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我和好友安红民一起入伍，1984年为争先进我俩竟然打了起来，退伍后也不说话，后来我和他都开车跑运输，我的车坏在荒郊野岭，没想到他看到后竟这样待我。
我和安红民是矿务局初中的好友，1981年初中毕业后，我到市高中读书，他在矿务局高中读书，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周末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父母只要找不到我，到安红民家里一准就能找到。
那时我就认定，安红民是我一生的好朋友，定不辜负！
转眼到了1983年9月，我和安红民都上高三复习班，但是，我自知学习成绩明年考大学未必有希望，但父母却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因为我们家弟兄6个，只有排行老四的我上到了高中，哥哥、弟弟们最多只上完初中。
安红民的成绩还不如我，他上高中纯粹是在等年龄，等到18岁接他父亲的班到矿山当工人。
但是，这一年的9月，武汉部队来征兵，彻底改变了我和安红民的人生轨迹。
9月12日，我在上学的路上途经矿务局武装部，发现大院里锣鼓喧天，凭经验判断肯定有大事发生，我走近一看才注意到，门口的墙上张贴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到部队建功立业！”红色标语。
哦，开始征兵了，我忽然想何不到部队去，既可以不用考大学，也能当上心仪已久的军人，想到这，我立马调转方向，直奔安红民的局高中去，我想说服安红民和我一起当兵。
当我在半路拦住安红民说了当兵的想法后，没想到竟正中他的心意，于是，我们俩课都没上，转身就跑到武装部，找到在这里上班的一位邻居，说了想当兵的想法，邻居随即让我们填了征兵登记表，并嘱咐我们回家一定要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若不同意，我们是当不成兵的。
然而，当我回家说了想当兵的想法后，父母竟然十分同意，或许他们早就想到了让我当兵的路子，毕竟在那个年代，当兵和当工人都是青年人最好的选择。
第二天，我叫上安红民再次跑到武装部，和那个邻居叔叔说了家长同意当兵的事，随后，我们知道了到局医院参加体检的具体日期。后来，经过二十多天的忙碌，我和安红民十分幸运地都当上了兵，10月8日，我们俩和矿务局180多名新战友一起，登上了开往部队的火车。
新兵下连后，我和安红民又同时被分到了汽车连，我们俩十分高兴，入伍前父亲曾说过让我们到部队，争取学到一门技术，而开车是当时十分吃香的技术，原本以为要找人开后门才能学开车，没想到1984年2月，新兵训练结束分配竟直接分到了汽车连。
后来，我们和下连的27名新战友一起被送到师司训队集训，六个月后，我们都以良好的成绩毕业，回到汽车连后，我们俩又分到了一个班。
原本以为分到一个班我们能互相帮助、共叙友情，没想到竟引燃了矛盾的导火索。
作为新的驾驶员，我们刚回到班里，表现得都很积极，那时我们都急于表现自己，也都希望自己的努力和辛苦付出得到承认。
9月，连队命令我们排出3台车为团锅炉房拉煤，班长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出车为团锅炉房拉煤，锅炉房有大澡堂，同时，还为全团供应暖气，煤一般都是从9月份开始拉的。
等我们开始拉煤后才知道，从我们团到煤矿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由于路况不太好，一天只能跑一趟车，常常是早上天不明就出发，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关键是到了煤矿拉煤的车多，还要排除等候好一会。
那段时间，我和安红民跟着各自的老兵师傅。我上车后十分殷勤地伺候着老兵师傅，到了饭点，虽然出车有补助，但我们有时还得自己掏钱巴结师傅，多炒一个好菜，或给师傅买一包烟，师傅一高兴，我就可以开车了，毕竟学了这么久的车，能开上连队的车，也是一种进步。
当时，我的师傅心较善，人家并没有要我买这买那，看我很懂事，车一出军营，方向盘就交给了我，他在一边轻松地欣赏着两边的风景。
但是，安红民却没我幸运，安红民的老兵师傅不知什么原因，经常训安红民不懂事，我后来才明白，安红民不仅嘴巴上不会说话，也很少给师傅炒菜，更别提买烟了，师傅就故意整他，在煤矿还经常当着矿工的面教训他，安红民十分苦闷，说自己的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师傅。
但是，拉煤的任务要持续很长时间，而安红民就这样郁闷地过着每一天，只有等晚上回到连队，心里才好受些。两个月过去了，我们为锅炉房拉回的煤堆成了煤山，营房股的股长这才让我们停止拉煤。
年底，连队安排各班进行年终工作总结，总结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评比先进，当时，连队考虑到我们新司机回来后拉了两个月的煤，特意给了一个新兵嘉奖的指标，带我拉煤的老兵师傅推荐了我，而安红民却没人推荐。
后来，指导员在全连总结表彰大会，对我提出表扬，并给予嘉奖一次。
但是，不知谁会安红民竟然对我大加指责，说在评比先进时不为他说话，我感到很委屈，说评先这种事，哪里有我们新下连的司机说话的份，而这安红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但他就是不听我的解释，仍然指责我不为他说话，只顾着给自己弄先进，让他在全连官兵面前丢人。
后来，我也有点着急，说话声音有点大，结果我们俩话不投机竟然打了起来，安红民下手很重，似乎把评不上先进的火都朝我发了，结果，我们俩在宿舍叮叮当当大打出手，我的鼻子还被他打流了血……
隔壁战友听到动静跑过来拉架，最后惊动了排长、连长和指导员……这件事情过后，我受到了警告处分，安红民则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和安红民不再说话。
我想不通，仅仅为了评先，就让我们原本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成了“敌人”。
果真应验了一句话，越是好朋友，翻脸后的关系越是难以缓和。
就这样，我俩虽然在一个班里，但见面谁也不和谁说话，谁也不理谁。时间久了，全连都知道这个事情，班长想了很多办法，想让我们两个老乡和好，但无论怎样做工作，我们俩仍像死对头一样，即便工作上必须接触的事情，也要通过第三个人传话。
转眼间到了1986年深秋，由于部队精简整编，恰好我们又服役期满，于是，这一年的11月，我和安红民退伍又回到了矿务局。
退伍回来不久，父母就感到不正常：你和安红民那么好的关系，当个兵回来，咋谁也不理谁了啊？对此，我气呼呼地一言不发！
4个多月后，我和安红民竟然同时被安排到局运输公司车队，从此，我们就成了车队的工人，根据队长的派遣指令，我和安红民安分守己地做了一个汽车司机。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我们矿务局的煤却处于滞销状态，卖出去的煤要不回不账，许多分公司的工资发不下来，运输公司也是如此，但此时的我们都已是人夫、人父，家庭生活的压力不容我随波逐流。
1988年，我下了好大的决心，辞去了车队的工作，弄了一辆二手运输车，自己跑起了运输。
我听说安红民也辞职跑起了运输。
1993年，我开着车往山西拉一趟货物，返回途经三门峡市时，车却突然坏在了310国道上。
让我郁闷的事，车坏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试图拦车请别人帮忙，可拦了半天，也没有车停下来，后来，我想我自己修，可是费了好大劲，也没把车鼓捣好。
一晃五、六个小时过去了，我无奈只好坐在车头上抽烟。
突然，一辆车停在我的旁边，我仔细一看，原来竟然是十多年没和我说过话的安红民。
安红民见我的车坏了，他停下来仔细查看了一番，竟然一声不吭地走了。走就走吧，我原本就对他没报什么希望，
没想到天快黑时，安红民带着一台拖车来到了我的车旁边，我们一起把车固定好，拖到了附近的修理厂。
令人奇怪的是，自始至终，安红民都没和我说一句话，而他和拖车师傅却有说有笑。
最后，我的车被拖到修理厂以后，安红民仍旧不说一句话，开着他的车扭头就走了。
这时，我从拖车师傅那时听说，安红民是在当地打听过许多人后才找到他的，只告诉他前面坏了一辆车，让他来拖车。拖车师傅也挺纳闷，自始至终他没听到我们俩说过一句话，但当他得知我和安红民不仅是老乡和战友，还是一个运输公司的司机时不禁乐了，嘿嘿笑着说：你们俩人真是冤家。
后来，我车修好回到矿上后，我也没找安怀民，而是买了一大堆的礼物到了他家里，我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出门就走了，也没和在家休息的安怀民打一声招呼……
过了几天，我爱人和安怀民的爱人在菜市场碰上了，当她们一说起我们俩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么大个人，咋还像小孩子一样任性！
一个月后，妻子和我说一家人出去吃个饭，我同意了，可我们到了饭店后却发现，安怀民一家早已在餐桌前等候，当我和安怀民四目相对时，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都明白，这次，我们可上了媳妇的“当了”。
此后，我和安怀民不仅和好如初，我们两家还成了亲如兄弟姐妹的一家人！
谁都有个性，有时候，尊重对方的喜怒哀乐，也是一种处世哲学！
岁月终能化解所有的恩怨，生活又让我们携手奔向幸福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