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上，毛主席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有一场很特别的谈心，大家掏心窝子地聊了聊，就当时的经济形势、国家财政有困难、农民吃饭难这些问题，想说啥就说啥。
毛主席抽着烟，听得特别认真，还引经据典、以古说今呢，谈话的氛围很轻松，话题也慢慢深入进去了。
【怒火泼向亲兄弟，只因工作和百姓】
毛主席跟周小舟闲聊的时候说道：“我啊，40岁之前火气很旺呢。”
那么，毛主席在四十岁之前，肝火是个啥样的呢？
毛主席有个弟弟叫毛泽覃，他俩相差12岁呢。兄弟俩感情特别好。毛泽覃13岁起就跟着大哥毛主席求学，这么多年来，毛主席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还教导他，所以毛泽覃受毛主席的影响最深。后来他跟着哥哥走上革命道路，一起并肩战斗。也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对他要求格外严格。
毛泽覃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影响，思想进步得特别快，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在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了1923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覃跟大哥长得像，性情也差不多，哥俩感情特别好。不过，要是涉及群众利益，毛主席发起火来，可就顾不上兄弟情分了。
毛主席对毛泽覃既严要求又让他放手干革命工作。毛泽覃留在井冈山后，毛主席先安排他做地方建党工作，后来又让他去搞土地改革试点。
1928年6月的时候，毛主席把井冈山周边各县党的负责人都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会上要总结、交流土地改革方面的情况和经验，并且要求大家除了口头汇报之外，还得交书面报告。其他负责人都按照要求交了书面报告，可毛泽覃呢，只有口头汇报，没交书面报告。
毛主席问他：“咋不提交书面报告呢？”
毛泽覃讲：“没空写。”
毛主席又问他：“咋会没时间写呢？干啥去了呀！”
毛泽覃抬高声音回应道：“难道我每天做啥都得向你汇报吗？你啥都想管呀！”
你说一句，我回一句，两边就这么杠上了。毛主席生气了，呵斥道：“父亲不在的时候，大哥就跟父亲一样，我有责任教训你。”说完就顺手拿起一根小棍儿，想要打他。
还有一回，1930年的一天，毛主席走在去和丰县君埠的路上，看到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年轻人在前面走，后面有个老妇人边哭边跌跌撞撞地追赶。毛主席赶紧去问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覃所在的部队在搞“扩红”呢，毛主席一下子就生气了。
那天晚上，毛主席到弟弟的办公室批评了弟弟。兄弟俩为白天的事儿争得特别厉害，毛泽覃说自己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毛主席觉得弟弟是在狡辩，气得向弟弟挥起了拳头。
毛泽覃见哥哥想动手打人，一下子就火了，大声嚷道：“这是革命队伍，又不是毛氏祠堂！”
毛主席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缓缓放下举着的拳头，等两人都平复下来后，针对这件事细致地讨论和安排了一番。
第二天，毛泽覃迅速纠正了手下人在“扩红”时犯下的错误，还马上找到了那个被“扩红”的年轻人，真诚地给他赔礼道歉，并且亲自把他送回了家。老太太见儿子完好无损地回来了，特别高兴，毛泽覃又向老人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毛主席的弟弟工作出了差错，毛主席好几次都很严肃地批评他。每次毛主席指出弟弟的问题时，都会这么说：“共产党可不是毛氏宗祠，别以为咱们是兄弟，我就会放过你、护着你。”
“润菊（毛泽覃的字）可机灵了，胆子比我都大呢。可惜呀，还不到30岁就为革命把年轻的生命给献出去了。”后来毛主席跟亲属讲，“要记住泽覃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精神永远不死，值得咱们活着的人怀念。”
【再动肝火直指卫生部，群众受益代代传】
毛主席说自己四十岁以前肝火大，那四十岁以后呢？
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在党外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眼里，毛主席特别平易近人，从不乱发脾气，做啥事都一门心思为人民着想。不过呢，要是工作人员的工作伤了老百姓的利益，或者不为百姓考虑，这时候毛主席发起火来也挺吓人的。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很少见地发了火，而且这火是冲着卫生部去的。
在以前的农村，医疗条件特别差，药也少。农民一旦生病，要么根本没钱治，要么没地方看病，只能硬撑着。小毛病可能撑一撑就好了，可要是得了重病，那就只能认栽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出身农村，他特别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人民政府也想尽了各种办法，采取了不少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效果都不怎么样，根本没法彻底解决广大农村农民长时间缺医少药、看病困难的问题。
毛主席觉得发展中医对于解决农民看病难的事儿比较容易做到。为啥呢？因为中医用到的医疗器械比较少，行动起来很灵活方便。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中药的价格不贵，甚至有些中药能就地取材或者想办法种出来。所以毛主席就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去发掘、整理、提高。”
但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要大量培养中医的话，得花特别长的时间。而且那些学出来有本事的中医，大多都待在城市的医院里。这么一搞，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还是没变化。
那时候，毛主席也多次指示，还组织城里的医院组建医疗队，到乡下巡回给农民看病。但实际上呢，医疗队的人数就那么多，根本没法从根源上把问题解决掉。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部长讲：全国那时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呢，90%的高级医务人员都在城市工作，这里面70%又集中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也是城市占了大头，有75%，农村就只占25%。
毛主席一听就火了，脸一沉站起来，很严厉地讲：“卫生部的工作就只管全国15%的人，这里头大多还是老爷呢。广大农民没医疗条件，没医生，也没药。卫生部这哪是人民的卫生部啊，干脆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再不然就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得了！”
紧接着还说：“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培育好多‘农村也能养得起’的医生，让他们给农民看病治病。”
这便是特别有名的“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之后，毛主席把钱信忠等人叫了过来，商量培训那些在农村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毛主席讲道：
现在那套检查和治疗的法子在农村根本就不适用，培养医生的办法也是为城市考虑的，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呢。
医学教育得改革。高小毕业的学历就可以了，没必要读太多的书。关键是在实践里学习、提高。把这样的医生安排到农村去，就算他们水平不高，也比那些坑人的医生和巫医强，农村也供得起这样的医生。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迅速在全国传达并贯彻下去了。各地的卫生局让各公社诊所组织起来，培训那些“半农半医”的人员。各诊所就请医院的大夫来讲课，有些诊所还安排人员到医院去实习呢。
就这样，那些挣工分，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在全国农村到处都能看到了。
《文汇报》还有其他各大报刊接着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于是“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很快就在中国传开了。
赤脚医生有不少事迹值得赞扬，王树忠先生就写过一篇叫《时代的凯歌—记赤脚医生王树善》的文章。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原沿河城公社狮子沟有个上德水村。1965年，王树善才15岁就被派到一家大医院去进修了。他在那儿学了不少东西，医学水平蹭蹭往上涨。等他学会了治常见病，就回村当上了赤脚医生。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把药箱背在肩上。白天呢，他一边种地干活，一边给人看病。到了晚上，就借着煤油灯的光使劲儿读医书，常常一读就到半夜。他还拜了个中医当师傅，跟着学会了诊脉、针灸这些本事。他特别勤快，不管白天黑夜，就在附近的六个小村子和沿河城火车站跑来跑去的，哪儿有病人他就往哪儿去，乡亲们都亲热地叫他“小华佗”。
全国大部分“赤脚医生”都跟王树善一个样，既是给当地老百姓看病的大夫，也是挣工分的农民。他们大多不是科班出来的，医技水平没多高，深造学习的机会也很少，但他们都是“全科医生”。
在农村，老百姓生病或者受伤了，他们都得接诊看病。首先得有处理病情、把病治好的能力，平常不大开很贵的大处方，当场看了当场治。不但要懂得中医的望、闻、问、切，也得会西医的问、触、叩、听。
二要想尽办法节省医疗成本。针灸能解决的就别用药，偏方可以解决的就用偏方。还有就是自己动手，解决一部分药源，自己采集、自己种植、自己制作、自己使用，当时人们管这叫“四自”精神。原则就一个：能把病治好就行。不管是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城市的大医院，都是这么做的，在全国都很流行。
赤脚医生们不会瞎干，他们借着自己熟悉农村这个优势，参考《常用中药材·图谱》《北京中药材手册》这类书籍，把从山上采来的中药材，按照相关规定，分类进行清洗、晾晒、切片，制成饮片留存使用，有些还依照古书《雷公炮灸药性解》炮制后才留存使用。
有些根茎类的药材，像河北大黄、柴胡之类的。他们觉得新鲜药材切片晾晒的时候，会有一部分药性随着水分蒸发而流失，这样疗效就会下降。所以哪怕多费点劲儿，也要先把药材整根晾干了再切。要是实在切不动，有些医务室就找铁匠打造专门的铡刀来切。
有些中药材本地要么没有，要么量很少，不过这些中药材是能种植栽培的。他们就照着《中草药栽培手册》自己学习、摸索种植技术，弄来种子就自己种。像板蓝根、大青叶、生地、山药、红花、黄芪、薏米这些中药材，他们都种过。
赤脚医生也会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之类的书，还会借鉴别人的经验。他们照着中药方熬预防流感的汤，让村民来取用饮用。他们用蒸馏法自己制作清洗伤口的蒸馏水，用渗露法制作十滴水这些东西，大多效果还不错。
赤脚医生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得特别好。老百姓从他们身上只能闻到泥土和药的香味，一点铜臭味都闻不到，所以那时候医患关系可和谐了。
正是毛主席作出“六.二六指示”后，国家开始大力培育“半农半医”型的农村医生，这就打下了医疗队伍的根基。于是在1969年之后，农村的“大队医务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模式才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起来。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就有了农村合作医疗，当时是以保健医社和卫生合作社这种形式存在的。不过那时候还处在萌芽状态呢，机制不完善，受益的范围也不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卫生部认可了“合医合防不合药”这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一制度下，农民看病得自己掏药费，不过能免服务费和预防保健费，后来这一制度就慢慢在全国推广开了。
1959年11月的时候，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山西省稷山县开起来了，这就正式认可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制度是和农村大队医务室、“赤脚医生”相伴相生的。“合作医疗”这种模式，就像是一把解决农村看病难问题的钥匙，所以它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而且还特别耀眼呢。
从21世纪开始，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当中，就在很多乡镇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是这样的：由政府来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与，政府、集体、个人都出点钱，像大病统筹、一老一小这些形式比较主要。它通过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来筹集医疗资金。跟20世纪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比起来，大家管它叫“新农合”。
2002年10月的时候，中央就明确说了，各级政府得积极引导农民搞那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了2009年，中央作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安排，把“新农合”确立成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了。
就是因为毛主席发了大火，做了最终决定，在那个物质特别缺乏的时候，全国各个地方数不清的农民也获得了急需的医疗服务，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也让现在好几亿的农民都能够享受“新农合”的保障。
中国老百姓永远都忘不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以前为了大伙的身体健康操了不少心，而且大家也从来没忘记过这件事。
2015年忽培元写的《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
2016年，王敏玉写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1999年，林枫写了《我眼中的领袖们》。
2019年，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有个《京西医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