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对中国来说，经济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讲话。在讨论对中国公司的制裁时，耶伦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利用这些工具来获得竞争性经济优势。”她试图强调美中脱钩并不在眼前。一周后，即4月27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他在会上呼应耶伦，称拜登政府“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寻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中国合作。”但沙利文也批评中国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并表示美国决策者将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

耶伦和沙利文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政策的观点都误入歧途了。

对中国来说，经济问题就是安全问题。2014年中国表示经济安全是其“综合安全观”的“基础”，军事力量保护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自2014年以来，这个官方立场得以强化，在2023年3月的“两会”上中国官方表态是“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中国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概念后，一定程度上在暗示经济政策向内转向，这被认为与华盛顿有关。这些担忧中最主要的是知识产权盗窃和先进技术落入中国军方手中的可能性。

美国的政策回应是试图阻止中国推出新的经济体系。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开始阻止中国对外国科技公司的更多收购。例如，CFIUS阻止了中国公司Wise Road Capital对韩国半导体企业Magnachip的收购。资本管制与根据《2018年出口控制改革法案》重新制定的美国出口控制相结合，标志着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关注度增加。

白宫还继续了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它维持了这些关税，并通过了《2022年CHIPS和科学法案》——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500亿美元投资，意在重振该行业不断减少的领先优势。

拜登政府希望缓和与中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并解决根本问题。但正如Politico报道的那样，拜登官员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更糟糕的是，但中国人不回美国的电话，尽管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在本月晚些时候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并希望这次会议将成为更高级别后续会议的前奏。

但要从宏观层面改善美中关系，首先要重新界定问题。应该认识到经济与安全是相互交织的。对于大国而言，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要素，可以增强军事能力。但它也服务于更基本的安全问题。

中国面临着重大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放缓（但仍然稳定）。在北京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技术发展被视为长期经济繁荣的持续驱动力。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中国先进发展道路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任何试图阻滞或打断中国技术发展的政策都将使外交工作特别具有挑战性。

北京并不认为美国的经济对策是狭隘和有限的；它认为其国家利益受到了侵犯。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自助的世界里，北京没有动力去相信美国的强制性经济国策会停止。这使他们陷入 "行动与报复 "的循环，并以自己的强制性措施作为回应。

那么美国能做什么呢？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需要在安全和经济方面进行更多的协调。规划和高级别访问应包括这两个领域的官员。

为了代表经济组合，我们推荐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她认为技术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雷蒙多还看到了国际贸易与美国国内经济之间的联系，表示“我们需要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与中国的贸易支持美国的就业”。此外，从去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可以看出，商务部将领导美国组织和执行自己的科技政策，并执行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回应。因此，该部门的主管自然是新方法的领导者。

第二，需要举行更多的双边会议。可以与低级别的官僚建立信任，他们可以将沟通提升到更高的级别。就地点而言，第三方国家将允许华盛顿和北京保持一些自豪感。此前在巴厘岛和日内瓦举行的会议表明了以第三国作为会晤点的价值，维也纳的会晤也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有意义的行动，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向中国保证。中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模糊性，以及技术的最终用户是军方还是商业用户，才是华盛顿真正关心的问题。但“国家安全”往往是笼统的术语。更好的方式是明确说明使某一事物成为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条件。

就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而言，应该为删除制定明确的规则。澄清中国企业和国家机关的透明度疑虑将大大有助于在螺旋式上升的经济关系中建立护栏。

沙利文的演讲正确地强调了使经济竞争领域成为“小院子、高围栏”的地方。但这更像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项具体的政策。更好的政策是将经济和安全放在一起，为美中关系取得真正进展铺平道路。

作者：

J. Tedford Tyler 是查尔斯·科赫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助理。

Kedar Pandya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Economic Statecraft Program的研究助理。

文章发表在《国家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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