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一个原本平静的夜晚，卫恒突然被带走，随即失去自由。
五十多年来，卫恒从未停止过忙碌。
他是投笔从戎的军人，是深耕基层的干部，也是山西的省级领导。
1950年，他担任运城地委书记，1953年起，他相继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第二副书记、副省长，甚至代理省长和省委书记处书记。
无论职位多高，他始终保持低调务实，主张民主、反对一言堂。
1965年，他出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再次得到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可谁能想到，仅仅两年后，这位深得民心的领导却以“有问题”的名义被关押。一个历尽风雨、带病工作的干部，究竟为何会突然被关押？
卫恒的政治生涯初期1938年1月，卫恒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担任第二大队中队的政治工作员。
在这一岗位上，他负责为队伍的政治教育和士气提升制定策略和实施方案。
经过短暂的前线工作，卫恒被推荐进一步深造，进入了晋牺公干部训练班。
在那里，他接受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学习了党的历史和革命理论，同时还接受了行政管理和宣传工作的专业训练。
培训结束后，卫恒被派往山西第五行政公署保安第二支队，任宣传科长。
在任宣传科长期间，卫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他正式成为党员，随后于12月前往晋冀鲁豫区党委党校进一步学习。
在党校，卫恒深入研究了党的最新政策和战略方向。
1941年，卫恒的职务再次提升，他被调任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
在主席职位上，卫恒扩大了救援活动的覆盖范围，增加了农业支持和教育培训项目，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年5月15日，他因为在农救工作中的卓越表现，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
在临时参议会中，卫恒积极参与讨论和制定地方政策，尤其是关于农村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议题。
1941年7月，他出席了在山西左权县桐峪村举行的参议会会议，会上他提出了多项促进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建议。
政治生涯的起步与升迁1950年，卫恒被任命为中共运城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在这个角色中，卫恒负责运城地区的政党管理及军事行动的协调，这包括了从党的政策宣传到军事训练和地方治安的维护。
在运城地委的办公室里，卫恒组织了多次政策布署会议，对运城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进行了全面规划。
他监督军区的日常管理，确保了政令的顺利传达和执行，同时强化了军民关系，通过多种渠道提升了地方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卫恒在运城地区的成功管理，他的职务在1953年后持续上升。
首先，他被提升为山西省委常委，此职使他成为省级政治局的核心成员，参与更宽广范围的政策制定和决策。
作为省委第二副书记，卫恒主要负责协助省委书记处理党务和行政工作，他的工作重点在于优化党内管理和提升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他主导的几项内部改革，有效提升了公职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和执行力。
此外，卫恒还积极推动了省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通过多次下乡调研，确保政策的实施能够符合基层的实际需求。
在他担任副省长期间，卫恒负责协调省政府的多个部门，管理范围涵盖了财政、交通、教育等多个关键领域。
他对这些部门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在资源配置和项目审批的过程中，强调了效率和公正性，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透明度。
卫恒还短暂担任了代理省长，期间他对省内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出了关键决策，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对于提升地区经济的活力和居民生活水平都极为有效。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卫恒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他在职时强调民主原则，明确提出各级干部都应畅所欲言，特别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以避免任何一言堂现象的发生。
在他看来，决策的过程应是多方讨论、反复推敲、集思广益的，这样才能做出对群众有利的正确判断。
因此，在很多会议上，他都会详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即便是基层干部或是普通职员的建议，也会认真对待、耐心记录。
除了强调集体讨论和决策的过程，卫恒还特别注重实际行动。
他是个亲力亲为的人，平日里日常工作中能亲自动手的事情绝不会让他人代劳，即便是一份材料、一篇报告，他都坚持自己修改，确保内容符合实际、用词恰当。
他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都是自己亲自撰写，从不假手他人。
无论是政策宣传、报告起草还是讲话稿的准备，他都亲自操刀，力求内容准确严谨。
在工作中，卫恒的健康状况也逐渐成为一个挑战。
长期的工作负担让他身患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病发时的剧烈疼痛让他不得不短暂休息，可他始终没有停下工作。
即便病痛难忍，他也只是简单地处理一下身体，不愿因此耽误太多时间。
他的同事和医务人员多次劝他接受手术治疗，以缓解症状，但他却总是推辞，认为这将耽误太多的工作时间，进而影响工作进展。
他这种不顾身体的工作态度，让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坚毅、奉献的形象。有人评价他为工作“拼命三郎”，并不夸张。
平日里，他很少摆出领导的架子，反而经常与基层干部一起探讨工作中的问题，积极听取一线的真实反馈。
在他的推动下，山西省内的干部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遇事共同商量，既保证了工作效率，也让干部们感到自己被尊重、信任。
不增加国家负担，尽量节省开支1960年，卫恒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长，受命前往波兰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
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任务，卫恒需要代表中国出席这一国际性经济和贸易活动。
作为团长，卫恒被赋予了决定随行人员的权力，按当时的外交惯例，他可以带上数名随员，负责日常安排和生活事务，但卫恒毅然决定不带任何随员。
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不增加国家负担，尽量节省开支。
外交部曾建议给他配备一名助手和生活秘书，以便在出访期间协助处理行程安排、沟通翻译及饮食起居，但卫恒坚持表示不需要。
出访波兰的这段时间，卫恒严格执行“节俭出行”方针。
他的住宿和餐饮，全部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安排，一律不额外增加外汇消耗。
在波兹南期间的工作会议和正式活动结束后，他都立刻返回使馆，不在外逗留，确保以最低的花费完成此次访问。
他在中国驻外使馆用餐和住宿时，甚至主动要求减少宴会安排，坚持吃简单的菜肴，平时更不涉及任何特殊饮食要求。
为了更好地控制花销，卫恒在出发前就做好了充足准备。
他从国内带上了足够的随身物品，包括简单的洗漱用品，避免在国外增加任何不必要的花销。
行程中途经莫斯科等地，他依然保持节约作风，始终在中国驻外大使馆或使馆宿舍就餐、休息。
有时长途乘车口渴，他也没有随意购买饮料，而是自备了一个水壶，提前在大使馆装满开水，供途中饮用。
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上，卫恒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按照日程参加了各项活动。
他出席了多场国际会晤和论坛，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们进行了交流。
卫恒衣着朴素、言行谦逊，这种简朴作风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关注，甚至有外方人员对他少随员、无排场的行事风格感到好奇，私下询问他的同行人员。
卫恒在交谈中总是简洁地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他本人信奉的节约原则，表示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方针。
访问结束后，卫恒将出访期间的剩余费用全部返还外交部。
他并没有把剩余资金私下分配或用作其他用途，而是主动要求财务人员清点并返还。
平反昭雪1966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卫恒的处境变得极为艰难。
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一些言行遭到误解和曲解，身边的工作环境也逐渐变化。
卫恒原本提倡的民主、反对一言堂的风格在此时被解读为不合时宜。
进入1967年，卫恒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当年1月，他被指控有“严重问题”，遭到隔离审查并被关押。
关押期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本就有胆结石和其他疾病的身体在缺乏有效治疗和照料的情况下变得更加虚弱。
最终，他于1967年1月30日不幸在狱中逝世。
直到1979年，经过多年的反复调查和审查，山西省委终于为卫恒彻底平反昭雪。
省委在调查后宣布卫恒在1966年被错误关押，并确认了当时对他的指控皆为不实之词。
宣布平反昭雪当天，许多曾与卫恒共事的干部、群众，甚至他的家人都参加了追思会议，表达对卫恒的悼念与尊敬。
参考资料：[1]张敏慧.“出众还依众”的人民公仆——卫恒[J].党史文汇,2023(5):4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