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面临就业压力的群体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2024年的情况要更严峻，因为毕业生数量将达到创纪录的1179万人，比今年还要多21万。但学校专业与职业培训和市场需求脱节，这种矛盾在近几年更加突出。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曾经能够提供大量职位来吸纳毕业生，但在过去三年均经历了重大调整，对于招聘更加谨慎。这也意味着市场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就业供需失衡问题会继续扩大，从而压低工程师、程序员等岗位工资。在2022年，三一重工的员工成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为17%，而宁德时代的员工成本仅占8%。
而在个体层面，工资是劳动者市场价值的体现，也是中国城市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4.9万，其中工资收入占60%（农村的这个数字为42%，已经是历年最高值）。对农村人来说，经营性收入（农业和做买卖）仍然重要，占收入比达35%（城市居民该比例仅为11%）。城镇居民的资产净收入占比约为11%，农村仅为3%。城市居民的资产性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在2001-2021之间，按照名义价格，中国房地产年回报率为9%。这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同期美国房地产年均回报率仅为5%。美国人的资产性收入占比比中国人高，约20%，但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人主要投资股市，而非房地产。从2001至今，美国股市年年均回报率为6%，而中国A股回报率为年均1.6%。
工资增速在疫情前已经放缓了。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在2022年为6%，之前的十年平均工资增速为10%，再往前的十年增速为15%。最高峰的1994年，工资增速为35%。私营单位工资基数更低，近几年减速更快，在2022年增速仅为4%。尽管这对于企业生产并不是个坏消息，但也意味着消费者会尽可能的节省开支、压缩消费，最终会影响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