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的北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旅游打卡地——宏恩观。它紧傍中轴线，坐落在钟楼北侧偏东，南起豆腐池胡同，北至张旺胡同，占地面积约5100平方米。
经过近10个月的修缮施工，宏恩观已然亮出了庄严宏伟的三座大殿。据报道，山门殿将成为中轴线数字馆，帝君殿引入中轴线书店，大雄宝殿将变成国际交流中心。
清末宏恩观得以重修
宏恩观，全称清净宏恩观，原址为元代元贞二年（1296）创建的佛家寺院千佛寺。明宣德年间对它进行过一次大修，明正统三年（1438）五月，敕赐名为吉祥寺，后又改名为清净寺，但民间仍叫它千佛寺。
清净寺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曾一再重修，但到了同治年间已然衰败，香火稀疏、佛殿将倾。住持僧人振龄无力修葺，便把寺院转给了同门僧人闻庆。闻庆想将庙产出售，已找到了一个外国买家，这个洋人想买下来拆了庙盖房子居住。即将成交时，这事被“内务府郎中”厚安知道了。厚安觉得，这地方乃是“龙尾之要”，是“诸天佛菩萨所降光昭灵”的宝地，假如让一个外国人造一所洋房，岂不坏了风水！于是他出面阻止了这场交易。厚安与闻庆订立契约，由他厚安出资维修，寺庙事务仍由闻庆管理。这样，寺庙的所有权便转到了厚安的手里。但厚安并没有让清净寺摆脱困境，闻庆还想把庙产卖出去。闻庆又找到了两个国人买主，但因庙产的房地契在厚安手里，闻庆只能给买主打白条，买主自然不干，于是买卖没有做成。
光绪十三年（1887）秋天，朝中一个叫刘多生的大太监来到了清净寺。他看到佛殿虽然倾颓，但那些金丝楠木的梁栋犹存，于是慷慨解囊，鸠工庀（pǐ）材，重修了此庙。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开工，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初九日落成。庙宇焕然一新：前面山门殿恭塑四大护法天王；正殿帝君殿供奉关圣帝君、文昌帝君、孚佑帝君（即吕洞宾）；西配殿供奉地藏王菩萨、十殿阎君，东配殿供奉碧霞元君；后殿是大雄宝殿，供奉三世佛，左右配殿供奉十八罗汉、妙道真君、财神诸像。
这个刘多生太监系何许人，咱们后面再讲。且说厚安与刘大太监本来就交往密切，对他重修此寺的善举非常高兴，就将本寺的房产地契赠送给了刘太监。刘太监信奉道教，便将本是佛教的清净寺改为道家的宏恩观，他本人也就成了宏恩观的第一代方丈。
到清朝末年，宏恩观和紫禁城周边的许多寺庙一样，成为一些无家可归的老年太监的栖身之地。1936年，北平市政府对辖区内的寺庙进行了一次登记，内容包括庙名、地理位置、建立年代、产权属性、庙产管理使用情况以及庙内法物状况等都记载。
据张次溪编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宏恩观内的四座石碑分别是：
光绪十七年的“三皇翠云仙院碑”，额题“万古长春”，碑文为光绪二年进士、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卢宝忠所书。此碑立于大雄宝殿前的左侧。
光绪十九年的“宏恩观碑”，额题“万古长春”，碑文为白云观方丈高明峒所撰，同治十三年进士、翰林张百熙所书。此碑立于大雄宝殿前右侧。
光绪十九年的“宏恩观碑记”，额题“万古流芳”，碑文作者“素云道人”，亦即第一代方丈刘多生本人。此碑立于帝君殿前右侧。
光绪十九年的“宏恩观碑”，额题“万古长春”，碑阴额一行大字：“因果不昧”。碑文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撰，同治十三年殿试状元陆润庠所书。此碑立于帝君殿前左侧。
刘多生其人其事
从这些碑文撰写者的身份，不难看出刘多生的“人脉圈”来。
刘多生，原名刘立邠，字多升，生于1839年，卒于1895年。祖籍山东即墨，明代迁至河北省东光县，道光三十年（1850）定居北京。他自幼净身，十三岁进宫，因为聪明伶俐而成为咸丰皇帝的贴身太监。同治九年（1870），慈禧的母亲去世，停灵于白云观。刘多生为料理“皇姥姥”的丧事，得以结识了白云观第十九代方丈、全真龙门派分支“霍山派”的开创者张耕云。因“一见相洽”，刘多云遂拜张耕云为师，皈依了道教，成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代弟子，得法名刘诚印，又名刘明印，道号素云道人。
此时的刘多生已经成为慈禧跟前的红人。在大清朝，有权就不难弄到钱。同治十年（1871）张耕云方丈开坛传戒，刘多生出面为其募捐传戒费五千余金，受戒者367人。高明峒为白云观住持时，屡开戒坛，刘多生均为保举大师监戒。光绪八年（1882），刘多生募捐七千余金，为衣钵口粮传戒费，受戒者400人。光绪十年（1884），募捐传戒费九千余金，受戒者525人。同治十年、光绪八年、光绪十年、光绪十七年（1891）四次传戒，刘多生募捐了两万多两白银，受戒者共计1642人。
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白云观，经历了辽金元明四朝风雨，到清朝末年，许多碑文已经漫漶不清。刘多生秉承先师遗志，于光绪十二年（1886）捐资重建了后士殿前西侧的白云观重修碑、老律殿前东侧的长春邱真人道行碑以及罗祖塔前西侧的白云观重修碑等。
光绪十六年（1890）刘多生及诸大护法，利用白云观后余地，修筑了云集山房及戒台、游廊、假山、亭台等，作为接待宾客、道侣集讲处所。其中，刘多生为修园墙楼房捐助银一万五千两。
刘多生还和张诚明、张诚五两个师兄弟发起成立了“长春永久供会”，宫内的太监、信官助善者百余人参加，每年提供资金三百两，作为白云观正月十九的燕九节、九月初九的九皇大帝圣诞等节日的开销。“永久供会”筹集的资金再多也会越花越少，刘多生自己又捐了三千多两银子，在昌平购买了一大块土地，用租金作为每年两次香会的花销。
刘多生还出资修过进妙峰山的香道。这事在金勋编纂的《妙峰山志·序》有记载：“至光绪十八年，太监刘诚印者，号素云道人，俗称‘印刘’，捐资修中北道。由北安河往上至涧沟，道宽七尺，砌成层磴。”
光绪十五年（1889），刘多生被授予总管六宫事务之职。光绪二十年，被赏三品顶戴。据说，安德海、李连英都是他的徒弟。这个说法能成立，因为刘多生比李连英年长近十岁，还有，李连英也是白云观方丈的弟子，法名灵杰，号乐圆道人。这个信息是李连英的后人说的，“白云观方丈”，很可能就是刘多生。
刘多生出资大修宏恩观，本想将来作为自己的养老之地，然而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病而亡，不到60岁。据说由于他的死，令慈禧伤心了很长时间，经常找茬儿向李连英发脾气。李连英抱怨说：刘多生死了还给他气受。
刘多生的墓在海淀区青龙桥镇。据今人焦雄所著的《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说，刘多生在京西海淀生前建有宅园、别墅多处。
“龙尾之要”辨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宏恩观内的建筑成为北京标准件二厂的车间厂房。上世纪90年代，工厂迁出，宏恩观逐渐成为大杂院。后因钟楼前的大市场被拆除，钟楼菜市场挪入观内。虽然它后来先后被列为了东城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但仍然是“灰头土脸地混迹于豆腐池胡同里”。
近几年，随着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的推进，宏恩观迎来了又一次新生。可以预见，宏恩观的开发利用，既得中轴线保护、文旅事业兴旺的天时，又得坐落于“龙尾之要”的地利，必然成为一新的旅游热点。
随着宏恩观屡上报端，“龙尾之要”已成为宏恩观的代名词。关于“龙尾之要”的说法需要注意。有媒体在报道时这样介绍：“宏恩观地处元大都中轴线北起点的偏东北方向，被称为‘龙尾之要’。”
这句话有两处值得商榷。首先，中轴线的起点应该在南边的正阳门，亦即元大都时期的丽正门，钟楼应为终点。既然把中轴线上的建筑群视为一条龙，龙首应该在南，龙尾在北。如果以钟鼓楼为起点，钟鼓楼是龙首，那就和“龙尾之要”相矛盾了。
其次，“龙尾之要”就是宏恩观吗？如果钟楼以北仅宏恩观一座庙宇，那么“龙尾之要”的说法或者可以成立。事实上，钟鼓楼一带是历史上寺院比较集中的地方，寺庙星罗棋布。旧时，东有财神庙、大佛寺、净土寺，西有玉虚观、铸钟娘娘庙。仅钟楼以北，就不止有宏恩观一座寺庙。刘多生参与重修的三皇翠云仙院，就在钟楼跟前的东北侧。钟楼正北、宏恩观之西，历史上还有座娘娘庙；娘娘庙北面还有真武庙，再北有玉皇阁。所以，“龙尾之要”指的是钟楼以北的这一片区域而不是宏恩观一个点。
补白
宏恩观小档案
根据民国时期《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五区）》等资料记载，民国时期宏恩观整座建筑坐北朝南，山门外有高约二尺，长约五丈的照壁，山门前有大铁鼎，上有“大清光绪丙寅重修”的篆书，左右各有铁狮子一尊。
中路建筑：山门面阔五间，一门两窗，皆为拱券形。山门上额书“重修清净宏恩观”。进入山门一进院内有东西配房各二间，二门名“宏恩门”。二进院内有正殿帝君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环有围廊，东西山墙分别嵌有彩色琉璃大字，东边为“万古长春”、西边为“元运赞燮”，后山墙也有“万古长春”。其后三进院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为硬山顶。
东路：有两座跨院，第一院有大门、垂花门、两层殿宇及东西配殿，第二院有大门及正殿。
西路：北殿三间，为供奉刘诚印等霍山派三位真人的祠堂。
另，查阅1930年北京地图，宏恩观的位置上标注的是广益小学,《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五区)》中也提到宏恩观“东大门内壁木牌写有‘广益学校’”字样。说明在民国年间，宏恩观曾办广益小学。
现宏恩观西路原祠堂已拆除，中路和东路主要建筑遗存比较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