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的正义极其有限，甚至是一种偏见，并不能被当成绝对的正义。虽然世界上似乎不存在绝对的正义，但被所有人都认同的正义可以当成一种绝对的正义。而个人认为的正义却往往有失偏颇，甚至围绕自己的利益在转，而不会考虑别人的利益。

一群赌徒在一起赌博，他们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带足了钱财，在僻静的田野里赌博。偏偏在赌博的时候被警方围住了，所有的赌资全都没收。赌徒的群体分崩离析，但有人要维护正义，就要清除内鬼，把举报的人弄出来。经过赌徒们的齐心协力，最终挖出了内鬼，知道谁来举报了，于是赌徒们对这个人进行了打击报复，不但狠狠揍了他一顿，而且在他的大腿上插了两刀。举报的这个人并不敢声张，只能自己忍了，不然就有被灭门的危险。赌徒们认为的正义就是共同约定的协议，一起赌博，谁也不能告发，谁搞发谁就违背了协议，谁就是非正义的，是邪恶的。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赌徒们赌博是违法的，本身就是邪恶的，他们订立的协议不起任何作用，任何人都可以举报他们的行为，举报者才是正义的。但举报者遭到了打击报复，却不敢声张。最终非正义战胜了正义，那么正义也就被蔑视，成了非正义，成了违背礼义道德，而所谓的礼仪道德，就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谁也不举报谁，哪怕看到别人有为非作歹的行为，也只当没看见，就算是善良了。

赌徒讲的正义并不是正义，而是被他们改造了的带有江湖义气的所谓正义。就好像梁山强盗一样，要劫富济贫，声称替天行道，却最终只是劫富不济贫，还有的杀害良善太多，被称为杀人魔王，往往成了英雄好汉。在古代，官府要收税，要征发徭役和兵役，催逼得紧了就会产生官民矛盾。官员认为抗税不交的农民是刁民，而抗税不交的农民认为官员是贪官，双方都带有一定的偏见。倘若按照皇帝制定的法律来看，官员是正义的，农民是非正义的，正义的就可以对非正义的发号施令，甚至把非正义的逮捕入狱，即便把他折磨死了，也属于正义的，是法律行使范围内的事，而不是非正义的。就像墨子说的那样，“杀盗非杀人”，有种惩恶扬善的意思，但往往忽略了对于盗匪的定义，对于恶的定义。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看，抗税不交的人就是刁民，他们把这种人定义为恶。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抗税不交的人敢于反抗官府，反抗朝廷，是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就好像《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一样，被老百姓视为英雄好汉，却被统治阶级的皇帝和官员视为盗匪。

李逵认为的正义是宋江做皇帝，他们来辅佐宋江，就可以让天下太平。宋江认为的正义就是接受诏安，做大宋的官员，博一个封妻荫子的结局。蔡京、童贯等人认为的正义是以招安为幌子，吸引梁山好汉，进入京城，等他们做了官之后，就可以把领头的宋江和卢俊义毒死，当然也就消除了盗匪的祸患，让他手下的兄弟分崩离析，作鸟兽散。而蔡京每年收到女婿梁中书送的十万贯生辰纲，认为是正义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正义似乎具有普遍的道理，但每个人理解的正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人的认知有局限，很容易围绕自己的利益转，也很容易打着正义的幌子去干坏事。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总是搬出正义的大旗，说的义正词严，却掩盖了太多的细节，而本身的侵略是非正义的，不管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事实上形成了非正义事实。由此来看，所谓的正义不过是被权贵们拿来做幌子的东西，拿来当了美化自己的工具，这并不是真正的正义。

农民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权也没有钱，喜欢交朋友，有的要拜盟兄弟、拜干姐妹，只是为了互相帮助，尤其是在农忙时节互相帮助，在有些事情方面也能够形成团体的力量。他们认为的正义只是哥们义气、姐们义气，而不是真正普遍的正义。当一个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所要的正义只是要回到原点，要大家相安无事，而不是把侵犯他利益的人弄死。倘若他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就会产生仇恨情绪，会认为惩恶即是扬善，而损害他利益的人一定是恶的，他就有可能作出杀害对方的举动。倘若对方是强拆的黑恶势力，农民打不过他们，只能忍受非正义。而强拆的黑恶势力拆了农民的房子，农民只能忍受，却不能反抗，因为反抗的成本过于庞大，他们已经承受不起了。具体到单个的人，认为的正义只是围绕自己转的正义，而不是普遍的正义。钉子户不搬走，只是为了多要一些钱，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正义，而搬走的人认为钉子户有血性，有阳刚之气，能顶下去就是英雄。在官方眼里看来，钉子户属于刁民，无理取闹。而在黑恶势力眼里看来，拿钱之后就可以用各种无下限的手段清除钉子户，因为有资本做背书，就不用顾忌什么了。

个人认为的正义理念是偏激的，甚至只是围绕自己的利益在转，就好像统治阶级的人认为的正义一样，是可以通过权力来运作的，也可以通过钱财来购买。普通人认为的正义，只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自己从中受益。统治阶级的人也会这么干，都把正义当成一种幌子，当成一种权力寻租的工具，也当成一种标榜自我的手段，却从来不理解正义的普遍意义，也就不会拥有真正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