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看电影，影片播放了十分钟，他却嚎啕大哭

寒冷的一月，中南海内一片肃穆。1976年的春节刚过，年迈的毛泽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一天，他突然提出要看一部电影。当时的工作人员都觉得有些意外，因为主席已经很久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了。秘书张玉凤按照往常的习惯，开始为主席准备放映事宜。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会成为毛主席生命中最后一次观影。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电影才放映了短短十分钟，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就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这眼泪里，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心绪？这部电影为何能触动他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这或许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一、毛泽东与电影的不解之缘

1949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百业待举。为了丰富干部职工的文化生活，中南海内部开始筹建电影放映设施。1953年春天，在中南海西楼的二楼，一间能容纳200余人的放映厅正式落成。这个放映厅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放映设备，由苏联援助的16毫米放映机和35毫米放映机各一台。

起初，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直到1954年下半年，才逐步形成了每周三和周日晚上固定放映的制度。放映的影片多为国产新片、苏联电影以及少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每场电影收费两角，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价格。

毛泽东最早看电影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含和堂。1954年冬天，工作人员在含和堂专门辟出一间房间作为放映室。这个房间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放了十几把软椅，毛泽东常常坐在正中间的位置观看。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看过不少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1955年春天，他连续观看了《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两部历史题材影片。看完后，他还和在场的工作人员讨论了电影中的历史细节。同年秋天，苏联著名影片《静静的顿河》引进中国，毛泽东专门安排时间观看了这部反映苏联内战时期的作品。

到了1956年，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除了西楼的大放映厅，在春藕斋也增设了一个小型放映室。每逢周末，这里都会放映一些轻松愉快的影片，不少领导人的子女也会来这里看电影。

1957年是毛泽东观影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年他看了近50部影片，其中包括《上甘岭》、《平原游击队》等表现革命斗争的作品，也有《柳堡的故事》、《农家乐》这样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他对这些反映人民生活的影片格外关注，每次看完都会询问创作背景。

随着工作日程的增多，毛泽东渐渐减少了集体观影的次数，转而更多地在自己的住处看电影。1958年后，工作人员在菊香书屋专门设立了放映设备。这种私人观影的方式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也让他能够更加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想看的影片。

1965年初，毛泽东特别关注了电影《东方红》的创作过程。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片的拍摄计划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年5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这部影片的审片版本，并对一些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银幕上观看完整的一部影片。

二、1975年前后的政治局势

197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周恩来的病情就急转直下。1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的工作安排。由于周恩来已无法参加日常工作，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同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虽然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但实际工作已经由邓小平主持。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

春节过后，＂批林批孔＂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场始于1973年的运动，到1975年已经波及全国各地。各地区、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大会，大字报铺天盖地。但与1974年不同的是，这年的批判重点开始转向＂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有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回潮＂，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

五月初，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本是讨论铁路运输整顿问题，但会议期间，批评声音不断。一些代表指责铁路部门存在＂回潮＂倾向，要求继续革命。这种情况在其他行业的工作会议上也频繁出现。

七月，北京市委召开工业战线现场会。会上，＂四人帮＂的支持者抨击整顿工作中的＂回潮＂现象。他们声称一些单位存在＂生产第一＂的错误倾向，要求继续把阶级斗争作为纲。这次会议的情况，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九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四人帮＂的支持者批评一些地方重生产轻政治。他们强调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单纯抓生产。这种论调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不断出现。

十一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工作安排。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一些省市的领导干部被要求表态，批评＂翻案风＂。

年底，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本应讨论1976年的经济计划，但会议的重点转向了批评＂生产第一＂。一些地方的代表被要求检讨工作中的＂右倾＂倾向。这种政治氛围一直持续到年底。

与此同时，各地掀起了学习文章《论对待历史遗产的两种态度》的热潮。这篇文章批评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的做法，强调要继续革命。全国各地的大批判文章不断增多，政治形势日趋紧张。

三、个人生活中的重大变故

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1975年12月，他搬离了多年居住的游泳池，迁至会议厅居住。这一变动源于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医生建议他搬到更适合照料的场所。新居所的布置比以前简单许多，只保留了最基本的起居用具。

这段时期，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工作人员记载，1975年下半年，江青几次要求探望毛泽东都未能如愿。每次来访，都是由工作人员转达＂主席正在休息＂的消息。江青只能在外面等候，最终无功而返。到了年底，她甚至连会议厅的大门都无法进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医院逝世。这位与毛泽东共事数十年的老战友的离去，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天清晨，工作人员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接下来的几天，他都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也很少询问外界的事情。

在此之前，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战友朱德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1975年末，朱德已经很少参加中央的活动。每当工作人员汇报朱德的情况时，毛泽东都会认真倾听，并询问具体细节。特别是得知朱德住院后，他多次让人转告医院要特别照顾好。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以前每天必看的文件和报纸，现在经常积压在桌上。原本雷打不动的游泳习惯也被迫中断。据医生回忆，他的饮食也变得很不规律，有时一整天只吃一顿饭。

1976年初，他开始重新关注一些往年的老照片和文件。工作人员发现，他经常翻看五十年代的工作照，特别是一些与老战友们的合影。有时，他会指着照片让工作人员说出照片中人物的名字，然后默默放下。

在处理政务方面，毛泽东的方式也有了明显变化。以往批示文件时总是写得很详细，现在往往只写＂同意＂或＂照办＂。开会时的发言也比过去简短很多，有时甚至只说几句话就让别人继续讨论。

这期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变得更为温和。以前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严格，现在却经常表示理解和感谢。特别是对一些年长的工作人员，他会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到了1976年春节前后，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变得很不规律。有时深夜才睡，有时半夜突然醒来。工作人员发现，他经常坐在椅子上发呆，看着窗外出神。偶尔，他会让人把一些老照片和文件拿来，但往往看一会就放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要看最后一部电影的请求，让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这个请求似乎打破了他近期的生活常态，也为之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四、那场特殊的电影放映

1976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看电影。这个消息传出后，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忙碌起来。放映室里的设备已经很久没有使用，工作人员连夜检查设备，调试音响，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当晚的放映安排由秘书张玉凤负责协调。考虑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她特意选择了会议厅旁边的小放映室。这个房间原本是个会客室，临时改装成放映室。工作人员搬来了几把柔软的靠椅，调整了室内的温度，还准备了温水。

放映前的准备工作异常细致。工作人员将房间里的灯光调至最柔和的状态，放映机的声音也调到适中的音量。考虑到主席视力减退的情况，银幕的亮度也做了特别调整。医务人员就在隔壁待命，以防发生任何意外情况。

这次放映选择的是一部反映延安时期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制作于1950年代初期，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影片中有很多延安时期的老照片和纪实镜头，还原了当年陕北高原的生活场景。

放映开始后，画面首先展现了延安宝塔山的景象。接着出现了当年延安街头的场景：窑洞前的梯田，熙熙攘攘的集市，来往的担挑小贩。这些画面伴随着陕北民歌的旋律，将观众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

影片播放到第十分钟时，出现了一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画面。画面中，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演出，台下坐满了观众。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泣不成声。他的哭声并不响亮，但在安静的放映室里格外清晰。

工作人员当时都惊呆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有人想上前询问，但被张玉凤制止了。放映室里一时间只有影片的声音和断断续续的抽泣声。最终，还是张玉凤轻声询问是否需要停止放映，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场特殊的电影放映就这样戛然而止。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房间的灯光，看到主席的眼睛还在微微发红。他示意不需要任何帮助，自己慢慢站起来，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回到了休息室。

这次放映的细节被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在工作日志中。包括放映时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甚至连室内的温度都有记载。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档案，见证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放映结束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都没有再提起看电影的事。但工作人员注意到，他开始让人找来了一些延安时期的老照片和文件。这些照片和文件被整齐地摆放在他的书桌上，时不时会被翻看。这场放映成为了他最后一次观影的经历。

五、电影放映后的历史轨迹

那场电影放映结束后，1976年的历史进程开始加速。一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工作。会上，一些人开始批评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指责他＂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批评声音随后在各地各部门迅速蔓延开来。

二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出一系列批评＂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主要媒体也纷纷跟进，发表了大量相关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所指已经非常明显。

三月中旬，清华大学率先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层存在＂回潮＂现象。随后，北京其他高校也相继出现类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快被各地转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

四月初，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事件＂。大量群众自发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这一事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月份，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地召开批判大会，组织学习文章。一些曾经支持整顿工作的干部被要求做检查，有的甚至被停职审查。

六月，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但政治运动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批判活动，上至部级干部，下至基层群众，都被要求表态。这场运动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七月，河北省召开全省批判大会，率先提出要＂补课＂。所谓＂补课＂，就是要对前一段的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清算。这一提法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各单位纷纷召开会议，重新评价过去的工作。

八月初，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原本要总结工业生产经验，但议题很快转向了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与会代表被要求检讨在整顿工作中的错误倾向。

八月中旬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急转直下。但全国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各地各部门的批判会议一个接一个，大字报越贴越多。政治氛围日益紧张。

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这一消息震惊全国。各地随即掀起了悼念活动的高潮。那场始于一月的政治风波，也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回顾这场历史风波的起点，竟是源自那个寒冷冬夜的一场电影放映。

当年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那场电影放映虽然时间很短，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那之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这些变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