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有点动摇。在《多余的话》里有这样两段话：其一，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其二，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这两段话告诉人们，瞿秋白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但自己又因对如何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于革命实践，并在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缺少积极探索的政治勇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惶惑。

当时，党和红军内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经验神圣化、模式化，各种主观主义盛行，使中国革命不是坠入机会主义的空想，就是陷入盲动主义的泥淖。我们不应把这两段话仅仅理解为瞿秋白的“自言自语”和自我剖析，它也是对中央领导集体乃至共产国际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的描述，表达了对革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担忧。

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我想这也是瞿秋白要告诉人们的，使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摇，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深入探求。即使在今天，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何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代共产党人面对的重大课题。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其实，中国革命的实践及成功，也同样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焕然一新，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艰难求索、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

《多余的话》，有点自贱。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嘲笑自己这个直到最后也积习未除、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半吊子文人，却当上了政治领袖；嘲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头脑中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无产阶级意识在他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嘲笑自己“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辜负了同志们的厚望；嘲笑自己不思进取，革命意志泯灭，已如行尸走肉……瞿秋白冒着极有可能被訾议被诘难被唾骂，毁一世英名的巨大风险，自贬、自损、自贱、自嘲，“揭疤亮丑”，难道是为了自取其辱，而没有很深的用意吗？

有人说，它是瞿秋白革命意志消亡、丧失革命气节的明证，是瞿秋白厌世情绪的流露。有人说，它反映了瞿秋白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厌倦，对实现自由社会的手段和方式的怀疑，是大义之人超越自我、超越敌友、超越阶级的大爱之篇。也有人说：“瞿秋白曾说过，‘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他要将党的所有病状公布出来，以引起领导集团和同志们严重注意，便于迅速治疗，恢复肌体的健康。他非常担心党继续讳疾忌医，终至病入膏肓。”

我想，酷爱中外文学经典的瞿秋白，在写罢《多余的话》后，一定会想起法国天才诗人、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普吕多姆的诗作《疑惑》——白色的真理躺在深深的井底/众人或从不在意或小心避开/而我，独自在那儿冒险，满怀忧郁的爱/我穿过黑暗的夜爬到了井里……

《淮南子》云：“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为；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无论怎样解读《多余的话》，都不要忘了铁的事实：

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后，时年28岁的瞿秋白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革命旗帜，领导整顿和恢复各地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参与决定和指导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及各地的武装起义，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使中国共产党在濒于危亡之境奋起，开启了土地革命的征程，功绩巨大。尽管由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左”倾理论的指导，由于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党内急躁情绪的滋长，瞿秋白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也犯有盲动错误。

瞿秋白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面对的敌人的屠刀，他谈笑自若，面无异色，高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革命口号，走向刑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表达了瞿秋白愿为真理而献身的动人魂魄的心声。《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是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瞿秋白将《国际歌》由俄文译成中文并谱曲，《国际歌》开始在中国传唱，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被定为国歌。

欧仁·鲍狄埃安葬在巴黎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已逾百年，2014年一位巴黎导游小姐说：“我已经做导游20多年了，还没见过有人来看望他。”真可谓“呜呼哀哉！寒往暑来，日月寝疏。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现在还有多少人了解和祭拜欧仁·鲍狄埃这位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歌者？死抠《多余的话》的真伪，死读《多余的话》的字句，不如掩卷深思如何才能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深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把死书读活了，才是真本事。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海水是最清洁的，又是最不清洁的——对于鱼，它是能饮用的和有益的；对于人，它是不能饮用的和有害的。毛泽东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败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英雄主义的立场，宁愿向侩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作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或许，毛泽东对《多余的话》的理解，更符合《多余的话》的真义。可惜，毛泽东并未对《多余的话》条分缕析，该是件憾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