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魏志明
我叫魏志明,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军人着有一种羡慕与敬畏。因此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就成了我最崇高革命理想。
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他们对我心思却了如指掌,为了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身边,我还在初中读书的时候,他们就为我订下了一门亲事。
媳妇叫马艳芳,比我大两岁,长得人高马大,足足比我高出半个头。由于马艳芳父母去世早,我刚上高中,父母就让马艳芳搬进了我们家。说是只要我高中一毕业,马上就为我和马艳芳举办婚礼。
马艳芳更不想让我去当兵,为了拴住我的心,1975年2月,我高中刚毕业,马艳芳就让当大队支书的姑父把我安排到了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父母已经为我们选定了结婚的日子,准备在那一年的农历腊24小年的那一天为我们举办婚礼。
1975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我瞒着家里的所有人,偷偷找公社武装干事报了名。
没想到我的身体检查竟然合格,因此我被确定为应征入伍的初选青年。父母知道情况后坚决不同意,几次让家访的接兵同志陷入尴尬。为了能当兵,我不得不找未婚妻马艳芳来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开始的时候马艳芳坚决不同意,后来我以与她断绝恋爱关系相要挟,马艳芳才勉强同意我去当兵。
有马艳芳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事情就容易了许多。我当兵的最后一道障碍被彻底清除,1975年的11月24日我终于接到了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
走进了军营,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由衷的感到自豪。紧张严肃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在448团一营一连一排二班当了一名战士。
1978年我已服役期满,就在家里催我退伍的时候,突然南方战事吃紧。150师立即从一个只有6000人的乙种师紧急扩编为11000人的甲种师。由于部队扩编我也从一名班长被提拔为一名排长。
虽然部队已经做好了各种战斗准备,但始终没有接到参战的任何命令。已经到了1979年的3月初,各部队已经开始陆续从越南开始撤退的时候,我们部队才从广东出发,进入越南的高平以西。
刚进入越南,我们部队没有大的行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主力部队清剿残敌,收缴敌人仓库物资的简单任务。
看到别的部队都立功受奖,因此在部队领导的力争下,我们部队终于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争取到了掩护友军撤退的重要任务。
有了任务,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我们部队也打了几场漂亮仗,基本上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掩护友军的撤退的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部队接到了上级命令。立即脱离战斗尽快撤退回国。
本来我们部队撤退回国的原定路线是从大路撤退,但当时驻师工作组的同志则坚持走小路。原因竟然是,为了让部队得到更好的锻炼机会,同时也可以继续清剿残敌,扩大战果。
1979年的3月11日,我们团作为150师的先遣团摔先进入战区。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再加上当时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担任警戒的部队疏忽大意,因此没有及时发现埋伏在山林中的越军。直至部队陷入包围后这才反应过来。
448团的二营和团主力被越军包围,激战了一个晚上依然无法突围。战士们英勇顽强,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处境十分危险。
团领导立即向师部请求支援,但却遭到了驻师工作组的拒绝,理由是凭着448团的人数和装备,完全有可能自己突围,在师领导的据理力争下,师部最后勉强同意由一名副参谋长带着一连和八连前去营救。
漆黑的夜晚,我们在副参谋长的带领下在越南北部的热带密林里摸索着前进。为了不暴露行军的目标,上级规定不能使用任何照明,因此我们也不清楚一路上的行军路线是否正确,反正走着走着就有很多同志掉了队,当然我们也收容了好多别的部队掉队的同志。当然还有部分伤员同志。
只记得当时的部队非常混乱,掉队的有多少,收容了多少,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
经过几个钟头的艰苦行军,半夜时分我们总算赶到了2营所在的山谷附近。按照原计划,部队达到二营所在地后,首先要攻占左侧的山头,减轻2营分的压力。
战斗开始后,副参谋长命令我们一连从正面攻击。八连火力掩护与策应。战士们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下向山头扑去,由于敌人的炮火过猛,十几个战士接连倒下。连长命令重机枪掩护,轻机枪压制火力,在一阵手榴弹雨的攻击面前,我们一连终于攻占了左侧的山头。
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连成功攻占了山头后,副参谋长带着8连在朝朗庄方向前进的途中遭到了越军的伏击。全连损失已经接近一半,两个排长和副指导员先后牺牲。
8连的副连长带着一个排冒死冲过了敌人的封锁,但后续部队却被敌人密集的火炮给堵了回来。至此部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8连的大部分同志与部队走散,8连的2排也在激战中失去了联系。
副参谋长带着不成建制的部队不得已只好与一连合兵一处。经过短暂的休息,清查了剩余人员,发现除了部分伤员外,所有人能战斗的人员还不到30人。
山下有敌人重兵把守,况且连日的战斗,弹药又没有得到有效补充,部队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往前走,前面有多少敌人在等着我们,如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危险。往后退,与团领导的意图就会背道而驰,经过再三考虑,副参谋长只好带着大家继续前进。
经过也团指挥部的勾通,得知团指挥部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到达了安全地带。但是我们却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团指挥部汇合的机会。还知道我们的周围已经没有友军活动,我们成了一支孤军。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援,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解救自己。
几个干部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部队只能就近上山,然后再设法从另一侧绕过去。
虽然大家已经疲惫不堪,但面对生死存亡谁也不愿意等死。于是我们在副参谋长的带领下向山上爬去。
天亮时我们终于爬到了半山腰,沿路我们不断的搜寻失散的同志,并且与团指挥部也取得了联系。副参谋长立即向团指挥部报告了部队情况。副参谋长的汇报还没有结束,敌人的电台就不断干扰在此破坏,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也没有再和团部联系上。
战士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再加上要照顾伤员,因此大家爬山的速度非常缓慢,一直到半夜12点钟也没有爬上山顶。
休息了一会后,我们接着继续爬山,到了山顶很多少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部分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势进一步恶化,好几个伤员同志牺牲。
因为不了解山下的情况,害怕又与越军相遇,副参谋长让我与另一名叫张冬的同志下山打探情况。
我们一路向山下摸索前进,快到山下时竟然发现了大量越军,就在我们退回山上的时候,我们的行踪被越军发现。我们分头撤退的途中,张冬同志与我失去了联系。我已经撤回山上,张冬同志依然没有回来。
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已经处在越军的重重包围之中。3月14日晚,副参谋长决定实施突围。
副参谋长把部队分为两组,分别由一名连长与我带队。
这样的部队现状,突围谈何容易,敌人的强大火力封锁了山口,我们的枪声稀稀疏疏对敌人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激战中又有不少战士牺牲。
不过聪明的敌人并没有上山,我们就这样与敌人对峙着。
18日凌晨,副参谋长又派我与四排长下山侦察,其实山下的情况我们早已了如指掌,敌人把我们封锁的仍然像铁桶一搬,没有丝毫可乘之机。当然副参谋长的真实目的是想让我们想方设法弄一些水上来。
我与四排长悄悄下了山,看到山下密密麻麻的越军,我们没有停留,四处寻找水源,终于在一处山崖下边找到了一股泉水。
我们两慢慢向水源接近,突然我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我急忙扭头一看,只见四排长已经血肉模糊被躺在了一边。我知道四排长踩响了敌人提前埋好的地雷,于是我急忙原路退回。还没等我走出两步,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冲了过来,摸了摸身上,只有临走时副参谋长给的一颗手榴弹了,于是我便毫不犹豫的把那颗手榴弹投了出去。看到冲到前面的两个越军倒在了地上,我立即站起身向山上跑去。
万万没有想到,我绕到山崖顶部就一脚踩空,从崖顶摔了下去。
当我醒过来手时候,我已经是一名越军的战俘了。
战争结束后中越两国交换战俘,我看见了长冬,也看到了副参谋长,还有很多当时失踪的同志。他们与我一样都成了越军的俘虏。
回国后我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学习班,因为我是在没有负伤的情况下被越军俘虏的,因此组织对我的审查还是非常严格的。虽然我据理力争,但没有一个人为我作证,因此两个月学习结束后,我们这些人也被原地解散。
别人当兵,最差也是光荣退伍。而我虽然被提了干,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了部队。
我的青春,我的理想,我军旅生涯,随着一场恶梦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这一历史性的耻辱却怎么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