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有点消沉。一个人有点消沉自有他消沉的缘由，了解了党内宗派势力玩弄“借刀杀人”伎俩对瞿秋白的无情报复和打击，人们就会觉得瞿秋白之消沉，如人饥饿时要吃饭、悲痛时要流泪、寒冷时要取暖一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瞿秋白为党的事业满腔赤诚，抱病工作，不敢稍有懈怠，却因为他曾建议共产国际负责人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和成为王明往上爬的主要障碍，而遭到米夫、王明、博古之流的“彻底清算”。他们肆意放大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和“调和路线”错误，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瞿秋白，大搞惩办主义，撤销了瞿秋白的党内职务。无休止的表态、检讨和批判，使得疾病缠身、心力交瘁的瞿秋白厌倦也无力再与宗派势力争高下，违心地写了《声明书》，抬高对手，贬责自己，刻意往自己脸上抹黑，暗隐着瞿秋白对米夫、王明等人的不屑和出离愤怒后的无奈。

米夫、王明等人还企图从经济上“卡死”瞿秋白，每月只发给瞿秋白十六元钱，瞿秋白一家人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根本无钱医治瞿秋白日益严重的肺病。1932年初秋，与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的周建人，对瞿秋白的落魄深感惊诧和不安：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瞿秋白在冯雪峰、鲁迅、茅盾、谢澹如、周建人等的帮助和掩护下，才度过了困苦的岁月。尤其是鲁迅先生以瞿秋白为知己，“斯世以同怀视之”，不惧个人安危，对瞿秋白夫妇的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照，瞿秋白夫妇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

瞿秋白从1931年初重返文坛，至1934年初离沪赴江西中央苏区之前，为促进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被赶出中央政治局后，党内“左”倾宗派势力怕他“东山再起”，依然不放过他，对他的言论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或断章取义，横加指责，新账旧账一起算，强行压制打击他，借以维持“左”倾的错误统治。临时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瞿秋白只得将无奈、苦闷、愤慨掩藏于内心，被迫屡次表态、检讨，违心“做戏”，以求“过关”。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长征。瞿秋白向中央请求随军西行，而博古、李德以瞿秋白身患重病为由，未予批准，让他留在苏区坚持打游击。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也请求博古允许瞿秋白参加长征，但都“不顶事”。

瞿秋白希望自己能够随军长征，一方面他想为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多做些有益的工作，毕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的存亡，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一方面他也为自己留在中央苏区担心：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与国民党军官接触较多，有些还是他的学生，很多人都认识他，难于乔装隐蔽，容易暴露身份；二是瞿秋白身患重病，体力不支，在关键时刻，难以脱身。

瞿秋白1916年发现初染肺病，1921年左叶坏死，到1929年右肺病痛，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陈丕显回忆说：“记得1935年新年在中央驻地，我看到秋白同志，他身患重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呛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怅惘，像他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坚持打游击呢！”

而博古、李德却像甩包袱一样，把瞿秋白丢在了血雨腥风即将到来的险境绝地，全然不顾他是敌人十分熟悉又身患严重肺病的弱者。即便瞿秋白身体不好，也不足以成为拒绝他随军长征的理由。当时，身患疟疾气虚体弱的毛泽东、被敌机炸穿肠子腹部插着管子的王稼祥比瞿秋白身体更差，是被抬上担架长征的。当然，毛泽东得以随军长征，得益于周恩来的态度异常坚决，更重要的是博古怕毛泽东留在苏区“重打鼓另开张”；而王稼祥能够随军长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反对博古让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认为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应该随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长征。

伍修权揭露得好：“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不幸被俘牺牲……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编造的谎言，也指出了“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危害。

瞿秋白知道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中央苏区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自己留在中央苏区凶多吉少，似有赴死的准备。在分手之前，嘱咐他身边的马夫跟徐特立走，并把自己的好马也让给了徐老。他还邀请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暲等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当冯雪峰来辞行，瞿秋白又将自己半新的青灰色长衫披到了冯雪峰的肩上，留作纪念。

1927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陆续出发了。瞿秋白和战友们依依惜别，心情十分激动和不安。曾任中华苏维埃国民经济部副部长的吴黎平说：“我请秋白同志到家中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一想起这些借刀杀人的勾当，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悲凉。当一切担心成为现实，他能不思之心痛吗？他在狱中写就的《多余的话》，能不流露出一点消沉情绪吗？况且，死终究不是一件幸福快乐、人皆向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