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节刚过，韦杰拿着中央的重要文件，满怀使命感地返回广西老家。身体虽然日益羸弱，亲人们劝他休息，但韦杰的心系着家乡的发展，特别是偏远地区的进步，因此坚定地出发了。
在广西韦杰花了超过一个月时间，走访了六个县区，不仅亲自采集了不同地域的土壤样本送到科研单位进行化验，还与专家深入探讨，为本地农业发展制定科学依据。
地方领导为了表达敬意，精心准备了丰盛的晚宴。然而看到满桌的佳肴，韦杰淡然地提醒在座的官员们，他此行的目的是工作，而不是享受待遇。他的真挚话语让在场的领导深受触动，再次确认了他对家乡发展的真诚和执着。
广西之行结束后，韦杰匆忙前往兰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到成都的某个夜晚，韦杰向女儿透露自己感到异常疲惫，希望能好好睡上一觉。韦娜莎作为医生的女儿，意识到了不寻常的征兆，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
“您先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虽然她试图掩饰自己的担忧，但回到家后，无法抑制的泪水却流露了她内心的恐慌。
随后韦杰在成都军区总院接受了全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癌中期。医生建议他立即前往北京接受更专业的治疗，但家人决定暂时隐瞒真相，告诉他这只是一种严重的肺炎，需要到北京治疗。
在家人的劝说下，韦杰勉强同意前往北京，心里仍旧想着尽快恢复健康，继续为家乡的扶贫工作奋斗。即使在前往北京的飞机上，他还在仔细记录着从基层反馈上来的各种问题和建议。
在北京的治疗让他感觉好转，便迫切想要出院返回家乡。然而在家人的坚持下，他们最终告知了他真实的病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韦杰虽然在外表上尽力保持坦然，但内心深处无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曾在战场上无数次面对死亡，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无形的敌人。
韦杰渐渐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主动放弃了多年的烟瘾，更加珍惜与家人的相处时间。他开始更加仔细地阅读报纸，信息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看报时，他就站在窗前，凝视着北京的秋色，思绪万千。
随着1987年春节的临近，韦杰决定不在医院里迎接新年。他请求临时离开，希得到医生的同意后，韦杰搬入了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这让他的心情明显好转。在招待所期间，他不仅得以休息，还抽时间探望了几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这段短暂的欢聚让韦杰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他与朋友们重温旧日往事，分享彼此的近况。然而好景不长，韦杰的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离开医院后不到一个月，由于病情的迅速恶化，他不得不重新被送回医院接受治疗。身为军医的女儿，韦娜莎始终守护在父亲的病榻旁。她深知父亲所承受的痛苦，作为医生，她更能体会到那种无力的感觉。
突然一天清晨，韦娜莎的姐姐韦燕燕突然带着全家从西安赶到了北京。也许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远在千里之外的韦燕燕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仿佛预感到父亲的病情有所恶化。她毫不犹豫地买了火车票，带着家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301医院。
走进病房的那一刻，韦燕燕的女儿就扑进了外公的怀抱。看着外孙女那天真无邪的笑脸，韦杰的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仿佛病痛也被冲淡了许多。韦燕燕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这一幕，眼眶不禁湿润了。她悄悄转过身，抹去脸上的泪水，不想让父亲和家人看到自己的脆弱。
韦娜莎轻轻拉着姐姐的手，走到病房外，低声告诉她父亲的最新病情。作为医生的韦燕燕，听完妹妹的讲述，心中一沉。她深知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对家人说道：“你们先回招待所休息，我留下来陪父亲。”她的丈夫张晓宁见状，心中隐隐感到不安，但又不敢多问，只能默默支持妻子的决定。
第二天按照惯例，韦杰前往放射科进行拍片检查。妻子郭毅也特地赶来陪同。检查结束后，回到病房的韦杰感觉有些疲惫，便开始吸氧疗养。他望着站在一旁的郭毅，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韦杰颤抖着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妻子的手。
郭毅感受到丈夫手心的温度，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滑落。她一直以来都坚强地面对，一直在丈夫面前保持着乐观，从未让他看到自己的悲伤。此刻她终于明白，韦杰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状况，这可能是最后的告别。
那天晚上，韦杰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他断断续续地对家人说着什么，但声音微弱，含糊不清。家人们聚在床边，焦急地想要听清他的每一句话。只有韦娜莎俯下身，仔细聆听，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心愿：“一定要把老战友陈康的鱼竿还回去……”
过了一会儿，韦杰突然睁开眼睛，望着站在对面的护士，嘴里喃喃自语。护士有些困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韦娜莎走过去，轻声对护士解释道：“首长在感谢您，辛苦您在过年期间还坚守岗位，照顾他。”护士听完，眼中泛起泪光，赶紧转身离开了病房。
大年初六的凌晨四点，韦杰将军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他的一生，历经风雨，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此刻他终于可以安心地休息了。
韦杰将军一生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180师遭受重创的原因进行详细回顾和分析。
分析中很清楚的写道，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韦杰作为60军的军长，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他麾下的179、180、181三个师，都是他的心头肉。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上。
60军初次登场时，他们的表现堪称完美，无论是战术执行还是士兵们的斗志，都让人无可挑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的局势开始变得复杂起来。60军的三个师被分散部署，而军中仅剩下180师。这个师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较弱，却意外地被分配了艰巨的阻击任务。
韦杰深知180师面临的压力，他时刻关注着战场的动态。然而，当他意识到局势不妙，想要撤退时，却已经来不及了。180师在敌军的围攻下损失惨重，许多勇敢的战士牺牲了，还有一部分成为了俘虏。这一切，都让韦杰心痛不已。
战后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关于180师失利的谣言。有人说韦杰因为这次失败被彭老总怒斥，甚至差点被枪毙。还有人说，因为这次失利，韦杰在抗美援朝归国时未能获得金日成授予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这些传言让韦杰的家人愤怒不已，他们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到真相，并公开辟谣。
事实上，彭老总在战后确实批评过韦杰，但他也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列为自己生平的败仗之一，并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在指挥中的失误。而韦杰并未受到太大的处分，1955年9月授衔时，他仍然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朝鲜方面也授予了他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
尽管如此180师的失利始终是韦杰心中的一个结。他深知，作为军长，他需要为这次失败承担责任。在晚年，韦杰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仍然坚持要总结180师失利的经验教训。他相信，这些经验教训对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韦杰开始口述回忆录，由他的秘书江克均记录。韦杰的记忆力惊人地好，他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他口述了一个星期，期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经常休息。但每当他开始口述时，都能准确地描述出当年的情况。
在韦杰的回忆录中，他详细分析了180师失利的原因。他认为，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但忽略了客观现实，过分轻敌，加上急于出击造成了这次失败。他还指出，自己在指挥上也存在一些失误，没有能够及时调整战术以应对战场的变化。
韦杰的回忆录完成后，他将其交给了妻子郭毅。他希望这份材料能够对未来的战争提供有益的借鉴。郭毅深受感动，她明白这份材料凝聚了韦杰36年的隐忍思索和无尽的愧疚。
1987年2月3日，韦杰因病逝世，这一消息传出后，许多老战友特别是那些已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纷纷要求前往北京参加吊唁活动，他们中许多人是与韦杰将军共同经历战火的亲密战友。
韦杰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月1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吊唁的人数达到了千人之众。人们肃穆地列队，缓缓步入吊唁大厅，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经历多次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鞠躬，表达最后的敬意。
在韦杰将军去世后不久，韦杰将军的夫人郭毅深知将军的这一心事。郭毅便草拟了一份报告，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韦杰同志生前所撰写的关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重创原因的详细分析报告提交给中央，供研究参考之用。
而且韦杰的家风很严，1985年，军委总部为各军区正职领导配发了一辆奔驰250。那时，韦杰正在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他在北京领取了这辆车，并将其留在了北京使用。这辆车不仅用于接送来访的老同志，还时常为韦杰送药。奔驰250在当时无疑是豪车的代表，北京街头也难得一见。许多人都会特意在这辆车前合影留念，然而躺在病床上的韦杰对此并不知情，他对这辆车的具体使用情况一无所知。
韦杰去世后，郭毅召集家人开会，她坚定地表示：“我想好了，这车子一定要上交，你们爸爸不在了，我们家没有权力用这样好的车。”全家人都支持她的决定。他们清楚记得韦杰生前的交待：“你们不能用这辆车，光汽油就要好多钱，要节省！”尽管军区军务部门劝说郭毅保留这辆车，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将其上交，并换了一辆伏尔加自用。甚至连伏尔加也被她上交了。
不仅如此郭毅还主动上交了韦杰在北京万寿路的那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套房子是韦杰在北京时分配到的，按理说可以保留。但郭毅认为，既然韦杰已经去世，他们家就不应该再占用这套房子。总政老干局的人对此感到意外，他们劝说郭毅保留房子，毕竟她和孩子们都需要一个住所。但郭毅坚持自己的决定，她亲自向总政打报告交掉了房子。总政老干局见状，便在万寿路为郭毅调换了一套小三室住房，以供她扫墓时居住。
在韦杰和郭毅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8个子女都秉承着节俭和质朴的家风。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他们从未犯过任何错误，甚至连一个小小的“记过”都没有。韦杰虽然离世了，但他和郭毅共同塑造的家风却一直在延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