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还鼓励捕杀？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我们未曾见到如现代这般完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存在鼓励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这一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古代社会以农业为根本，土地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也是国家繁荣的基石。然而，众多野生动物的存在，却常常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正如《道德经》中所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那个时代，野生动物与人类在资源的争夺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野猪拱地、野兔啃苗、飞鸟啄食，这些看似寻常的行为，却给老百姓的生计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一季的劳作可能因为野生动物的破坏而颗粒无收，一家人的温饱便无以为继。 不仅如此，古代除了捕杀野生动物，还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养动物。比如把野猪驯养成家猪，让其成为人们重要的肉食来源；把狼驯养成猎狗，帮助人们狩猎和守护家园；把野鸡驯养成家禽，为人们提供蛋类和肉食；把野牛驯养成耕牛，用于农业生产；把野雁驯养成家鹅，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我们应该感谢古人驯养动物，开辟土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生活在农业社会的百姓来说，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当野生动物的活动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时，捕杀便成为了一种最好的选择。这并非是出于对野生动物的恶意，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那个时代，人们缺乏有效的手段来防止野生动物的侵害，围栏和陷阱的作用有限，驱赶也往往难以奏效。因此，为了保护耕地和农作物，捕杀成为了一种直接而有效的方式。 再者，古代社会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人们对于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认识十分有限。在当时的认知中，野生动物更多地被视为与人类争夺资源的对手，而不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乏科学的认知，也就难以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和法律。 此外，古代社会的统治阶层往往更关注的是税收、兵役、农业生产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财政收入的方面。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在他们的政策考量中并未占据重要位置。 然而，我们不能单纯以现代的视角去评判古代驯养、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还是好事。古代社会面临着诸多生存挑战，通过驯养野生动物获取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劳动力，通过捕杀威胁人类生存的野生动物保障生命安全，这些举措对于古代人类的繁衍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进步，我们如今深刻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畅通的时代，拥有更先进的保护手段和更深入的生态认知。我们应当以史为鉴，珍视当下，依靠完善的法律和积极的行动，为野生动物营造更安全、和谐的生存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总之，古代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存在的驯养、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持续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为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