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有学者认为，范雎由魏入秦，向秦昭襄王献“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国驶入了统一中国的快车道，范雎因此而被誉为一代名相。其实不然，远交近攻是军事常识，范雎入秦之前，秦国一直都在实行“远交近攻”策略。范雎抓住穰侯魏冉攻取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寿（今山东东平西南），以广封邑的把柄，大谈远交近攻的军事意义，以此攻击魏冉，挑拨秦昭襄王与魏冉的关系，使昭襄王拜范雎为相，逐穰侯，归陶邑。范雎怀私献策，虽强化了秦昭襄王“远交近攻”意识，但对秦并天下的贡献，不可与魏冉、白起相提并论，不必夸大其功。

秦国一直在实行“远交近攻”策略。范雎入秦前，秦国一直在“实行远交近攻”策略，成效也是显著的。从秦献公即位至范雎入秦，受到秦国攻击的主要是韩、魏、楚、赵。

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1），秦军大举出兵，进攻魏国，直抵石门（今陕西三原），赵军救魏，亦被秦军打败，秦共斩杀魏赵6万人。此战，周王贺赐，献公称伯。

秦献公二十三年，秦献公趁魏与韩、赵混战之际，派遣庶长国率军进攻魏国，大破魏军于少梁，夺取了繁庞城，俘获魏国相国公叔痤。魏于次年迁都大梁，为秦国东扩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孝公十年，商鞅率军进攻魏国，包围安邑，迫使魏军投降。

秦孝公十一年，商鞅率秦军继续进攻魏国，包围固阳（在今陕西延安），迫使魏军投降。后魏惠王与赵、齐两国媾和，出兵反击秦国，企图夺回固阳。秦不得已将安邑归还魏国，秦魏关系得以缓和。

秦孝公二十二年，秦趁齐败魏于马陵，魏遭受重创之际，由商鞅率秦军进攻魏国，魏以公子卯为主将，领兵应敌。商鞅以智诈擒公子魏卯，一举打败魏军。

秦孝公二十三年，秦军与魏军战于岸门（在今河南长葛），掳其将魏错。

经过数次战争，“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日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秦国获得河西地区，朝着全据关东的战略目标迈出了重要步伐。

秦惠文君五年，大良造公孙衍率秦军进攻魏国，大破魏军，斩杀4万人，俘获魏将龙贾，夺取雕阴（今陕西甘泉）。

秦惠文王后元八年，秦军攻打韩国，大破韩军于修鱼，斩杀8.2万人，俘获韩将申差，震惊各诸侯国。

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秦庶长嬴疾率军攻打韩国，进至岸门，大破韩军，斩杀1万人。同年，秦军大举进攻义渠，夺取了徒泾等25城，义渠从此一蹶不振。

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秦、韩两国军队与楚军激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楚军惨败，被斩杀8万人，主将屈匄、裨将逢侯丑被俘虏。随后，秦军乘胜攻入汉中，夺取了六百里土地，设置汉中郡。楚怀王不甘心失败，又调集军队进攻秦国，直抵蓝田（今陕西蓝田），与秦军激战，再次遭到沉重打击。魏、韩作为秦之盟国，趁机袭击楚国，一直攻打到邓城（今湖北襄阳）。楚怀王被迫割两城与秦议和。

经过丹阳、蓝田之战，秦国夺取了汉中地区，使关中和巴蜀连城一片，国势日强，而楚军事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又丧失了汉中地区，国势迅速转衰。

秦武王三年，派甘茂和庶长封攻打韩国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四年（前307），攻占了宜阳，杀了六万人。渡过黄河，在武遂（山西省临汾市西南）筑城。

秦昭襄王六年，秦派庶长奂攻打楚国，杀了两万人；八年（前299），派将军芈戎攻打楚国，攻占了新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九年（前298），庶长奂攻打楚国，攻占了八座城，杀了楚将景快……

白起指挥的伊阙之战，秦军兵力不及韩魏联军的一半，却在白起的卓越指挥下，以少胜多，大败联军，斩首24万人。鄢、郢之战，沉重打击了楚国。华阳之战，斩杀魏军13万人，俘虏了三名将军，夺取了魏国卷（今河南原阳）、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中阳（今河南中牟西）、长社（今河南长葛）四座城。白起又与赵将贾偃交战，逼迫赵军逃入黄河，淹死了2万人，夺取了赵国观津（今河北武邑）。长平之战，白起率秦军尽杀赵军45万人，诸侯震恐。

马雍在《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说：“我们总结范雎的相业来看，可以说过大于功。如就对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贡献而言，范雎是不足以与魏冉、白起相提并论的。然而，历史上之所以对范雎津津乐道而忽略了魏冉者，因为魏冉的功绩是一次一次的战役，写在历史上成了枯燥无味的流水账，而范雎留下了长篇大论的说辞，给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秦惠文王取巴蜀之地。秦国不仅有开疆拓土的战略定力，而且在战略步骤安排和战略时机把握上也颇显智慧。秦国在东方取得初步胜利后，就将注意力转向西南，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消灭巴、蜀国，这对秦国以后的统一战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蜀是秦国西南的两个古国，居于今天的四川盆地。巴在今重庆，为春秋时巴子之国，建都于巴（今重庆渝中）。蜀在今四川，建都于广都（今四川广汉）。巴、蜀曾与秦、楚或友好或冲突，秦惠文君即位后与巴、蜀修好。

蜀为蚕丛、鱼凫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蜀王分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曰苴侯，其都城亦名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区）。苴侯与巴王关系密切，巴与蜀有世仇，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蜀相攻击，俱向秦告急。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惠文王准备伐蜀，但又为道险而犹豫。正在这时，韩国又从东面向秦进攻。早已从魏回来的张仪主张先伐韩，认为伐韩影响大，可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举而成霸业。

但大将司马错则反对先伐韩。他认为：蜀乃小国，是“戎狄之长”，现又“有桀纣之乱”，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又易取胜，“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攻韩不仅可能招致齐、楚、赵、魏的干预，而且有“劫天子”之恶名，因此不如伐蜀，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资具备而王随之矣”。

司马错偏重于获取实地，张仪则偏重于谋求外势。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方案，于公元前316年起兵伐蜀。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兵从石牛道入蜀，与蜀军大战葭萌关，秦军大胜，蜀王被杀，蜀国灭亡。

蜀亡后，秦军又灭掉苴及巴。“张仪贪图巴、苴之富，因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秦国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地区，遂归秦国所有。

秦取巴蜀意义重大。从经济上看，使得秦国“擅巴蜀之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军事上看，巴蜀地区处于长江上游，顺流可达楚国，秦并巴蜀后，在伐楚战争中取得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和两面夹击楚国的有利形势。

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向楚黔中进攻。司马错除了从陇西带来的军队外，又在蜀和巴郡，补充了十万人马和一万艘大船，米六百万斛。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后，秦占领了黔中地，并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又攻取邓（河南邓县）。郡守张若曾多次带蜀郡之兵配合司马错及白起攻楚，对统一中国起了直接作用。

反观楚国与巴蜀本有地缘优势，巴君又曾与楚国通婚，最有条件灭巴蜀，纳入楚国版图，而秦至少在秦献公、孝公至惠文王时期，与巴蜀疏远，缺少交往，但楚国缺少战略和发展眼光，丧失了灭掉巴蜀的有利时机，反被秦国抢占先机，导致攻守之势异也。

如果秦国机械地实行“远交近攻”策略，无疑会按照张仪的建议，舍巴蜀而伐韩国，若巴、蜀向秦国求援，秦国均置之不理，巴、蜀既可能寻求楚国救援，楚国会趁机灭掉巴、蜀，也可能在巴蜀打得两败俱伤之时，楚国出兵收拾残局，从而将巴、蜀收入楚国囊中，这对秦国是极为不利的。

秦国主导并参与五国伐齐。齐国曾是老牌齐国，齐桓公时期任用管仲为相，对内整顿朝政、厉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存亡续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威王时，齐国广开言路，修明政治，任用田忌为上将军，孙膑为军师，军威大振，曾大败强魏于桂陵和马陵，使强魏大伤元气，魏王被迫屈节求和，推崇齐侯为王。齐湣王时，齐破楚、困秦、败燕、灭宋，国势大盛。

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齐国之强大，对有吞并天下之心的秦国而言，是心腹之患。

不打残远齐，秦近攻韩、魏，常因强齐援救韩、魏而无功，有时占领韩魏的土地也被迫归还，更为严重的是，齐国常与列国合纵伐秦。齐湣王三年，齐合韩、魏而攻秦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韩河外及武遂，归还魏河外及封陵。秦昭王九至十一年间，五国合纵伐秦，先是齐、韩、魏三国攻秦，继而赵、宋参与，迫使秦废除帝号，并归还所侵中原都邑温、轵、高平等地于魏、赵。

而秦无法劳师远征攻齐，这不仅因为路途遥远，或韩魏不肯借道，而且因为秦、齐交战会两败俱伤，齐之盟国若参战，后果更不可想象。也不排除秦残军回返，受到赵、魏、韩等军队的打击，若如此，秦国可能会像麻隧之战后一样，再次成为二流国家。因此，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借助外力打残齐国，是明智的选择。

秦昭王十九年，秦约齐并称东、西帝。齐忽而取消帝号，发动合纵攻秦，图谋趁机灭宋。后二年，齐灭宋，诸侯恐惧。再后二年，秦发动合纵攻齐，于是乐毅攻破齐国。

五国合纵伐秦，以秦、赵、燕三国为主，韩、魏之参与，乃为形势所驱使，而秦、赵、燕三国中，又以秦为首要，有秦入质子泾阳君、高陵君于赵、燕以为信，并归还侵占三晋的部分土地。秦发动并主持五国合纵伐齐，目的不仅在于削弱齐国，改变长期以来齐、秦东西对峙之局势，更欲乘机夺取中原土地，甚至攻灭韩国，吞并两周，攻取河东、河内之地。

五国伐齐，最终燕占胶东，赵得济西，秦获陶地；魏虽丢失河东之地，但奄有齐之大宋、方与二郡（原宋地）；鲁虽小国，亦趁机略取徐州(薛地)。

齐国被打残，元气大伤，对秦国吞并六国利莫大焉。难道秦国应该拘泥于远交近攻策略而错失打残强齐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吗？

秦取陶地不是战略失策。秦于昭王二十二年开始伐齐，拔齐河东列城九，次年乐毅以赵、燕两国之相，统率五国联军攻齐，大破齐军于济上。之后，《资治通鉴》称“乐毅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其实，秦并未还师回国，而趁五国合纵破齐之机，移兵与魏争夺齐所兼并之宋地。定陶一带原为宋最富庶之区，赵国奉阳君李兑与穰侯魏冉皆欲取为封邑。是时李兑既不便越卫、魏而攻取定陶，魏虽与宋接壤，便于夺得宋地，但其兵力不足与秦争夺，穰侯因而得以逐步攻占定陶一带。

秦自昭王二十二年开始攻齐，至二十六年取得定陶一带，当魏冉三次复为丞相时，陶邑成为其封邑。早先攻取的河东列城九，因移兵争夺宋地而放弃。可知魏冉三次复相时，取得当时最富庶之陶邑作为封地，有巨大市租之收入，因而“私家重于王室”。

魏冉借机攻取陶邑也是战略之举。王恢对此做过诠释：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遂居之治产至巨万，称陶公子。子贡尝鬻财于曹、陶之间。盖陶居临蘭、洛阳、卫、梁、宋、鲁、赵、楚之间，国际交通之衢，所谓当午道者也。四面平原千里，鸿沟四达，物产辐凑，战国时代一大经济都会也。秦更据以为应扬四面，虎视八方之军事基地也。而攻取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寿（今山东东平西南），与陶邑连成一体，对秦国的经济和军事意义更大。

魏冉虽有广其陶地、以获重利之私，但陶地对秦国的经济、军事意义更大。若不是后来的齐国不堪一击、不战而降，陶地对于秦国力克齐国应该起到重要作用。

秦国不待范雎之言，始终实行“远交近攻”策略，这是一种战略理性，但又从不拘泥于“远交近攻”策略，把它理想化、绝对化、机械化，体现了理性成熟而非理性自负。

自秦献公起，历代秦王开疆拓土乃至徐图天下的战略定力，从未改变。为了实现“王天下”的远大抱负，秦国君臣工具理性发达，从不墨守成规，从不机械行事，从不自设藩篱，从不放弃机遇，从不死要面子，总是善谋大势、开放并蓄、随机应变、进退有据、不拘一格、务实求实，因而秦国横扫东方列国如风卷残云，最终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