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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的日子总是短暂，很快，吴国就迎来剧烈的反扑。吴军刚入郢都的时候，楚昭王正逃往随国（湖北随州），于是吴王阖庐告知随国国君：“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

这番话包含了两个意思——吴国和周朝是近亲，随国等汉阳诸姬也出自周朝，那么吴国和随国理应并肩作战，共同消灭楚国，以报楚国兼并汉阳诸姬的仇恨。如果随国能逮捕楚昭王，原本属于汉阳诸姬的土地，都可以归随国所有，随国马上就能成为大国，和楚国比肩而立。

吴王阖庐是用血脉亲情和现实利益，引诱随国站在吴国一边，和楚国为敌。如果随国国君接受吴王阖庐的邀请，那么楚昭王马上就会身死族灭，随国也可以占据“随枣走廊”这个楚国的天险门户，遏制楚国的残余势力，彻底打断楚国的国运。但，随国国君考量再三，拒绝了吴王阖庐。《春秋左传》的解释是，随国国君占卜，结果显示灭楚不吉，便决定不参与灭楚的战事——“随人卜与之，不吉。”

其实抛开占卜等玄学问题，只从现实层面来看，随国国君不参与灭楚战事，也是有道理的——随是小国、楚是大国，一旦此次没有彻底灭楚，楚国便要出兵灭随，而吴国僻处东南，随、楚却是近邻，到时候吴国来不及救援，随国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到那个时候，占领的汉阳诸姬土地，也要重新交出来。这不是白白折腾一场么，何必多此一举呢？对于随国来说，现在追随吴国灭楚，属于眼前的蝇头小利，维护随、楚的关系，才是随国的长远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随国国君拒绝了吴王阖庐，并利用吴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趁机提高自己的统战价值，和楚昭王结盟，宣誓效忠楚国。

千里伐楚的吴军，至此失去最后一次逮捕楚昭王、彻底消灭楚国的机会。随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早年间，伍子胥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子胥发誓说“我必复楚国”，申包胥也发誓说“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现在伍子胥和吴王阖庐前来伐楚，申包胥便跑到秦国，乞求秦哀公出兵救楚。秦、楚是世代联姻的盟友，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见申包胥到来，秦哀公向申包胥赋了一首《无衣》，以示和楚国同仇敌忾，随即派出五百乘战车，和申包胥一起南下救楚。

起兵救楚的，不止秦哀公一人。越王允常做为楚国的盟友，不仅不希望楚国灭亡，更不希望吴国壮大，威胁越国的边境，于是在秦军尚未抵达楚国的时候，越王允常就起兵伐吴，偷袭吴军的大本营，想要迫使吴军回援。公元前505年，在秦、越的夹击下，吴军五战五败，被迫一路东撤。“大败夫槩王于沂（河南正阳）”“败吴师于军祥（湖北随州）”“秦师又败吴师”“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谿，吴师大败”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吴王阖庐的同母弟夫槩，认为吴王阖庐大势已去，便效仿兄长的做法，于9月起兵，自立为吴王。吴王阖庐无奈，继续统兵东撤，平定叛乱，巩固了吴军的后院。

伐楚战争进行到这个程度，吴军已经无力再战了，只能撤兵回国。既然秦、越是楚国的盟友，吴国是晋国的盟友，那秦、越出兵援楚的时候，晋国在做什么呢？答案是，晋国没有任何援吴、伐楚的计划，而是在和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国开战，极力开拓黄河流域的疆土——“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鲜虞，即中山。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中山国崛起、威胁晋国边境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晋国六卿已经侵占了晋国国君的实际权力，伐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但开拓黄河流域的疆土，可以给晋国六卿增加封地。

天下霸主的地位，同样不影响晋国六卿的实际利益，可能在他们看来，丢了也就丢了，没有必要消耗已经得到的家族实力，为晋国争取天下霸主的虚名。晋国沦落至此，自然不可能再参与天下争霸，眼睁睁的错失灭楚良机。吴国伐楚，就此告一段落。

此次伐楚，吴国以五战五捷而进、以五战五败而回，以天下大势而兴、又以天下大势而落，一年时间即走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全过程。不过，吴国虽然没能灭楚，但此战搅动天下风云，给各诸侯国造成巨大的震撼，楚国为避开吴国的兵锋，甚至迁都于鄀（湖北宜城），这可是晋国都没有做到的。从此以后，吴国在天下各诸侯国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威望和话语权。吴国伐楚的战略目的，其实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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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楚战争结束以后，吴国很多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一个转变的人是吴王阖庐。自从回到吴国，吴王阖庐整整九年没有任何动静，和以往东征西讨、野心勃勃的那个吴王阖庐，完全是不同风格的两个人。发生这样的变化，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吴国元气大伤，再也经不起折腾，必须休养生息。要么是吴王阖庐在伐楚的过程中，见识到天下大势对国家命运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内心的负面情绪。我猜测，这两种可能是兼而有之的。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庐和吴国终于振作起来，再次出兵伐国。但是这一次，吴王阖庐的兵锋不再指向楚国，而是指向越国。做出这样的战略转型，说明吴王阖庐已经认识到，吴国的疆域太小、底蕴不足，灭楚并兼并楚国疆土是不切实际的，与其继续和楚国为敌，不如逐步消化越国的疆土，壮大吴国的实力，再图伐楚或进取中原。一句话，打铁需要自身硬，巩固自身的实力，远比蛇吞象更有意义。就这样，吴王阖庐统兵进入越国，和刚继位的越王勾践，相遇于檇李（浙江嘉兴）。正常情况下，两军列阵以后，要进行一些试探性进攻，扰乱对方的部署、打击对方的士气，等这一系列流程走完，再命令全军出击，进行战略决战。

但在檇李，吴王阖庐列阵完毕以后，越王勾践却做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越王勾践在越军中找出一批死士，让他们列阵三行，然后徒步走到两军阵前，一行接着一行的拔剑自刎。这种战术，起源可能是越国的一项不为人知的传统，吴国闻所未闻，所以见到越军死士在阵前自刎，吴王阖庐和吴军将士愣在原地，不知越军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发现了吴王阖庐和吴军的漏洞，命令越军立即出击，吴军在猝不及防之下，阵型溃散，大败而回，吴王阖庐也被斩掉一只脚指，撤退到檇李的七里外，吴王阖庐便薨逝了。“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遂自刭也。师属目之，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履。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

吴王阖庐的最后一战，就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落幕了。吴军战败回国以后，吴王阖庐的嗣子继位，史称吴王夫差。对于吴军莫名其妙的战败，吴王夫差非常不服气，他任命大夫伯嚭为吴国太宰，并选将练兵，随时准备伐越复仇。

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国仇家恨，吴王夫差还命令侍从站在宫殿庭院，每次见到他出入庭院，都要问一句：“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吴王夫差听到问话，每次都要回一句：“唯，不敢忘。”就这样精心备战两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起兵伐越，在越国的夫椒（浙江绍兴）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着五千甲士逃往会稽山，然后命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国太宰伯嚭请和。

此时的吴王夫差志得意满，完全从伐楚、伐越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于是他成了第二个转变心态的人。在吴王夫差看来，吴军曾经在楚国境内纵横千里，大败楚军，现在又一战击败越军，越国的生死存亡就在吴王夫差的一念之间。这就说明，吴国的实力绝对强悍，完全有能力进取中原甚至取代晋国，称霸天下。至于两年前的那次战败，只是一次意外罢了。

其实，自从吴王寿梦以来，进取中原甚至称霸天下，就是吴国的既定路线，历代吴王都是这一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吴王阖庐从伐楚转向伐越，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开拓吴国的疆土、扫清吴国的外围，为进取中原做铺垫。

现在，吴王夫差伐越成功，意味着吴王阖庐转型的目的已经达到，吴国完全可以恢复历代吴王的既定路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王夫差要继续执行数十年来的既定路线，就不能满足于做晋国的盟友、东南的地域性大国，必须争做天下第一。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吴国就不能显得过于野心勃勃，更不能给中原各诸侯国留下“灭国绝户”的恶劣印象，否则的话，吴国就会和楚国一样，得不到中原各诸侯国的拥护。那中原各诸侯国就没有灭国兼并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

这是因为中原各诸侯国消灭、兼并的都是国力悬殊的小诸侯国，而且是地理位置不重要、血脉关系不亲近、没有大国保护的边缘性小诸侯国，从来没有国力、体量相差不大的诸侯国互相兼并。中原各诸侯国，赞同的是前者，反对的是后者。吴国兼并越国，恰恰是后者。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吴王夫差接到太宰伯嚭的汇报以后，便准备接受越王勾践的请和，延续越国的国祚。但伍子胥坚决反对与越国和解，要求吴王夫差干净、彻底的消灭越国。因为伍子胥是第三个转变心态的人。吴国伐楚是以天下大势而兴、以天下大势而落，虽然实现了伐楚的战略目的，但毕竟没有消灭楚国，甚至连小小的随国都不愿意站在吴国一边。

伍子胥认为，伐楚暴露出三个问题——吴国起步太晚、底蕴太薄，无论是文化礼乐、军事实力、口碑声望，都不足以号令中原各诸侯国。吴国的地理位置太偏僻，伐楚要远征千里，进取中原要跨越长江和淮河，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不论投向哪里，都显得鞭长莫及。即便勉强投放过去了，也是强弩之末，无法产生较大的作用。楚国和越国是盟友，又都是异姓蛮夷之国，吴国夹在楚、越之间，颇受掣肘。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伍子胥给吴国的新定位，就是甘居天下第二，不断蚕食楚、越的疆土，同时以东南地域性大国的身份，做中原各诸侯国的盟友，承担遏制楚国的战略任务。既然如此，那么越国做为吴国的近邻、楚国的盟友，就是必须消灭的。

于是，伍子胥在吴王夫差准备接受请和的时候，说道：“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也。”但吴王夫差正站在风口浪尖上，又怎能听进去伍子胥的话？他摆摆手拒绝了伍子胥，随后便接受越王勾践的请和，保留了越国的国祚。

伍子胥长叹一声：“二十年后，吴国就要败亡了，哎。”伍子胥和吴王夫差的这段对话，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六篇文章——《吴许越成》。如果说吴王夫差是以吴国的视角看天下，那么伍子胥就是以天下的视角看吴国。吴国的路线之争，就此成型。

6

关于吴国的路线问题，此后十年，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又爆发了两次争论。公元前494年8月，即伐越成功的数月之后，吴王夫差便千里远征，统兵伐陈。公元前493年冬，吴王夫差出兵蔡国，把蔡昭侯以及蔡国大臣迁到州来，方便吴国随时监管。有了这两次远征的成功经验，吴王夫差信心倍增，便在公元前489年出兵伐齐，由此爆发了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第一次争论。

此次伐齐的时间，《春秋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有出入，《春秋左传》也没有写两人的争论，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里都写道：“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齐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而薨逝，齐国的旧贵族高氏、国氏和新贵族陈氏、鲍氏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吴王夫差便趁机伐齐，准备用齐国的鲜血，染红吴国的登天路。

伍子胥坚决反对吴王夫差的伐齐计划，他劝谏道：“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伍子胥还是以前的意思，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越王勾践是你吴王夫差的心腹大患，你放着眼前的问题不解决，不能甘居天下第二，非要北上争霸，到底是图什么呢？所谓的祖宗遗志，就那么重要吗？

天下霸主的虚名，就那么吸引你吗？吴王夫差的反应，仍然是不听，坚决要伐齐，和当年伐楚一样，在中原各诸侯国面前展示实力，争取他们的认可、拥护。此时的吴国正处于上升期，齐国正处于混乱期，此次伐齐的结果，自然是大获成功——“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於艾陵”，返回吴国的路上，吴王夫差还和鲁哀公在鄫地（山东枣庄）会盟。

伍子胥不同意吴王夫差伐齐，但吴王夫差伐齐竟然成功了，这就意味着，吴国的两条路线之争，吴王夫差代表的“进取中原称霸天下”路线，暂时占据上风，伍子胥代表的“东南地域性大国”路线，落入下风。那么，吴王夫差又怎么可能再听伍子胥的呢？于是就有了那句——“益疏子胥之谋。”而就在同年7月，楚昭王薨逝，他和越王勾践之女生育的熊章，继位为楚国国君，史称楚惠王。楚昭王出自秦女、楚惠王出自越女，这就意味着，秦—楚—越的盟友关系更加巩固。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准备再次出兵伐齐，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还在两年前挖掘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接起来，让吴国的兵员和物资，能通过水路抵达江苏淮安一带，极大节约了北伐的成本。可以说，吴王夫差对此次伐齐是志在必得的。越王勾践精准把握住吴王夫差的野心，亲自带着越国大臣前来朝贡，给吴王夫差、吴国大臣、吴国士兵都准备了丰厚的礼品，众人都很高兴，感觉越王勾践越来越恭顺，吴国可高枕无忧了。

但伍子胥非常不高兴，甚至非常恐惧。为什么？原因有二——越王勾践能精准把握吴王夫差的野心，这份揣摩人心的功夫，绝非常人所能及。越王勾践给吴国上上下下都准备礼物，让吴国君臣对越国放松警惕，那吴国岂不是国门大开？越王勾践这么做，除了出兵伐吴，还能有其他目的吗？

越王勾践的用心如此之深，吴国上下浑然不觉，这让伍子胥产生一种看破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这才是伍子胥最恐惧的地方。所以伍子胥不要越王勾践的礼物，立即向吴王夫差进谏：“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顺，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伍子胥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吴国和越国是生死之敌，要么吴灭越，要么越灭吴，没有第三条路可选。而齐国远在北方，伐齐成功也不能耕种齐国的土地，得到天下霸主的头衔，也无法得到各诸侯国的真心拥护，这两件事没有任何意义。

十年来，伍子胥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谄媚、不改初衷，如果这都不是忠臣，那世上就没有忠臣了。但吴王夫差不听，坚决要伐齐，把自己代表的吴国既定路线贯彻到底。如果伍子胥到此为止，那么以他的资历，吴王夫差仍然会尊重他，无非是边缘化而已。然而，见到吴王夫差坚决要伐齐，伍子胥认为吴国已经没救了，迟早要被越国灭亡，便送其子到齐国，托付给鲍氏。“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这件事一出，吴王夫差大怒，你伍子胥极力阻止我伐齐，你却把儿子送到齐国，这是什么意思？里通外国，还是看衰吴国？

无论是哪一种，吴王夫差都不能容忍，直接下令赐死伍子胥。侍奉吴国三代国君、出仕四十年的伍子胥，就此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伍子胥因路线之争而逃离楚国，又因路线之争而死于吴国，也算完成一个“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全过程。

随着伍子胥的死亡，吴国的路线之争也彻底结束。吴国，再也没人能对吴王夫差发出反对的声音，吴王夫差将带着历代先王的期待，渡过长江、跨过淮河、向着北方、向着天下霸业的梦想，一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