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遗书、一生遗憾，赵一曼这位用热血书写抗日壮烈史诗的女性革命者，牺牲前唯一的牵挂是名叫宁儿的幼子。
她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留在了白山黑水，将对儿子的思念化作了无言的深情，遗憾的是，儿子陈掖贤却在漫长的命运长河中，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
从宁儿到陈掖贤，从被寄养的孤儿到“烈士之子”，他的生命满是坎坷与挣扎，虽没有父辈的革命光辉陪衬，终究以平凡身躯诠释了一位普通人的苦与乐。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是失败的，没能再度光耀门楣，他是成功的，宁愿自缢而亡也要坚守人生底线。
悲情母子1929年冬天，宜昌城笼罩在凄冷之中，赵一曼独自居住在一间简陋的小屋中，手头工作是建立党的联络站，肚子里是即将出生的孩子，阵痛袭来，屋主老太太却执意要她离开。
幸而，一位心地善良的工人邻居伸出援手，将她接回家中，就在那个夜晚，一个健康的小男婴降生了，赵一曼为他取名为宁儿，饱含着一个母亲对儿子一生平安的殷切希望。
图片来源于网络
赵一曼刚刚生产不久，地下工作站就被敌人发现，她抱着宁儿连夜逃出宜昌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黑暗中穿行，时刻警觉敌人的脚步声，路途上不敢有丝毫松懈。
后来，她带着宁儿来到上海，党组织很快又将她派往江西南昌，一次深夜，党的秘密据点因叛徒出卖遭到围捕，赵一曼在危急时刻烧毁了所有重要文件，抱起宁儿就冲出门外。
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成了赵一曼和宁儿母子相聚时光的主旋律，她明白自己肩负的革命事业是多么危险，带着孩子不仅让工作变得更加艰难，还会让孩子暴露于无尽的风险中。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终，赵一曼做出了一个痛苦决定，将宁儿交给他人的抚养，以换取他的安宁，她求助了宁儿的姑姑陈琮英、大伯父陈岳云，宁儿最终将寄养在陈岳云在武汉的家中。
临别那天，赵一曼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特意拍下一张合影，也成了赵一曼留给后世唯一一张母子合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着儿子长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赵一曼远赴东北，加入了抗日最前线，将全部的爱与愧疚深藏心底，把那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和泛黄的照片作为与儿子唯一的精神连接。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宁儿不仅是她的血脉，更是她在革命生涯中无数次绝望时最大的动力，她告诉自己，要让孩子活在一个没有侵略者的国家，要为下一代打下属于他们的安稳天地。
就这样，她用瘦弱却坚韧的身躯，扛起了民族救亡的重任，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她不仅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骁勇的战士。
无数个寒夜里，她带领游击队穿梭在密林深处，奔波于敌人眼皮底下，用智慧与勇气一次次打击敌人，成为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红枪白马女政委”。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后来，为了掩护战友突围，她毅然挡在了敌人面前，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被俘后，日军试图从她口中撬出抗联的秘密，用尽了令人发指的酷刑，每一次审讯都是人性与意志的对抗。
敌人用钢针刺入她的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灼烧她的皮肤，甚至用钳子撕裂她的指甲，然而，赵一曼却始终咬紧牙关，硬是一句秘密也没有吐露。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她用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扛住了一切苦难，日军的审讯者曾愤怒地形容她是“最固执、最顽固的女人”，而她的抗争却让无数中国人感到敬佩和骄傲。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6年夏天，赵一曼已奄奄一息，日军却不愿轻易放过她，决定将她押回珠河县进行“示众处决”，妄图用她的牺牲来震慑当地抗日志士。
行刑的最后一刻，她提起微弱的力气，向敌人索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颠簸中，赵一曼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即写给儿子的遗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浸透了她的血泪与爱。
“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一个母亲在生命尽头对儿子的最后嘱托，也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国的无限忠诚，伴随着枪声响起，这位年仅31岁的革命者倒下了，鲜血洒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遗憾的是，赵一曼的遗体没有亲人认领，好在，遗书在抗战胜利后被珍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成为无数人感念的革命遗产。
孤独人生赵一曼牺牲时，宁儿对母亲的一切毫不知情，渐渐长大后，他明白眼前的这家人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的关爱虽真挚，却有着难以打破的隔阂。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渐渐不再称呼自己为宁儿，而是用了陈掖贤这个名字，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每当看到其他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他总是默默地低下头，感到一种深深的孤单和缺憾。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亲姑姑陈琮英向他讲述了母亲赵一曼的事迹，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位伟大女性的儿子。
1954年，当陈掖贤第一次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中看到赵一曼牺牲前留下的遗书时，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大哭了一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一遍遍读着信中的每一个字，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个瘦弱却坚韧的母亲，孤身一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却始终不忘对他的牵挂与期许。
这封遗书成了陈掖贤与母亲之间最深的情感纽带，他小心翼翼地手抄了一份，总是随身携带，为了铭记母亲的革命精神，还用钢针蘸着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在世人眼中，他是英雄的后代，应该享受优待，但陈掖贤连烈士家属抚恤金都不肯领取，也不愿办理烈士遗属证，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想借此占任何便宜。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种心理让陈掖贤背上了过于沉重的道德负担，他在这种严格的自我约束中渐渐迷失了自我，性格孤僻且内向，难以与外界建立联系，经常独来独往少言寡语。
1956年，陈掖贤从人民大学毕业，他却来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一名政治课教师，因为理论功底扎实、讲课很有条理，学生们很喜欢他的课。
即便如此，邋遢的生活习惯和极为散漫的金钱管理，让他成为学校里让人头疼的存在，学校领导多次派人帮他整理房间，总是在不久后又恢复原状。
图片来源于网络
此外，他的婚姻也并不顺利，与学生张友莲相恋结婚，由于性格上的疏离与经济上的混乱，夫妻之间矛盾频发，最终分道扬镳。
陈掖贤的个人经济状况始终捉襟见肘，每月发工资后常常前松后紧，月初挥霍无度、月末穷困潦倒，因此向学校工会频繁借款，成为有名的“月光族”。
尽管同事们多次帮他管理工资，但他的恶习始终难改，孤独、拮据、压抑成了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他总是无法摆脱自己的孤独感。
图片来源于网络
母亲的光辉仿佛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国家却让他活在了巨大的阴影之下，他的心灵在这种矛盾中逐渐疲惫，精神状态也愈发低沉。
悲壮谢幕离婚后，陈掖贤的生活更加孤单，情绪愈发低沉，同事们发现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桌旁抽烟发呆，眼神空洞，整个人仿佛被困在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逐渐意识到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派人陪同陈掖贤前往安定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后建议他住院接受治疗。
住院治疗的几个月里，他的同事袁宝珊一直照顾他，常常送去生活用品，还替他存下一笔存款，是陈掖贤一生中唯一的积蓄。
出院后，陈掖贤与张友莲复婚，试图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然而，张友莲身体不好，常年需要住院治疗，家里的经济更加紧张，生活的重压让陈掖贤再次陷入抑郁。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74年秋天，陈掖贤因无钱买饭在家中饿了整整四五天，最终被同事发现送往医院抢救，这次事件成了学校同事间痛心的谈资。
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有固定收入的老师会沦落到饿肚子的地步？
这样的状况不仅让陈掖贤的身体日渐虚弱，也让他的精神愈发疲惫，工作表现也开始出现起伏，情绪低落时的他无法专注授课，有时甚至会忘记课程内容。
同事们对他关怀备至，领导也多次对他破例照顾，但这些努力都未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2年8月，酷暑笼罩着北京，连续几天没有去学校的陈掖贤再次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人们敲他家的门却迟迟没有回应，当门被强行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令人心碎的场景。
陈掖贤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他的身体瘦弱、眼神平静，仿佛自己终于从漫长的挣扎中得以解脱。
他给子女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很简单，但每一字都沉重无比。
“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寥寥数语是陈掖贤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对后代的告诫，他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延续了母亲赵一曼无私的精神，但也将自己的孤独与压抑写进了这封遗书。
在他身后，没有耀眼的光辉，也没有英雄的赞歌，只有无尽的叹息和对母亲的崇敬。
赵一曼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未来，而陈掖贤则用生命诠释了平凡人的挣扎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