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早年参加革命，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战火的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我党的高级将领，他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功勋卓越的杨勇仍在军中担任要职。

1972年由于工作需要，杨勇被调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一些下属有些不以为然.....

面对这种情况，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下属们刻意强调道：他曾是北京司令员，以此来提醒下属们注意对杨勇的态度。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第四十师第十四团与一股敌军在中央苏区的绚口突然遭遇，当时双方都毫无准备，有些始料不及。

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反应非常快，他趁敌军都愣神的片刻，大喊了一声：“冲啊!”带头冲向的了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瞬间展开。

然而，就在杨勇奋勇指挥作战之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而过，一阵剧痛，紧接着鲜血顺着面颊、颈部流了下来。

可此时的杨勇根本顾不上伤口疼痛，一心只顾杀敌，最终敌人被打的落荒而逃。

战后，军团长彭老总对杨勇的机智勇敢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杨勇的头顶上却留下了一块两公分长的弹痕，长不出头发。

长征路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当属湘江战役，在此战役中，杨勇率十四团担负的是掩护主力部队过江的重任。

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在炮火纷飞中倒下，血肉纷飞，江水都变成了鲜红色，面对潮水般涌过来的敌人，杀红了眼的杨勇毫无惧色，誓死阻挡着敌人的进攻。

就在疯狂杀敌之时，他的右大腿突然被子弹打中，但看到继续蜂拥过来的敌人，他根本顾不上疼痛，率领战士继续冲杀着......

经过两天两夜的血战，十团400多名官兵用生命为代价，换得了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与日军的首次交锋，面对的对手是日军的一个精锐旅团，时任八路军团政委的杨勇，率部去抢占老爷庙制高点，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异常残酷，弹药用尽后，杨勇带领将士们与敌展开了白刃战。

惨烈的厮杀中，杨勇突感左臂一阵剧痛，瞬间功夫，他的军装便已被鲜血浸透......

杨勇历经了一场场的恶仗、硬仗，几乎每一场仗他都是出生入死、血溅沙场，在他身上留下了战争的痕迹，但这并未让他心生畏惧，反而将他历练成了一位智勇双全的虎将。

抗战结束后，又很快爆发了内战。

1947年7月，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杨勇，率一纵参加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激战，将国民党的五个半旅全部歼灭。

在之后的淮海战役中，杨勇按照上级指示，率一纵前往张公店、张阁地区去消灭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181师。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敌师5000多人被全部歼灭，敌师长被俘。

张家店的战斗结束后，杨勇又率一纵马不停蹄的奔赴蒙城地区，在淝河、涡河北岸阻击前去驰援徐州的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全套的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在受到我军阻击后，用猛烈的炮火对我前沿工事进行狂轰乱炸。

杨勇率一纵奋勇抵抗，虽然部队受到重创，伤亡惨重，但最终成功完成了阻击黄维兵团的重任。

我军发动总攻后，杨勇率还未恢复元气的一纵，加入到了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经过九天九夜的激战，黄维军团被悉数全歼，黄维被俘。

淮海战役结束后，二野又新建了一支第五兵团，任命杨勇为司令员。

1949年12月26日，杨勇按照上级指示，指挥着第五团和第三兵团，协同其他兄弟部队，打响了成都战役，将退守到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其他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

成功攻下成都后，上级又有新的指示，命杨勇率第五兵团回师贵州。

回贵州不久，杨勇便被升任为贵州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底，上级组织为了培养他，将他推荐到军事学院去深造，1953年，又奉命前往朝鲜战场参战。

1958年10月初，杨勇从朝鲜回国后，便被党中央安排到北京军区任司令员，一年后又兼任了副总参谋长一职。

杨勇到北京军区任职时，全国上上下下正在大搞特搞“大跃进”，浮夸风盛行。

当时，杨勇敏锐的意识到，这股风背后潜在着不小的危险，因此在1960年3月的一次军区党代表大会上，杨勇特别强调，在响应轰轰烈烈的运动时，也要扎扎实实干好工作，不能放松基层建设工作。

党的领导中，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刻意强调“突出政治”时，而杨勇却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大力抓军事训练上，并提议不要让军事训练受到政治的冲击。

1964年，全军展开了一场大比武运动，作为主要参赛单位之一的北京军区，在大比武的比赛中表现的非常出色，连周总理、贺龙、陈毅等领导人在看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主席听说后也心动了，随后去观看了北京军区与其他军区的大比武表演，看后也是赞不绝口。

可是，就在这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大比武冲击到了政治为借口，开始对大比武进行错误批判。

但杨勇却仍然坚持大比武的成绩是很重要的，这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非常恼怒。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杨勇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冲击，蒙冤受屈，后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关怀下，杨勇才被“解放”出来。

1972年7月，中央为复出不久的杨勇重新安排了工作，派他前往沈阳军区去任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陈锡联工作。

一些老战友很为杨勇感到不平，曾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现前往外军区去任副职，这也太不公平了，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但杨勇却很无所谓的笑着说：“闲了这么多年，没为党做工作，本身就很愧对党和人民，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工作了，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说了，正职也好，副职也好，不都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吗？这有啥公平不公平啊？到沈阳军区不是挺好嘛。”

杨勇嘴上这么说着，行动上也没闲着，他还正式去上任，便已开始着手熟悉沈阳军区的情况。

此时，沈阳军区也接到了杨勇要来担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通知。

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杨勇是老战友，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分别是三兵团和五兵团的司令员，两个兵团在协同作战的过程中，配合的非常默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而他们二人，也通过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时听到老战友要来自己这里任职，心中非常激动，天天期待着与老战友重逢。

1972年7月底，杨勇即将来上任，陈锡联得知后，在军区会议上，对大家宣布了军区马上要来一位新的副司令，希望大家做好迎接工作。

过了两天，当陈锡联询问欢迎仪式筹备的怎么样了时，没想到负责筹备工作的属下，明显的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回答道：“一个副司令，有啥好欢迎的，有那么个意思就得了。”

这样的话是对即将上任的杨勇的明显不尊重，陈锡联听后，心中顿时火冒三丈，但他尽量压抑着心中的怒火，道：“咱军区新调来的这位副司令，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曾在北京军区担任过司令员的，来咱们军区任职，这可是党中央直接委派过来的，连党中央都看重的人，难道咱们不应该重视吗？”

随后陈锡联告诉大家，咱们的副司令杨勇，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和领导才能，他虽然职务时副司令，但咱们绝不能真的将杨将军当副司令看待，有什么事情要多向他请示汇报，凭他的资历、功劳、能力，本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

当大家得知新来的副司令员竟然是杨勇将军时，顿时惊呆了，同时感到欢迎仪式安排的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赶紧又重新去进行筹办了。

就这样，杨勇来上任之前，陈锡联对下属们特别强调了一番杨勇的不平凡，让大家了解了杨勇的背景和能力，使那些曾对杨勇持质疑态度的人，也转变了态度，因此当杨勇正式来上任时，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在之后的工作中，陈锡联也确实从未将杨勇当做自己的副手来看，而是凡事都要同他进行商议，下属们汇报时，也是按照陈锡联的叮嘱，先向副司令进行汇报。

杨勇自打上任后，便将全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工作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休息。

老战友陈锡联多次劝说他，工作不要这么着急，要顾及一下自己的身体，而杨勇却表示，自己闲了那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了工作干了，还不抓紧干？至于自己的身体，好着呢，感谢老战友的关心。

可杨勇毕竟也年近花甲之年了，再加上特殊时期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身体透支的厉害，还有战争时期负伤所留下的后遗症，导致杨勇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但他坚持忍着身体的不适，带队前往一线部队去勘察。

勘察回来后，他仍然顾不上休息，每天忙着与参谋人员对着地图和沙盘进行研究。

杨勇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对整个军区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大家的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不少，而与老战友陈锡联在工作上也配合的相当默契，同时二人的友情也愈发深厚。

两位老战友搭档了没多长时间，便又要面临分离了。

1973年5月，杨勇到北京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会议快结束时，他接到了党中央对他的最新任命，调他前往新疆军区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领导人。

那时的新疆军区，是12大军区之一，因为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很紧张，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到国防安全的问题，决定派杨勇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新疆去坐镇。

由于在新疆的工作非常出色，1977年8月，杨勇被调回北京升任为副总参谋长。

1983年1月6日，杨勇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而离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