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艰难斗争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地展开。起义的整个行动由共产党特别委员会紧急会议指挥，这个会议集结了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和陈独秀等党的高层领导。他们在起义期间几乎不分昼夜地指挥作战，全力以赴支持工人的斗争。

在起义行动中，周恩来和罗亦农等人负责具体的战术部署和前线指挥。由于起义的紧迫性，指挥官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们的眼睛都因长时间的疲劳和紧张而显得红肿。尽管团队成员多次劝说汪寿华稍作休息，汪寿华却坚决表示，看到工人们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自己怎能在后方休息。

起义开始之初，汪寿华曾派使者前往龙华，企图联络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希望能得到其部队的支援，从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彻底消灭在上海的军阀势力。然而，白崇禧受到蒋介石密令的影响，选择了按兵不动，显然是打算利用军阀的手段来削弱或消灭正在崛起的工人武装力量。得知这一消息后，汪寿华感到极度失望，但他迅速调整态度，对身边的战士们说，既然外部援助无望，那么就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战斗。

经过连续28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展现了极高的战斗意志和组织能力。他们在战术上对敌人进行了有效的打击，还能在物资和人员上进行迅速的调度和补给。这种高效的指挥和坚强的战斗力最终使起义军在除租界区域外的上海地区全面取得了胜利。

黑帮与政治的深度勾结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准备清洗共产党力量，偷取革命胜利果实，他秘密联络了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人。这三位青帮头目早已是上海黑社会的代表人物，各自在租界和帮会中拥有庞大的势力。

他们从青帮子弟中挑选了一批人，冒充工人纠察队，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招摇撞骗。这些人故意对普通市民敲诈勒索，甚至有时直接抢夺路人的财物，制造混乱，并将罪名推到真正的工人纠察队头上。

与此同时，三人通过控制的宣传网络散布谣言，声称工人纠察队计划冲击租界，扰乱社会秩序。这些谣言在上海的外国商人和租界当局中引发了恐慌，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借口，宣称工人纠察队已经成为社会的威胁，必须予以镇压。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甚至安排了青帮成员伪装成工人纠察队，故意制造冲突，将局势进一步推向失控的边缘。

4月初，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成立了中华共进会，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杜月笙等人不再满足于幕后操作，而是直接将青帮的力量投入到镇压行动中，为蒋介石提供武装支持和地方势力的配合。

汪寿华孤身赴宴，命丧枫林桥

1927年4月11日，上海局势风雨欲来。当天晚上，杜月笙向工人纠察队领导人汪寿华发出了赴宴邀请。这场宴会表面上是一次和平的交谈，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陷阱。接到邀请后，汪寿华迅速向组织作了汇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其他同志都极力劝阻他，不要前往，因为局势已经十分危险。然而，汪寿华依旧决定赴约，他认为这是一个了解敌人计划的重要机会。

在讨论安全措施时，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顾顺章建议，如果一定要去，至少要带一个排的纠察队队员随行，以防不测。然而汪寿华认为，带太多人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警觉。他表示，自己过去与青帮和洪帮的流氓头目打过多次交道，不会轻易受制于人。最终，组织决定派李泊之陪同前往，以确保汪寿华的安全。

当晚，两人来到杜月笙的府邸附近。临近门口时，汪寿华却让李泊之留在华格臬路，叮嘱他如果两小时后自己还没有出来，就立即回报组织，说明可能发生了意外。汪寿华独自走进了杜宅的大门。

进入杜宅后，杜月笙与汪寿华寒暄片刻，表面上气氛平静。然而，杜月笙的手下早已埋伏在宅内。这些人包括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和叶焯山，都是杜月笙的心腹打手。当汪寿华放松警惕时，他们突然出手，将他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得他无法动弹。随后，他们将汪寿华装入一只麻袋中，迅速运离杜宅。

麻袋被运往沪西枫林桥，这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远离闹市。杜月笙的手下将麻袋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坑中，然后用铁锹将土一铲一铲地盖上，直至将汪寿华活埋。整个过程冷酷无情，没有一丝犹豫。汪寿华牺牲时年仅26岁。

杜月笙的政治野心与挫败

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在经过八年战火后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转折期，国民党政权重新掌控了这座城市。此时的杜月笙，凭借抗战时期的种种活动和影响力，正试图进一步攀登政治高位。

战后，杜月笙将目光投向了上海市长的位置。在蒋的眼中，杜月笙虽然在抗战时期表现得积极，但他毕竟是一个长期活跃于黑社会的头目，其背景和手段难登大雅之堂。蒋介石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稳定局面的“正统”官员，而不是像杜月笙这样的“江湖人物”。

杜月笙的市长梦很快破灭，但他并未因此放弃。他转而争取担任上海市议会议长这一职务，这在当时同样是一项颇具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杜月笙开始加紧与国民党上层的交往。蒋介石明确表达了对杜月笙政治抱负的不支持，并通过不同的途径施压，阻止杜月笙进一步谋求官位。

随着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愈发冷淡，杜月笙的政治野心逐渐受挫。与此同时，上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国民党接管上海后，各种派系斗争不断，腐败问题严重，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混乱的局势让杜月笙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他手下的势力虽然仍然强大，但政治上的限制使他在上海的影响力难以扩展到体制内。

晚年的选择与结局

1949年初，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朗。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上海作为国民党的重要据点，也面临即将解放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杜月笙不得不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抉择。他和一些知名人士保持了密切联系，其中包括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人。这些人或是政界的重要人物，或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各自在国共谈判和时局变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这些接触中，杜月笙频繁提到自己的困境。他在三十多年的江湖生涯中，尤其是与蒋介石合作期间，参与了太多针对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镇压行动。这样的过往使他对共产党是否会宽恕他抱有疑虑。他与这些人的会面，更多是在试探，共产党未来的政策是否会给他留下一条退路，以及他是否还能在新的政权下继续生存。

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在国民党局势败退的情况下，蒋介石希望杜月笙能够随他一同前往台湾。杜月笙对此并未表态。他没有立刻答应蒋介石的邀请，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继续观察局势的发展。

5月1日，杜月笙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既不选择留在上海，也不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前往香港。在他看来，香港虽然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相较于其他地方，它的特殊地位让他能暂时远离国共两党的直接影响。杜月笙带着家眷和一部分亲信，悄然离开了上海，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

上海解放后，共产党对杜月笙的旧部展开了彻底的清查行动。在汪寿华被害案中，芮庆荣和高鑫宝早已在解放前相继去世，但马祥生和叶焯山却未能逃脱。他们因来不及撤退而被捕。在共产党的严密调查下，这两人直接参与汪寿华遇害的证据被完整保留。1949年，新的人民政府决定以公审大会的形式将他们的罪行向公众公布。公审大会被安排在枫林桥，这是22年前汪寿华被害的地点。

公审当天，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涌向枫林桥。很多人是因为对汪寿华案的记忆而特意赶来，他们想亲眼见证正义的执行。大会上，审判官逐一揭露了马祥生和叶焯山的罪行，包括如何协助杜月笙的手下将汪寿华带走、虐待，并最终杀害的细节。两人被当场判处死刑，随即在现场执行枪决。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通过报纸得知了这则消息。他对自己的老部下遭到清算并不感到意外，但这一消息的传来，标志着他过去那个时代的彻底结束。他的健康状况在这一时期急剧恶化，病痛缠身的他逐渐失去了对家族事务的管理能力。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于香港，享年63岁。

参考资料：[1]吴基民.汪寿华:为工人阶级奋斗终身[J].同舟共进,2021(9):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