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诚离世，临终前留下一个夙愿，为何妻子感到畏惧？

1965年2月的一个清晨，台北阳明山上寒风凛冽。陈诚躺在病床上，肝癌已经让这位昔日的抗日名将消瘦不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求所有医护人员离开病房，只留下妻子谭祥和长子陈履安。当他断断续续说出那66个字的遗言时，谭祥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不安。作为宋美龄的干女儿，她太清楚这份遗言的分量。为什么这位国民党＂副总裁＂的遗言会让自己的妻子如此忧虑？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较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个临终将领的遗愿，为何会牵动如此多人的神经？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走近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陈诚与蒋介石的＂君臣情谊＂

1924年，陈诚以高材生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军校期间，他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更以其敏锐的军事才能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当时在一次战术演习中，陈诚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战术方案，这个方案打破了传统的正面进攻思维，而是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这个创新性的想法让蒋介石眼前一亮，从此对这位年轻的学员格外关注。

北伐战争爆发后，陈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在讨伐军阀的战斗中，他多次向蒋介石献计献策，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攻打武汉时，陈诚提出了＂先取汉阳，后占武昌＂的战术建议，最终帮助北伐军顺利占领武汉三镇。

1928年，年仅30岁的陈诚就被提拔为中将，这在当时的军界实属罕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不仅体现在军衔的提升上，更表现在重要战役的指挥权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在淞沪会战中，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陈诚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通过节节抵抗，消耗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

在随后的武汉会战中，陈诚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他指挥部队在汉口、汉阳、武昌三地构筑防御工事，采取＂城市游击战＂的战术，与日军展开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殊死搏斗。这场战役大大延缓了日军的进攻步伐，为中国军队转移和重整提供了宝贵时间。

1939年，在长沙会战前夕，蒋介石特意派陈诚前往协助指挥。在这场战役中，陈诚与薛岳密切配合，利用长沙城周边的地形优势，设置多重防线，最终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值得一提的是，在指挥作战期间，陈诚始终坚持亲临前线。在一次视察防御工事时，他的座车遭到日军炮击，所幸及时躲避，才幸免于难。这件事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当即派人送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望善自珍重。＂

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还体现在对其家人的关照上。1941年，陈诚的长子陈履安考入中央军校时，蒋介石特意嘱咐军校领导要多加照顾。而每逢陈诚的家人过寿或举办婚礼，蒋介石夫妇都会派人送去贺礼。

二、权力角力中的陈诚

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陈诚受命前往东北，接替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面对东北野战军的强大攻势，陈诚的部队在四平、长春等地接连失利。

在长春会战中，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被东北野战军围困，补给线被切断。当时，陈诚向南京发出急电，请求增援和空投物资。但由于军事形势恶化，援军和物资都未能及时到达。最终，长春失守，陈诚的部队损失惨重。

战事不利引发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不满。白崇禧、李宗仁等人在军事会议上公开抨击陈诚的指挥失误，要求将其革职查办。面对众人的指责，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保护了陈诚，只是将其调离东北战场。

1949年初，陈诚以＂身体不适＂为由，被调任台湾省主席。这一任命引起了台湾本地势力的不满。当时的台湾省参议会主席黄朝琴曾多次向蒋介石反映，认为陈诚缺乏治理台湾的经验。

然而，陈诚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台湾局势。他首先整顿了省府机构，裁撤冗员，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他还推行了＂耕者有其田＂政策，通过土地改革安抚台湾民心。

就在陈诚逐步站稳脚跟之际，一个新的政治对手出现了。1950年3月，蒋经国抵达台湾，出任＂政工特派员＂。蒋经国很快就开始清理陈诚在台湾培植的势力，被称为＂土木系＂的一批官员相继被调职或免职。

1952年，一场关于美援分配的争议成为导火索。陈诚主张将美援优先用于民生建设，而蒋经国则坚持将大部分美援用于军事装备更新。两人的分歧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

在这场较量中，陈诚逐渐落入下风。1953年，他被调任＂行政院长＂，表面上是升迁，实际上却失去了对台湾地方事务的直接控制权。蒋经国则通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等组织，逐步扩大其在台湾的影响力。

1954年，陈诚又遭遇了一次政治危机。他与美国驻台大使蓝钦会面时，谈及台海局势，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尽管陈诚解释这只是例行工作会谈，但他与美方的频繁接触还是给政敌提供了攻击的把柄。

这种微妙的政治角力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陈诚虽然挂着＂副总统＂的名衔，但实际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权力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蒋经国一方。

三、鲜为人知的晚年生活

196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暗中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对此，陈诚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强烈反对。1962年4月，他在接见美国记者时明确表示：＂中国只有一个，不能分裂。＂这番言论在美国国务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63年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来访时，陈诚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为表达立场，他还拒绝了美方关于访美的邀请。这一举动让台北政界颇感意外，因为在当时，能获得访美邀请是极高的政治荣誉。

在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上，陈诚采取了一种微妙的立场。1964年初，他通过香港的一位老友，与周恩来建立了秘密通信渠道。这些书信大多谈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共同经历，但也涉及两岸关系的某些敏感话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5月的一封信中，陈诚提到了长沙会战时期的一段往事。当时，共产党地下党员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陈诚在信中说：＂那场战役的胜利，确实离不开贵方的帮助。＂这种客观评价在当时的台湾高层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台湾岛内，陈诚与本土势力的往来也颇为密切。他经常接见台湾省议会的本省籍议员，听取他们对地方建设的意见。每逢农历年节，他都会邀请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本省籍人士到官邸叙旧。这种做法与当时其他外省籍高官形成了鲜明对比。

1964年下半年，陈诚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关注台湾的政经发展。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应该重视本省籍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同年10月，他还专门为台北市一所中学的台籍学生募集了一笔奖学金。

在处理政务之余，陈诚开始整理个人档案和历史文献。他将自己在抗战时期的军事文电、作战日记等重要资料进行分类归档。这些文献后来成为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陈诚特别保留了一些与共产党方面往来的历史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合作细节，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谈判经过。

1965年初，陈诚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但他仍然保持着对时事的关注，并通过秘书记录下了许多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这些记录中，既有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有对台湾内部问题的思考，显示出一个老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

四、那封神秘的遗言

1965年2月5日清晨，陈诚在阳明山寓所召集了他最信任的几位亲信。当时在场的包括其长子陈履安、秘书长谢冠生以及多年的老部下张伯威。在这次会面中，陈诚向他们交代了一些重要事项。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陈诚将一个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交给了谢冠生。根据后来谢冠生的回忆，陈诚当时特别叮嘱：＂这封信内容关系重大，暂时不要公开。＂这个信封后来被谢冠生锁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2月6日，陈诚的病情突然恶化。台大医院的专家组连夜会诊，但收效不大。2月7日凌晨，陈诚要求医护人员暂时离开病房，只留下妻子谭祥和长子陈履安。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说出了那段著名的遗言。

这段遗言总共66个字，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部分谈及了他与蒋介石的往来；第二部分提到了一些历史文献的处理方式；第三部分则是对台湾政局的一些看法。特别是第三部分的内容，让在场的谭祥感到异常不安。

遗言说出后不久，陈诚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谭祥立即呼叫医生，但为时已晚。2月7日上午7时25分，陈诚正式宣告逝世。

消息传出后，蒋介石立即下令举行国葬。但在治丧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原定的追悼会讲话稿被多次修改，一些敏感内容被删除。同时，陈诚生前的一些重要文件也被秘密转移。

追悼会结束后，谢冠生按照陈诚的遗愿，将那个密封的信封转交给了其子陈履安。然而，就在当晚，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谢冠生的办公室，将保险箱撬开，取走了大量文件。

更为蹊跷的是，在陈诚去世后的第三天，他的私人医生马星野突然失踪。三个月后，马星野在日本东京被人发现，但他对陈诚最后时刻的细节始终守口如瓶。

1965年5月，陈诚的灵柩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安葬仪式上，一些老部下想要宣读他的遗言全文，但被主持仪式的官员以＂时机不当＂为由制止。这段遗言的具体内容，也因此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直到1990年代，陈履安才在一次私人场合透露，父亲的遗言中提到了两岸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对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具有相当的敏感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诚去世前几个月，他曾经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密信。这封信的内容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但有迹象表明，它可能与陈诚最后的遗言有某种联系。

五、历史文献的真相

1966年春，陈诚故居的整理工作正式展开。在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其书房的暗格里发现了一批未经公开的文献。这些文献包括抗战时期的军事电报、与各方往来的书信，以及一些私人日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份dated1937年的军事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详细记载了陈诚与周恩来在武汉的一次秘密会晤。会晤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合作问题。这份文件显示，陈诚在会谈中表达了对合作的积极态度。

1967年，陈诚的长子陈履安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历史文献。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装有微缩胶片的铁盒。这些胶片记录了1949年前后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陈诚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多次会谈记录。

这些会谈记录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1949年初，陈诚曾经提出一个调停方案，试图促成国共两党重新谈判。这个方案得到了司徒雷登的支持，但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施。

1968年，台湾＂国史馆＂开始征集陈诚的相关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原本被认为已经遗失的文件重新出现。其中包括陈诚在1950年代与美方往来的一批电报。这些电报显示，陈诚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持保留态度。

1970年，陈诚的一位老部下在整理个人物品时，意外发现了一份手写稿。这份手稿记录了陈诚对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原因的分析。在这份分析中，陈诚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与官方的说法有很大差异。

1975年，台北出版界开始筹划出版陈诚的传记。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编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陈诚在台湾时期的重要档案。这些档案显示，陈诚在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政治改革。

1980年代初，随着台湾政治逐渐开放，更多的历史文献被解密。其中包括陈诚与台湾本土政治人物的往来信函。这些信函反映出陈诚对台湾本土化问题的独特看法。

1990年，一批原本封存的军事档案被公开。这些档案中有陈诚在东北战场时期的作战日记。日记的内容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包括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

2000年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方面也陆续公布了一些与陈诚有关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与台湾方面的档案相互印证，补充了历史记录的空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4年陈诚与周恩来之间的几封私人信函，这些信函展示了两位历史人物晚年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