮衬下，最终答应了。双方还约定，由红军和保安队共同负责城内外的治安。

毛主席的“统战艺术”：两位县长的延安之行

事情还没结束。鄜县的办事处刚设立不久，甘泉和鄜县的两位县长竟主动提出想去延安见毛主席。曾思玉听了心里一惊，这两人可是国民党在这里的代表，见毛主席会不会有风险？但转念一想，这正是开展统战工作的机会。他赶紧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后，不仅同意，还笑着说：“送上门的统战工作，为什么不做？”

两位县长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迎接，和他们谈了很久。毛主席的风趣和坦诚，让他们彻底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临走时，毛主席还特意留他们吃饭，开玩笑说：“红烧肉是红军的拿手菜，多吃点，补补脑子。”两位县长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回去后对红军更加支持。

一封信的力量

甘泉和鄜县的问题解决后，延安到西安的通道畅通无阻。这不仅是交通线的胜利，更是毛主席“以谈促战”策略的成功。有人说：“毛主席的信，不仅仅是字句，它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力量。”从曾思玉的孤身赴约，到两位县长主动请见，这背后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智慧、耐心和胸怀。

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这样的小故事不计其数。它们看似平凡，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