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十三邀8》截图
《十三邀8》在上一期对谈完林小英关于教育内卷问题后，这一期就选择对谈桑德尔，这个设计非常的巧妙。林小英那一期揭露了教育内卷问题，而对谈桑德尔的这一期，我觉得就是在揭露升学竞争带来内卷或者焦虑的根本问题。在中高考升学竞争不可变的前提，林小英给出的建议是学生和家长适当的脱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焦虑。而桑德尔这一期讲的是社会公平的思考。一个暂时没有答案的思考。
公平，它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中高考是一个单一标准的选优通道，如果说是它制造了这场教育焦虑的，这种言论就是绝对的。在中高考这条赛道上胜出的人，是不会埋怨这条赛道的不公平性。而桑德尔这么大力的批判这个优绩制度，是因为优绩背后隐藏的关于公平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在2019年有中介利用不正当的途径贩卖了这种原本需要通过公平的方式去争取的机会，而这恰巧地彰显了这个优绩制度带来的功利化结果。
在我们身边也有类似的不公平的情况，而不同的是，我现在陈述的这种情况是特权。就像特殊的公职单位的或者企业单位的员工子女在升初中的时候是享受一定的升学择校权利，而不是跟其他的普通考生一样通过考试成绩排名入学。
但它又是相对公平的，大家在学校学同样的知识点内容，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题目，最终评分也是相对客观的。
也正是因为教育是相对公平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坚定的认为教育是我们可以跨越阶层的重要可能性。就像很多家长认定的：好的初中会带来好的高中，好的高中会进入好的大学，而好的大学将有机会获得好的工作。优绩可能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种成功的优越感。而内卷，就是人们都想获得一个好的初中的入门的资格，所以拼命的努力。所以大部分家长允许在这种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而真正埋怨和抗拒教育内卷，是因为“双减”以后，这种课外补习的内卷的机会开始出现不平等了，所以才会让有的家长产生了教育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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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公平一直都存在。
现在的学校也分个三六九等，学校得到的教学资源也是按照这三六九等去分配，这才造成了优质的教育需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同一所学校内，同样的也会有重点班和普通班，不同班的师资也未必一样，但同班的又是相对公平的……越往大的范围去讨论，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越明显，越往小的范围去讨论，又有相对公平的情况。
单单讨论公平性是没办法完全解决教育问题的，因为它没办法洗牌重来，再平均分配。也因为这种前置的不公平性，所以桑德尔才评判优绩的制度。
优绩制度不能取消，桑德尔给出的建议是重新定义成功。就像网络上的一个笑话：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现在优绩制度造成重大焦虑和内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普遍都在认可好学校带出来的好工作。而我们现在定义的好工作都是功利的，而不是实际价值贡献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工作就是赚很多钱的或者拥有很多权力的，又或者两者同时拥有的。
但成功的那种功利化定义，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要完全颠覆它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就像在访谈中许知远对桑德尔提出的问题一样：“这不会太理想化了吗？”这其实就是绝对理想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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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价值观引导，就像林小英提出的“脱嵌”是一样的道理的。如果我们都等着社会制度或者教育问题的完全解决再获得救赎，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哲学探讨的更多是社会性的问题，但它的思考却是在指导个人行为。因为大部分的管理者，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人，而是制定政策的人。
成长意味着尊重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尽管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不会屈从于教条，也不会绝望。
《为什么长大》
这么功利地定义成功，是伴随着最近这两代人是从一个生产者社会进入到消费者社会的所产生的。以消费者主导的社会，我们更加深信成功就是赚更多的钱而不是对社会产生更多的价值，而对市场和技术伦理问题的思考就是伴随着消费者社会出现的。
当然，市场和技术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恶，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有助于生活的便利。而问题在于，它成为了人们普遍一种终极的追求。就我们现在的手机而言，手机的多功能设计，是为了让工作和生活更加智能化，更加便利和高效地解决问题，但我们现在的手机，成为了绑架我们专注力的工具了。科技，应该是协助人类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直接占据了某些人的工作机会。而这种过度依赖的问题，一旦出现，最终会像电影《机械公敌》一样极端地爆发。
我在地铁上看到几乎九成的人都不停地看着手机，即使在换乘走路的过程中也一直看着，我当时就给手机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导盲机——我们是脱离了手机是没办法行走和发呆了。即使在人来车往的公路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人们都能够一边骑车一边看着手机的，那它不是导盲机又是什么呢。
从谈论市场和技术问题，桑德尔再次回归到优绩的问题上，让我们减少优绩的重视度，而要回归到社会价值和贡献值去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是要能够容纳多元的成功，如果能够容纳多元的成功，那么教育评价就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最后优绩制度就不是一个问题，而会成为通往其中的一种成功而已。
图片来源于《十三邀8》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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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能改变，那么个人就要学会成长。在生产者社会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他们深受优绩的影响，也是优绩制度的得益者，所以他们就用这种价值观去培养孩子以及定义孩子的成功。我们鼓励努力，但我们不能放大努力的有效性。
如果我们在生产者社会，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人生的财富积累的，但到了消费者社会，这种单靠努力就实现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就像《新闻女王》唐芷瑶说的那句很扎心的话：“努力的庸才永远都追不上那个努力的天才。”这是一个事实，但也是一种错误认识，因为一旦比较，我们都只会用单一的评价标准去比较。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单一的成功，很容易走偏，就像文章开头讲的美国2019年的招生舞弊事件一样。
多看点哲学的书，或者社会学的书，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哲学，是一种反驳的学问，不是为反驳而反驳。但我们要学会的是，接受一些不理想的发生，同时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中间的那种平衡，就是哲学带给我们的。
社会学，我们可以从真正在做社会调研的从业者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获得眼界，而不局限于我们眼前，这样能够更加平和的看待自己所面对的人和事。
欢迎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