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开国元帅中，朱德是资历最老的一位，却鲜有人知还有一位元帅的革命资历仅次于朱德。他年轻时留学苏联，就读世界四大军校之一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被誉为＂一条龙下凡＂。即便是对手，国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也称他为＂共军第一号悍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成为了解放军少将，堪称将门虎子。在中国军事史上，能有如此显赫的军事家族并不多见。这位集军事家、战略家于一身的开国元帅，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培养出这样一个军事世家的？

1912年，20岁的刘伯承从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这所学堂是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采用德国军事教育体系，不仅教授现代军事理论，还引进了先进的实战训练方法。在这里，刘伯承系统地学习了近代战术、测绘、军事地理等课程，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毕业后，刘伯承被分配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熊克武是当时四川著名的将领，其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刘伯承初任排长，因表现出色，不到半年就晋升为连长。1913年，袁世凯称帝，在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刘伯承所在的部队被派往重庆江北一带，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激烈交战。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刘伯承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利用地形优势，在长江沿岸设伏，成功阻击了北洋军的渡江企图，立下军功。

1916年，护法战争爆发。刘伯承此时已是营长，在四川境内多次与北洋军对抗。他善于利用四川复杂的地形进行运动战，在大小数十场战役中屡建战功，被提拔为团长。特别是在1918年初的一场战役中，刘伯承率部在綦江一带设伏，全歼了北洋军一个加强营，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绩让他在川军中声名鹊起。

1920年，川军内部爆发军阀混战。刘伯承所在的熊克武部与杨森部发生激烈冲突。在这场混战中，刘伯承展现出非凡的战术才能。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在重庆北碚一带佯攻，实则率主力绕道涪陵，切断了杨森部的退路，迫使对方投降。这次战役后，刘伯承被提拔为旅长。

1922年，刘伯承参与了讨伐吴佩孚的战争。这次战争让他深入接触到了全国性的政治军事斗争。在与吴佩孚部下激战的过程中，刘伯承逐渐认识到，军阀混战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通过在军中的进步军官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主张。

1924年，刘伯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此时的他，已经在军事指挥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排长到军长，12年的川军生涯，让他深谙用兵之道。特别是在川东地区的作战经历，使他对山地战、运动战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些经验为他后来在革命军中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1926年，经过深思熟虑，刘伯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次年4月，他被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第一位共产党员军长。这个任命，为他后来领导南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作为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伯承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在起义前的准备阶段，他充分运用在川军积累的作战经验，制定了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特别是在攻打南昌城的战役中，刘伯承提出了＂四面突击，重点北门＂的战术方案，成功调动了敌军的防御力量，为主攻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刘伯承负责城防部署。他根据城市防御的特点，将部队分散部署在城内各个要点，并在城墙上设立了多处暗堡，构建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这些军事部署为起义军控制南昌赢得了宝贵时间。

南昌起义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刘伯承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8年初，他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所红军重要的军事院校里，刘伯承系统学习了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术。特别是在战术演习中，他提出了将中国游击战经验与苏联正规战术相结合的独特见解，引起了苏联军事教官的高度重视。

1929年，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所被誉为＂红军大脑＂的军校，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之一。在这里，刘伯承不仅学习了现代化战争理论，还参与了多次战役推演。在一次重要的战役推演中，他运用中国地形特点，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山地运动战战术，获得了院方的特别表彰。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期间，刘伯承重点研究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理论。他特别关注装甲部队与步兵的配合、炮兵支援的时机掌控，以及后勤补给线的建立等课题。这些研究为他后来指挥大规模作战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0年回国后，刘伯承将苏联先进的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江西苏区时期，他提出了＂避实就虚、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思想，这与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理论和在川军时期积累的实战经验都有密切关系。

在总结作战经验时，刘伯承特别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指出，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军事理论。比如在游击战中，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分散潜伏、集中突击＂的战术，这既符合现代战争理论，又适应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1931年，刘伯承在闽西苏区组织了一次军事训练。他把在苏联学到的现代军事理论用通俗的方式讲授给基层指战员，并结合当地地形特点进行实地演练。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使红军指战员们很快掌握了先进的作战技能。

在这一时期，刘伯承还着手编写军事教材，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理论知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军队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后来在多次战役中得到了成功运用，证明了军事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1931年底，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然而，这个职务很快就因为德籍军事顾问李德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1932年初，李德抵达中央苏区后，开始推行他的军事主张。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伯承提出了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建议，但遭到了李德的反对。李德坚持要按照欧洲战争的经验，实行阵地防御战。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刘伯承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改任第五军团司令员。在第五军团期间，刘伯承依然坚持自己的军事主张。1933年2月，在江西兴国的一次战斗中，他违背了李德的防御命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术，成功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刘伯承再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时的行军路线选择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川某地，张国焘主张红军应该南下发展，而刘伯承则坚持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为了证明北上的可行性，他亲自带队进行地形侦察，绘制了详细的地形图，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军计划。

在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中，刘伯承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1935年6月，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时，张国焘坚持要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刘伯承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地形分析报告，指出南下地区敌军防御严密，地形险要，不利于红军发展。这份报告为中央最终决定继续北上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依据。

1936年初，刘伯承被任命为援西军总指挥。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最高军事参谋职务。在指挥援西军作战期间，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化整为零、分散突进＂的战术。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布置了重兵封锁。刘伯承命令部队分成小股，利用夜间和复杂地形，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长征结束后的总结会上，刘伯承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红军的作战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同战术。他以长征途中的几次重要战役为例，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有时要采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有时又要采用分散突进的战术。这个总结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

1937年春，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伯承系统总结了长征期间的军事经验。他特别强调了侦察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多次关键战役中，准确的情报分析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经验后来被编入红军的作战手册，成为重要的军事教材。

援西军时期，刘伯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完成战略任务。他采取了＂避实就虚、单点突破＂的战术，在关键位置集中兵力，寻找敌人防线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破，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援西任务。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根据地，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刘伯承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在这个职务上，他立即着手制定了一套适合华北地区的游击战术。9月中旬，在平型关战役前，刘伯承带领参谋人员对战场地形进行了详细侦察，制定了＂伏击为主，两翼包抄＂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当地山地地形，在公路沿线设置多个伏击点，形成立体打击网。

1938年春，刘伯承提出了＂地方游击战＂的战术理论。他在太行山区建立了多个游击指挥所，将游击区域划分为若干个作战区，每个区域都建立了独立的指挥系统。这种分区作战的方式，使得八路军能够在广大地区同时开展游击战，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

在晋察冀边区，刘伯承组织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制定了详细的情报搜集计划，派出多个侦察小组深入敌占区，绘制了一套完整的作战地图。这些准备工作为后来的战役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0年8月，刘伯承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蚕食战术＂的概念。这种战术要求各个游击区采取分散的小规模作战，逐步消耗敌人的实力。在太行山区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利用这种战术，在一个月内就摧毁了敌人十多个据点，切断了多条重要交通线。

1941年，面对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刘伯承提出了＂反扫荡＂战术。他在太行山区建立了多层防御体系，将主力部队分散隐蔽在山区，同时在各个村庄建立地下交通网。当日军进行＂扫荡＂时，游击队就利用这个网络进行机动作战，有效地保护了根据地。

1942年冬，刘伯承开始实施＂堡垒战＂战术。他命令部队在战略要地修建了大量地下工事，这些工事既是战斗据点，也是物资储存点。在一次日军大规模进攻中，这些堡垒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八路军能够在敌后地区长期坚持战斗。

1943年，刘伯承组织了著名的＂破袭战＂。这种战术的特点是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运输线和补给站。在河北某地的一次行动中，他指挥部队一夜之间破坏了日军多处铁路线，造成敌人运输系统瘫痪。

1944年，刘伯承开始实施＂反攻战术＂。随着日军实力的削弱，他调整了作战方针，由以前的游击战逐步转向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山西的一次战役中，他首次采用了正面突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的战术，一举攻克了日军的多个据点。

到了抗战后期，刘伯承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抗日战争战术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多种作战方式，能够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在1945年春季的一次重要战役中，他成功地运用这套体系，指挥部队解放了晋察冀边区的大片区域。

1946年6月，刘伯承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他提出了＂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战术思想。在鲁西战役中，刘伯承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战术决策：主动后撤，放弃部分阵地，将国民党军队引入预设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947年初，刘伯承在豫北地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术创新。他将部队分成多个小型作战群，每个作战群都能独立完成战斗任务。这种组织形式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一次重要战斗中，这些作战群同时对国民党军多个据点发起进攻，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

春季攻势中，刘伯承指挥的野战军在豫北实施了著名的＂反包围＂战术。当时，国民党军调集优势兵力，企图对野战军主力实施包围。刘伯承立即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利用复杂地形突围，然后又迅速集中兵力，反过来包围了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集团。

1947年夏，在中原地区的战役中，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了＂多路突击＂战术。他将野战军分成三路，同时向不同方向发起进攻。这种战术使得国民党军难以判断主攻方向，不得不分散兵力防守。最终，野战军先后攻克了多个重要城市，扩大了解放区面积。

秋季战役中，刘伯承在平汉铁路沿线发动了一系列破击战。他特别注重对敌军补给线的破坏，组织了多支专门的破击队，专门负责破坏铁路、公路和桥梁。这些行动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为后来的大规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初，刘伯承在指挥豫东战役时，首次实施了＂纵深突破＂战术。他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一点，实施强有力的突破，然后快速向纵深发展。这种战术打破了传统的正面突破模式，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在一次重要战斗中，野战军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敌人多道防线。

1948年下半年，在淮海战役前期，刘伯承负责组织后勤保障工作。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民工支前网络，将补给线延伸到各个作战区域。这个后勤系统不仅保证了前线部队的供给，还成功地转移了大量伤员，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到1949年初，刘伯承的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进军西南的战役中，他采用了＂三路并进＂的战略，主力沿成渝路线推进，同时派出两支偏师分别向川北和川南进军。这种布局既保持了战略统一，又给予了各路军极大的战术灵活性。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刘伯承负责指挥西南战役。他根据西南地区的地形特点，制定了＂两翼包抄，中路突击＂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充分利用了山地地形的特点，成功地压缩了国民党军的活动空间，最终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全面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