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李宗仁的忏悔，白崇禧的罪恶】 李宗仁、白崇禧自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两人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二十多年，以致世人有“李、白实为一人”的评价，但到了1949年，两人的生死之交被时局终止了，从此李、白再不是“一人”。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白崇禧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两人合力收拾残局，先是希冀得到美援，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旋即节节败退，但仍组织兵力与解放军周旋，直到打得不剩一兵一卒，逃离大陆之止。 对于最后的企图与败亡，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心态是不同的。有人讲，一个不愧是暮年的英雄，另一个则是无望的狂徒。 对于1949年“划江而治”的战略幻想，李宗仁晚年曾有过带有忏悔意味的反思——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韩国、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 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 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到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 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除了对“划江而治”进行反思，李宗仁对最后的顽抗，也有过忏悔式的回忆—— 1949年4月，共产党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前夕，李宗仁飞返桂林。一连数日，广西省军政要人恳求李宗仁接受现实，与中共妥协。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请求李宗仁委曲求全，不要以卵击石，广西的文武官员几乎全部在建议书上签了字。 但李宗仁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李宗仁晚年回忆说，他当时的心境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人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 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辱志”的情况后，知道多言无益，最终只能沉默了。 时隔多年之后，李宗仁沉痛反省他当年的决定：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火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浅啊！ 但是白崇禧却始终没有这种忏悔的心态，即便他在台湾遭到蒋介石的各种打压和折磨，直到死，他还是“贼心不死”，极其反动的。 白崇禧是1966年12月2日不明不白暴毙而亡的，令人惊愕的是，在他死前大半年，1966年2月曾给黄旭初写过一封长信。 在这封长信中，白崇禧从台湾反攻大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越战升级后的国际形势，建议由美国促成组织东北亚同盟，装备各国军队，共同对付大陆中国。 这其中，有一段让人不寒而栗的话： 反攻大陆开始时，美国应先将兰州、包头两处之核子工厂及海空军基地，并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炸毁，使他们各种活动陷于瘫痪，最终促使其政权之瓦解。 白崇禧昔日有“小诸葛”的威名，抗战协助李宗仁打出了台儿庄大捷，不失为民族英雄，但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后，他竟不顾祖国的大好河山与亿万同胞，妄想用美国的炸弹来毁灭祖国大陆。 对此有人评论，无底线之人，容易横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