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解放
1949年4月下旬，我解放军渡过大江，江南的广大地区先后获得解放。徐运北率领南下支队到达江西上饶，成立赣东北区党委。其时，金风任上饶地委副书记。
不久，二野五兵团奉命进军西南，解放贵州。轅东北地区党委奉命将地方工作移交给方志纯，由原来南下支队的干部，与在江西等地参加革命的一批青年学生共同组成西进支队，随五兵团进军，作接管贵州的准备。
进军途中，在湖南邵阳，新的贵州省委开会确定接管贵州的部署。到达芷江后，宣布了各大队负责接管的地区。这时，金风从二大队调到新组成的九大队。九大队有由部队转业干部组成的5个县委的架子，准备接管独山专区。省委派况玉纯来主持这一地区的工作。
国民党贵州省的独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独山县城，下辖独山、都匀、平塘、荔波、三都、平越、丹寨、麻江、罗甸、黎平、榕江、从江共12个县，与广西接壤，是贵州省内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
这里群山起伏，溪流纵横，幅员广袤，向为布依、苗、侗、水、瑶等兄弟民族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因为地处偏僻，遭受历代反动统治的重压，生产十分落后，直到解放时还有许多地方停留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经常以糠菜、蕨根充饥。
金风是山东山东昌乐人，对西南各民族的情况茫然无所知。在江西、湖南时，赣东北区党委和五兵团政治部印发了一些有关贵州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金风还找来一些报纸杂志阅读，这些文章掺杂了许多民族歧视以及侮辱性的内容，但从字里行间，他还是了解到一些关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他后来的工作，起到了一些作用。
1949年11月1日，二野第五兵团邵阳出发，沿湘黔公路向贵州前进。11月3日，部队进入贵州境内，接连解放了玉屏、天柱、镇远、黄平等县城。之后，十七军五十一师转向贵州南部进军。11月13日，五十一师一五一团解放麻江，副团长黄幼衡率一个加强营，沿公路向都匀挺进。
当部队到达距都匀县城十余公里的杨柳街时，截获国民党县长都堪打给乡公所的电话。黄幼衡立即命令部队分两路跑步前进，包抄都匀县城。14日夜，我军在火车站、大桥处与敌哨兵接触，突进城内击溃了敌军。国民党都匀县长都堪惊惶逃走，至15日凌晨，城内敌军已全部肃清，都勻宣告解放。
都匀是贵州南部军事重镇，自明代设府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此驻有重兵。清末咸同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军曾在此与清军多次激烈交战，三次攻陷都匀府城。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都勻办有炮兵学校。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将四十九军二四九师及宪兵五团、十二团等部队驻扎都勻。为了抗拒解放，国民又在都匀策划部署应变计划，妄图凭借黔南山区开展反革命游击战争，将担任过军职的都堪、王仲三等反动分子于解放前夕派回都勻，分别充任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他们在都勻组织了“军替宪联合办事处”、“反共保民委员会”以及“防护团”、“防剿队”、“民众自卫队”等等反动组织。但是敌人种种苦心经营，都被我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
由于都匀地处控制黔南黔中的军事要冲地带，上级决定将地委、专署机关及五十一师师部设于都匀，随后又成立了军分区，暂时沿用独山专区的惯称，1952年才改称都匀专区。
都匀解放后，张欣如从贵阳带领4个县委的架子来到黔南参加接管工作。中共独山地委正式开展工作，况玉纯任书记，金风任副书记，张欣如（专员)）、方士新（地委宣传部长）二同志为委员。不久，赵振邦由麻江县委书记调任地委组织部长。第一届中共独山地委即由上述5人组成。
都匀解放后，部队沿黔桂铁路南进，解放了独山县城以及黔桂交界处的重镇麻尾。荔波县少数民族的进步人士潘文兴、覃杰等同志，在我党影响下组织了“荔波人民武装游击队”，于11月11日一举占领了荔波县城，并与我取得联系，宣告荔波解放。12月，部队先后解放了平塘、丹寨、三都3座县城。1950年1月，榕江、黎平、从江三县亦宣告解放。至此，独山专区除罗甸县外，均已获得解放。
解放军以雷霆之势进入贵州，未经大的战斗，全省大部地区即顺利解放。但这种表面上的顺利并不表明敌人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独山专署所辖各县机关，裹胁人员，席卷城内的武器、金银及重要案卷撤离县城，逃窜到边远山区潜伏，待机蠢动。这是蒋介石、谷正伦在大崩溃前夕苦心部署的“应变计划”的一个步骤。
据我军所获情报，敌保安司令陆荫揖曾秘密制订《自卫队对匪作战(游击战)指导之研究》。都匀县据此拟定“空室清野及保安寨实施办法”，妄图实行“三光”（搬光、走光、烧光）政策，达到饿死和“困、扰、疲”我人民解放军的目的；同时还策划搞“保安寨”，以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阴险手法与我长期对抗。
国民党军统西南区专员肖崇辉（化名柏家华）从重庆潜回都匀，建立了潜伏的特务小组。国民党中统也在都匀设立了调査室。此外，还有国民党湘桂黔铁路特别党部督导室领导的“都勻分区”、国民党内政部领导的贵州通讯处黔南督导区、国民党中央社黔南特派员等等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
敌人的计划是毒辣的。国民党独山县政解放前夕制定的“应变方案”中提出，要“全县文武人员分组工作，实行党政下乡”。还提出反动口号:“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毁家保家。”在策略上，他们一方面要与恶霸、豪绅、惯匪“结成一坚强反共战斗体”，另一方面又强行将各族人民编为“游击小组”。
国民党独山县政府还将其机关人员全部编入保安团；将“自卫队”编为3个团，设立了3个指挥部，妄图凭借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我顽抗。他们在撤离独山县城前夕，野蛮地屠杀了60多人，制造白色恐怖，并且宣布:“擅自回城者杀，向城内运送物资者杀，进城做生意者杀。”
正是由于敌人的这种阴谋部署，因而我军在接管之初大多是面临着一座空城。独山县城内原有国民党大小机关46个，大部机关在接管时都是一座空房。
针对敌人“空室清野”的阴谋，我方在接管工作上，首先展开了政治攻势，派干部下到农村集镇，利用赶场天向广大群众宣传《约法八章》以及我党的各项政策，揭穿敌人的种种污蔑和造谣，号召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解除顾虑，归向人民。
除进行广泛宣传外，我接管人员还通过一切关系，进行个别动员、争取。经过我方大量宣传、争取，绝大部分旧人员看清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于是纷纷返回县城向我接管人员报到。
原都勻县基场乡乡长蒙光辉，解放后留任乡长。他接受我党的领导，努力配合我政府完成粮食借征任务，并为我方担任水族语言翻译，报告匪情，后被都匀县人民政府委任为王司区副区长、县民政科副科长等职务。
麻江县国民党县长解放前夕带领一部分人枪逃到龙山乡，县城解放后，我方打电话给国民党龙山乡长，反复交代政策、说明利害，要他去争取旧县长返城。3天后，旧县长返回县城，带回人枪80多，并有机枪4挺。
我方对待旧政府人员，一律不打骂、不侮辱，开诚布公地交代政策，以礼相待，组织他们学习《约法八章》，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变立场，与旧政权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给以出路，安排适当工作。
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团结、改造旧人员的政策，争取团结了旧人员中的多数，孤立了极少数顽固不化、反动到底的分子，从而促进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接管工作中，也有一些深明大义、思想进步的地方士绅对我方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协助。平塘县进步人士张仲孚，为了争取县城的和平解放，曾亲自去说服国民党平塘县长杨端楷，要他放下武器，归向人民。杨端楷拒绝投降，带领人枪撤离县城，张老先生又派人与我驻独山部队联系，终于使平塘县城得到和平解放。县城解放后，张老先生出任支前治安委员会主任，积极协助我军动员旧党政人员归来，并协助征收公粮、收缴武器等。
但是，接管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狡猾的敌人混入支前治安委员会这一组织，利用合法身份与我方周旋，探听我情况，侦察我虚实，伺机而动。平塘支前治安委员会中就有一些人后来参加了土匪暴乱，围攻县城。对这种情况，由于我方事先有所蕾惕，敌阴谋未能得逞。
有的敌人利用合法身份，用糖衣炮弹的方式向我进攻，他们采用吃喝拉拢、金钱收买、美女腐蚀等手段，向我干部展开攻势，也确有极个别的干部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犯了严重错误，甚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黔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能否取得各族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是我开辟民族地区工作成败的关键。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由于长期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素来对一切“汉人”都是疑虑重重、心怀戒备。
我军进入黔南后，利用一切机会向少数民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是一家人的兄弟关系，历史上的民族隔阂是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并揭露、批判了国民党民族政策的反动性。
在行动上，我干部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还教育干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努力学会少数民族语言，主动接近少数民族人民，鼓励干部与他们交朋友。由于我干部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同时我干部作风朴素，生活艰苦，工作热情积极，确实表现出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髙尚风格，因而给了少数民族人民以良好的印象，他们把我干部称为“新汉人”，倍加拥护与信任。
黔南的各个少数民族内部，大多还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在个别边远地区甚至还保留着氏族社会制度，寨老、族长等少数民族中的自然领袖在本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极大的权威。因此，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就成为解放初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我党没有简单地对待民族问题，而是大力贯彻执行这一政策。
解放初期，省委领导亲自写信给独山县布依族中的上层人士莫凤楼先生，动员他与我党合作。莫凤楼先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顾国民党匪特的威胁与利诱，接信后，主动与我部队及地委取得联系，协助人民政府进行民主建政与剿匪治安，安定地方秩序，稳定人心，协助收缴枪支，并带头缴纳公粮。
他的进步行动在独山布依族人民中起到了良好的影响，麻尾区4个布依族莫姓的旧乡长都消除了疑虑，返回乡公所协助我方进行接管。莫凤楼先生的进步行动遭到敌人忌恨，后来他全家43口竟惨遭土匪杀害，光荣牺牲。
平塘县原国民党西凉乡长陆镇藩（布依族）先生，接到张仲孚老先生的信后，毅然归向人民，组织当地群众运送了7000多斤大米支援县城的驻军。他还积极协助我军和政府收集土匪情报，协助我军剿匪。
在土匪围攻平塘县城的危急时刻，他驻守在北门碉堡内，与我军失去了一切联系，面对土匪围攻的威胁，毫不动摇，对我军和政府有着坚定的信仰。陆镇藩先生这种革命行动在当地布依族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独山专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被选举为独山专区副专员。
水族知名人士潘一志先生，解放前弃官不做，归隐山林务农；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县长登门拜访，诚挚邀请，他欣然从命，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为了表示他一心跟着共产党走的态度和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益智”改为“一志。
党的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它不仅是团结几个民族代表人物的问题，而且通过他们表达了我党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重视，体现了我党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黔南地区解放与接管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民族地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心环节，它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