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叙述人　　魏新民

第一次战斗我们连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气，部队稍做休整后继续向南推进１９７９年的３月初，我们连队已经进入了越南纵深的纳隆。

３月初３我们连队接到攻占３０７高地的作战命令。

３０７高地海拔１３００多米，地势险要，山坡平缓，山顶陡峭。山上除了岩石外全是一人多高的蒿草。

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在山体上修筑了许多明暗结合，上下相连的明碉暗堡，形成了正面侧面严密的火力交叉体系，给我们攻占山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为了确保按时拿下山头，团里又给我们连增派了一个爆破排。３月初３的夜晚我们连队开始向３０７的山脚进发。

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全连战士们只能手拉手在密林中摸索前进。为了不暴露意图，实现战斗的突然性，每个干部战士都在严格的执行着上级规定的战场纪律，不发出响声，不发出光亮，不脱离队伍。许多战士摔倒了，一声不吭，爬起来又继续前进。有的滚下十几米的深沟里，摔伤胳膊扭伤脚，不哼不叫，咬紧牙关，爬出深沟，一瘸一跛地艰难行走。经过连续４个小时的夜晚急行军，我们连在拂晓前按时到达主攻位置。

执行助攻、穿插配合的各路部队分别到达具体位置后，上级就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我们连利用炮兵的炮击效果，首先抢占了３０７高地侧翼的一个小山包，接着便在这个小山包上设置密集的火力来牵制敌人。

担任穿插分割的兄弟部队也以迅猛的动作，剪断敌军的通信电缆，切断３０７高地敌人的退路。

我们连兵分三路分别从正面，和两个侧翼向３０７高地推进。爆破排先后爆破了山脚下的部分暗堡和雷区，为进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越军也发现我军的企图，他们凭借有利地形拼命抵抗。

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再加上遍地的蒿草和悬崖，兵力难以展开，我们连一共组织了三次强攻但都未成功。

这时营指挥所也着了急，一连发了三道命令：“你们连一定要发挥尖刀作用，无论敌阵地多么坚固，也要坚决把它拿下来！”

我们立即调整了进攻部署，组织了重机枪，无后坐力炮肩射、喷火器抵近喷火、爆破筒连续爆破，摧毁了敌人的许多火力点。接着爆破排的排长许成云一口气投完了60多枚手榴弹，这才压制住了敌人火力。紧接着我带着一排战士一阵猛冲，把战线向前上推２０多米。

山顶的坡度大，又多是悬崖，没有可以隐蔽的掩体，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如不迅速突破，要攻下主峰将更加困难，付出代价将会大大增加。

在这紧要关头，我果断地从一名战士手中拿过冲锋枪，边指挥全排突击，边在前面扫射，用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又冲到离敌前沿60多米的地方。凶狠的越军眼看着阵地就要失手，于是投出的一排排美式钢珠手榴弹。我的胸部腹部几处受伤，但是我坚定地提着枪，指挥一排继续向前推进。眼看就要夺下山头的时候，突然从一个暗堡里发出了一阵激烈的枪声，接连就有四五个战士倒了下来，我大喊道：“快，卧倒！”战士们立即就地一滚，退了下来。

许成云立即抱走炸药包向敌人的暗堡匍匐过去。他把炸药包塞进敌人的暗堡。炸药包没有爆炸，又被敌人拔掉导火索，从暗堡里扔了出来。就在他准备第二次把炸药包推进去的时候，被从侧面射过来的一串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

我立即抱起炸药包再次匍匐过去。当我把炸药包推进去后，敌人依葫芦画瓢再次拔掉导火索把炸药包扔了出来。我终于明白导火线过长。因此我立即把导火索截短一大段后，再把炸药包投进去。就在敌人还想把炸药包推出的瞬间，“轰”地一声炸药包爆炸了，暗堡立即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失去了暗堡的火力支援，战士们立即冲上了山头全歼了敌军。胜利的红旗终于插上了３０７高地。

由于我的腹部和胸部被钢珠手榴弹所伤，又没有即时止血包扎，所以在战友们尽情欢呼胜利的时候，我却昏迷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在医院住院二十七天，当我伤愈归队的时候，部队已经返回了原驻地。我由原来的代副连长提拔为连长。

副连长姜新民比我归队早，他已经调到营里当了一名副营长。我回去的那段时间刚刚赶上了部队的战斗终结和评功。

我们连的伤亡是整个团最大的，已经达到了８３名，接近百分之五十的伤亡。但我们连队立功受奖的人也是最多的，一等功三名，都是牺牲了的同志，包括指导员许成云和一名炸掉敌人８个火力点的张小华。我也荣立了二等功。

因参战时姜新民是我们连的副连长，所以他也参加我们连的战斗总结。

我们连的战斗总结以及评功都已经搞了将近一个月，基本上已经结束。所有报告都上交给了上级主管部门，只等上级签字后就算大功告成了，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信的内容就是反映姜新民在第一次战斗中临阵脱逃问题。

很快师里就派来了三名同志，专门来组织调查此事。

调查组的同志在我们连队调查了五天，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个时候姜梅梅找到了我，她要求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出面澄清此事。对于姜梅梅的苦苦哀求，我竟然违心的答应了她。

但是还没等我写好澄清材料，调查组的同志就找上了门。他们的谈话笔录就整理了几十页，我随手翻看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同志都都是模棱两可，还有一些同志根本就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只是谈了一点自己的判断。但也有几个同志的谈话笔录对姜新民极为不利。就连姜新民当时所处的位置，所发出的命令，都是一清二楚。

调查组的同志没有马上让我立即发表意见，他们给我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要求我既要对党忠诚，又要对组织负责，还要客观公正。因为这这关系到一个同志的前途和命运，多少个战士的生命就紧紧地攥在指挥员的手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那一个晚上我失眠了，姜新民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的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姜新民，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老家当农民。

但是如果我说了假话，替姜新民开脱，让姜新民这样贪生怕死的人继续留在领导岗位，那么如果再发生战争怎么办？一个个战士的生命难道就可以放任不管，只顾自己逃命吗？

我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了调查组同志。结果可想而知，姜新民不但被撤销了副营长职务，而且还被送到了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第一个找到我的是姜梅梅，我正要向她解释，没想到她什么也没说一个耳光打到我的脸上，然后转身离开了，一点解释的机会也没有留给我。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流下了不舍的眼泪。从此以后，我深深爱着的姑娘把我看成了仇人。

１９８２年我在正营职上申请了转业，回到地方后我先后在我们公社和区上担任武装干事一职，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