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明易代的“夷夏革命”色彩，是把握中国近世历史转向的关键。元明之际的“夷夏”关系呈现出一种张力。即一面是“胡越一家”族群杂糅的景象，于是以推翻元朝为目标，以夷夏大防为号召，并且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红巾军，同样吸收了不少蒙古、色目人。但另一面，却是“肝胆楚越”华夷有别观念的复苏。当明初的官私史书，还有儒士的议论，普遍把元朝覆灭归咎于夷夏关系失衡时，元明鼎革也就被赋予了“夷夏革命”的意义。由此，华夷二分的思维框架，主导了有关元末族群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元明易代 红巾军 华夷之辨 《元史》修纂 统治族群的“夷夏”交替，是理解元明之际历史变迁的核心。不过，过去流行的学术观点，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如钱穆、刘浦江等人强调，明初汉族士人缺乏鲜明的“华夷”立场，只是由于明中期北方边患的刺激，元明易代才开始被解读为“夷夏革命”。这些淡化元明易代“夷夏革命”色彩的论述，近年来受到了挑战。萧启庆曾指出，元末的谣谶，展现了“元末革命的民族意义”。张佳的研究，则揭示出红巾军起义的“夷夏革命”意味，并讨论了宋元以至明初，夷夏观念由压抑到复出的历史过程。 经过张佳等学者的努力，元明之际的“夷夏”关系，才又重新被拉回学术视野里。结合元代社会上，汉族与大批入华的外来移民，普遍杂居混溶的现实情形，我们会发现，元末明初的“夷夏”关系上，存在一种张力。即一方面，蒙古治理下的族群混居与交融，冲击了固有的夷夏观念。但另一方面，由于夷夏观念不绝如缕，于是当政治变局来临时，人们也真切地用“夷夏革命”来解释自身经历的巨变。 也许，明确提出夷夏口号，并以此作为动员力量的红巾军政权，与蒙古、色目人的互动模式，最能体现出这种张力。到底夷夏大防的主张，仅是一种缺乏实际效力的空洞宣传？还是说，反元的汉族为主的红巾军，与蒙古、色目人，双方出于族裔立场而互相排斥？事实上，一方面，红巾军没有拘泥于夷夏大防的教条，拒绝蒙古、色目人的加入。但在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这个观念促使亲历朝代更迭的人们，给元明易代赋予“夷夏革命”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夷夏框架下叙述出来的元明易代，由于把蒙古、色目人树立作维护元朝统治的典型，于是反过来遮蔽了蒙古、色目人也参与过红巾军的史实。两者之间的反差，能够促使我们思考“华夷之辨”，怎样重新塑造了当时，以及后世对元明之际族群关系的理解。 一、族群杂糅：任职红巾军政权的蒙古、色目人以反对元朝为目标，高举华夷之辨旗帜的红巾军，也有一些蒙古、色目人加入。过往以红巾军为专题的研究，对此鲜有论及。为数不多的论述，则是强调政治上拥护元朝的蒙古、色目人。族裔出身决定了忠于元朝的立场，这一认识导致红巾军中的蒙古、色目人，被有意无意忽略。早在1955年，司律思（Henry Serruys）就注意到，张士诚、方国珍部的蒙古、色目军官投降了尚未称帝的朱元璋。萧启庆也提到蒙古（或色目）进士定住加入陈友谅军队。撒海涛发现红巾军时期，钱塘人“马哈某”应征，加入朱元璋，从名字判断应为回回人。不过，由于已知案例过于零散，学界对红巾军政权中的蒙古、色目人，尚缺乏整体认识。其实，红巾军分为南、北两系，均能发现蒙古、色目人加入的事例。 （一）南系红巾军 南系红巾军，在建官设制之初，已有招降元朝守臣的举措，蒙古、色目人也在被招募之列。至正十二年（1352），元朝守臣唐兀人丑闾、高昌（畏兀儿）人孛罗帖木儿、西夏（唐兀）人星吉相继被南系红巾军俘虏，后者逼迫他们投降，加入红巾。虽然三位色目官员，终因拒降而遇害，不过从中可见，红巾军似乎并不介意参与者的族裔身份。 笔者发现的资料中，最早投降南系红巾军的蒙古人，应属江西靖安县达鲁花赤潮海。但有关他的记录，却使用了春秋笔法。潮海出身扎剌台氏，与前述丑闾、孛罗帖木儿同入《元史·忠义传》。史传记载，至正十二年，他与舒庆远（？—1352，字伯源）等人率兵抵御“蕲黄贼”（南系红巾军），“自二月至于八月”坚持抗敌，被俘遇害。其实，《元史》本传为了塑造坚贞的忠臣形象，回避了八月以前潮海归降红巾的事实。《舒伯源抒闷集后序》披露了更多细节，其文载： 壬辰春，红巾渡江，州县望风解散，首陷建昌、宁州，进攻靖安。君（舒庆远）曰：“是草野乌合耳。”即奉监县潮海集众拒之。……时大府受功（原文如此，当作“攻”）方急，援不至，民惶惑不知所向。久之，得谍报，言郡围已解，而朝廷亦止刑首乱者，余悉从宥。……远民始知大府无恙，咸感厉自效。由是寇至辄败之。 壬辰即至正十二年，红巾军围攻龙兴路府城（今江西南昌）。根据引文记述，似乎州县之中，唯有潮海治理的靖安县坚守抵抗。但是，实际上，潮海和靖安百姓，曾经迫于形势投降红巾，后来才又回归元朝。记文里一些隐晦的表达，道出了实情。原来，红巾攻打府城时，靖安没能坚持抵抗，“民惶惑不知所向”这句话已在暗示，在莫测变幻的战争局势中，民众的政治立场发生过动摇。府城解围后，发布了只诛首恶、不问胁从的政策，招抚那些屈从于“贼寇”的州县。获知消息的靖安民众“感厉自效”，抵御贼寇。这段记述，表面上讲民众忠心朝廷，可是倘若注意到所谓的宽宥政策，针对的是那些跟从红巾“作乱”的人，便不难明白，包括潮海在内，靖安县实则一度归顺红巾。靖安在重归元朝之后，才对红巾进行实质抵抗。 潮海的案例表明，南系红巾攻陷元朝郡县后，会委任原官镇守该地，并不计较官员的族裔身份。只不过许多“失节”行为，有违传统儒家伦理没有被记录下来。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为首的南系红巾军，再度攻取江西等地，他们对蒙古、色目守臣和将领，仍旧采取怀柔政策。比如，至正十八年五月吉安陷落，驻守吉安的将领全普庵撒里（高昌人），逃往赣州后被部下所杀，部下投降红巾军。哗变将校中，一人名为马合穆沙。此人《元史》作“马合某沙”，为典型的穆斯林人名，应是色目人。明塔普台、马合穆沙不约而同杀死主将，与红巾军里应外合，可见诱降和分化策略的成效。 对待归降的蒙古、色目人，陈友谅及其部将委以官职。有才能的人，还颇见重用。事迹可考者，计有定住、吴不都剌两人。 定住字子静，为蒙古或色目进士。以元朝水兵千户戍守临江，因功升元帅。至正十八年归降陈友谅，继续镇守临江。他得到陈友谅褒奖，选任刑部郎中，后死于鄱阳湖大战。 吴不都剌，一作吴伯都剌，与前述全普庵撒里，在元末一同驻守吉安。他的汉文名字叫吴彦诚。考元代色目人薛超吾儿，汉姓马，其子名为吴伯都拉，即Abdullah，为常见的穆斯林人名，由此推断，“吴彦诚”的汉姓，实际是根据阿拉伯语发音而改，其人原本出身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属于色目人。吴不都剌在元朝担任都事、员外，人称“雪洞将军”。投降陈友谅后，受到陈氏部将熊天瑞的任用。《吉水州新城序送都事吴不都剌》记载，平定江西的“相国陈公”，以及“枢密熊公”，委派“都事吴某”修筑城池。相国指陈友谅，枢密指熊天瑞。这位修筑吉水新城的“都事吴不都剌”，正是过去元朝的总兵官吴都事。 （二）北系红巾军 北系红巾军起事虽早，但到了至正十五年（1355）才建元龙凤。在此之前，北系红巾以江北为主要阵地，文献资料较少，暂且不论。同年，作为北系红巾军的分支，朱元璋渡江经略江南，他的队伍中也开始出现蒙古、色目人。 据文献记载，攻打长江南岸的太平路时，朱元璋曾俘获元朝万户纳哈出，他是木华黎的后裔。在攻破集庆路（今江苏南京）的至正十六年，一位籍贯广平府（在今河北）的“阿黑沙”参军，他的叔叔叫“鸭的干”，从名字推断，这不是一个北方汉人家庭。徽州军户八尔思普化，也投降了朱元璋。八尔思普化出身蒙古珊竹台氏，三代镇守徽州，元末抵御红巾。至正十七年“守徽州路元帅福童、八元帅”等人出城投降朱元璋，这里的“八元帅”指八尔思普化。由此可见，渡江不久，朱元璋部队的族裔构成，已经十分多元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蒙古、色目人不仅担任军官，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充任民政官员。吴晗与司律思均曾指出，明朝建立后文官系统吸纳了蒙古和色目官员。这个做法其实同样滥觞于红巾军时期。至正十六年，高昌人答里麻识理，出任龙凤政权的江淮知府。江淮府本是元镇江路，明称镇江府，仅在至正十六年，由朱元璋改作江淮府。次年，这位高昌人调任到徽州绩溪县任县令，后在至正二十年回金陵述职的途中死去。徽州本地，在红巾军时期（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清整田土赋役，负责监督“攒造归一得实文册”的中书照磨，名为帖木儿不花，很有可能是蒙古或色目人。攻灭陈友谅，朱元璋占领湖广，掌管刑狱的官员里，有一位“湖广行省镇抚回回”，应为回回人。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占领嘉定、华亭（在今上海），元嘉定知州高昌人偰斯供职于吴政权。另外出身蒙古勋贵的黄万里，则在洪武元年（1368）春天，被派往华亭，经理田土，清整赋役。由此推算，他归附朱元璋政权的时间，应当不迟于吴元年（1367）。 这个时候，元朝皇帝还没有逃离元大都。 二、华夷有别：明初有关元明鼎革的“夷夏叙事”既然在元末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许多蒙古、色目人参与了推翻元朝的红巾军一方，那么为何在后来的主流历史叙事中，人们有着“汉族”推翻了蒙古人统治的深刻印象？其实，这跟元末明初儒家士人对元朝覆灭的解释，有密切联系。在元代，人们依据族裔身份，划分作蒙古、色目、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及部分契丹、女真人）和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族）。由于元代的官员选拔，还有科举取士，采取优待蒙古、色目人，同时压制汉人、南人的做法，因而这一族裔等级制，给希冀仕进的汉族儒士们，造成了无形的障碍。长久以来的现实压力，配合以元末“华夷之辨”的复兴，让其产生“蒙古、色目”（夷狄）跟“汉人、南人”（华夏）对立的心态。 明朝的建立，给了多数士子们重拾入仕希望的契机。钱穆讲，明初的汉族文人，没有因为新朝建立、“华夏重光”而欢欣鼓舞。刘浦江称明中期后，因边患加剧才重新用“夷夏观”审视元明易代。两人的看法应当得到纠正。事实上，钱穆所举的例子，大多是名儒耆旧，或是在元代获得爵禄的人（如进士），但清人赵翼早已指出，进士群体因与元朝有君臣名分，所以为元朝死节者不少。可是，如果去关注在元末地位较低的儒士，而非已取得进士身份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积极拥护明朝，并且把元末战乱的爆发，以及改朝换代的发生，归咎于元代族裔政策的失败。这样的历史解释，影响到人们对元明鼎革的看法。于是，包括《元史》在内，明初多部由儒士执笔的史书里，都传达出元末动乱源于“夷夏”对立的叙事观点。 （一）取士不公：儒士对元末战乱起因的思考 席卷大江南北的红巾起义，缘何爆发？战争开始不久，一些仕进不顺的儒士，便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族裔等级制，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正的选官制度。陶安（？—1368）的说法最为典型。他的友人出身“南人”，虽然抵御红巾有功，却也只能沉沦下僚。对此，他愤懑地批评朝廷没有做到“南北人才”一视同仁，反而限制南人出仕“省、台、院、部”等政府要职。于是，他警告说，朝廷厚此薄彼的族裔政策，是红巾起义的导火索；歧视南人的选官制度，倘若无法得到改变，失望的人们（主要指南人）将纷纷投靠叛军。他的原话如下： （元朝贬斥南人）妄生区别于一统之朝，日益猜忌。怀愤诸人，亦以摈弃不录，构衅引类。发于长淮数千里间，蔓延江左，干戈烂漫，亦有以致之也。 陶安亦属南人，考中过乡试，但没有获得进士。在这里，他不只在为友人打抱不平，也是借此一吐对元朝选官制度的不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此时他还期盼元朝能够改弦更张，善待南人，但后来陶安却转身加入红巾军，成了朱元璋早年的主要谋士之一。 族裔等级制，阻碍了南人的晋身之途，于是心怀怨望的人，趁机加入叛乱的队伍。面对蜂拥而起的红巾军，元人余阙也是如此解释叛乱的原因。余阙（1303—1358）在合肥长大，出身唐兀军户，属色目人，考中进士，后来为元朝死节。他是从称赞合肥人质朴忠诚、不受红巾裹挟的立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在余阙看来，与合肥人的忠直形成对比的，是汲汲于名利仕宦的南人。“南人争出仕，而少不达则怨议其上，而不可止。”由于南人仕进不能如意，便会心生怨议，所以他们容易受到“贼众”的利诱，从而动摇对元朝的忠心。 尽管余、陶两人，族裔出身有别，政治立场不同，却对元朝士人“出仕”上的族裔差别，都深有体会。也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红巾起义的根源，指向了元朝“南人”因出仕困难而滋生的不满情绪。有趣的是，在红巾起义爆发后的至正十二年，元廷下令提拔“南人内有才学的好人”。可见，南人受到歧视，因而导致祸乱的看法，在当时颇有影响，以至于蒙古统治者也开始调整政策，着手改善“南人”的处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南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社会观察，与汉地固有的夷夏观念结合，那么由此产生的叙事里，元朝选官制度所欺凌的，就不只是“南人”，北方“汉人”也包括在内。士人叶子奇，赞赏红巾军恢复“圣宋”的军事行动，他还向红巾军将领献计，提出要在文化上，重振“华夏文明”。抱有强烈夷夏观的叶子奇，提到元朝选官制度时，称“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不难看出，叶子奇笔下的“北人”专指“蒙古、色目”，而北方的“汉人”，与“南人”的政治地位同样低下。 当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陶安抱怨元朝歧视“南人”的文字里，他呼吁元朝应该同等对待“南人”与“中原人”，可知当时北方中原的“汉人”，政治待遇好过“南人”。然而，叶子奇由于预设了夷夏之防，有意无意忽略了“汉人”与“南人”在元朝社会里的身份差异，所以在回顾元朝历史时，仅仅强调“蒙古、色目”的特权身份，以此突出元末夷狄（蒙古、色目）与华夏（汉人、南人）人群的对立。叶子奇另有一段对元朝历史的总评，他说“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这一段至为关键的论断里，由于“北国”“北人”异族的映衬，“南人”也不再局限于南方，而是囊括了南北双方汉文化人群的总称。这个改变了的历史论述，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当时族裔政治的历史理解。 应当指出，用“夷夏叙事”认识元朝历史，这个变化之所以出现，与明朝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明朝打破了族裔等级制，过去在元朝科场上难以施展抱负的普通汉族士子，获得了更多的入仕机会。这样的变化，容易让他们把自身境遇的改善，同王朝统治人群的变动联系起来。于是，在入仕前景大好的现实衬托下，明初士人对既往元朝的主要印象，是蒙古统治者选官不公，一味偏袒“蒙古、色目”人。明初，徐一夔（1319—1399）讲到选官制度的今昔之别，正是用夷夏框架来对比元明两代差异的。其文载： 入元之后，当国者类皆西北右族，所用不过门第，吏胥、技艺、杂流三等而已。自予所见科目之行，历五六举，吾邑仅得一人。彼出自学校得释谒者，虽一人亦无之。……然我皇明之兴也，铲去弊习，壹是用儒为治，学校与科目并具。……生于斯时，不其幸哉！ 徐一夔提到元朝虽有科举，但由于名额极少，士人皓首穷经也难获取功名；元朝朝堂上所倚重的，主要是“西北右族”，即蒙古、色目勋贵阶层。普通儒士，唯有在重视学校、鼓励科举的明朝治下，才有了更多做官的机会。实际上，洪武年间，官员选拔不专主科举，也有学校贡士、地方官府察举贤才等途径。但无论选材途径为何，蒙古、色目人终究不能再像前朝那样获得格外优待了。徐一夔用这番话，来勉励新晋的年轻贡士，赞叹他们出生在幸运的时代（皇明）。“西北右族”的势力消长，关系到汉族儒士地位的升降，这个有趣的观察，实则捕捉到了族裔政治因朝代更迭而发生的变化。 敏锐察觉到士人心思的明朝君主，也从无法公正对待“夷夏”人群的角度，去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进而制定本朝的施政方略。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夕，就认为元朝不懂大公无私的道理，“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矣”，从而埋下祸患的根源。他以此告诫官员选拔人才，应秉公无私。当然，秉公无私难以真正实现，这段话的真实意思，是要提高汉人、南人的政治地位。至于蒙古、色目人，他们出仕的机会，则受到挤压。朱棣对于元朝覆灭的原因，跟他的父亲有着同样的看法，“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可注意的是，朱棣在军队里重用蒙古人，引起群臣担忧，他们劝谏皇帝应当谨慎小心，注意夷夏大防。为了反驳群臣，朱棣才讲述了“胡元”偏私本族、招致灭亡的事例，借此为自己不拘泥“夷夏”的用人政策辩护。 朱元璋要改变元朝用人偏重“蒙古、色目”的做法，朱棣则要纠正轻视蒙古人，过分讲求夷夏之别的举措，父子二人的施政南辕北辙。然而，他们的辩护理由却是一致的，即要记取元朝在族裔问题上“分别彼此”，以致上下解体的前车之鉴。历史上元朝的灭亡，是否真的源于族裔冲突，是另一个可以商榷的学术问题。这里要强调的是，“夷夏”二分的框架，业已深深植入了明朝君臣的脑海，左右了他们有关过往的元朝，乃至本朝族裔问题的认知。那就是，元朝的灭亡，植根于选官用人上的族裔偏见；元末的战乱，肇祸于夷夏对立的矛盾积累。可以说，这一解释元明鼎革的“夷夏叙事”，在明初已经出现了。 （二）“汉人谋反”：明初史书对元末战乱的书写 由于元明鼎革后，庙堂和社会上都流传着元亡于“夷夏对立”的看法，因而元末战乱就被叙述成一场“汉人”推翻蒙古统治者的族裔战争。这里的“汉人”，并非与“南人”相对的狭义的北方“汉人”，而是指广义的汉文化人群。在明初官私编撰的史书里，特别是从有关顺帝一朝（1333—1368）的史事记载中，都能看到编纂者夸大族群间紧张程度的痕迹。 今本《庚申外史》的叙事，就非常有代表性。书中提到，元相脱脱（1314—1356）得知红巾起义的消息后，直接将之定性为“汉人谋反”。其文载： 事（红巾起事）闻朝廷，……（脱脱）改题曰“河南汉人谋反事”。识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汉人可尽诛乎？ 根据这段叙事，脱脱认为谋反者全是汉人。在另一段叙述里，蒙古、色目人也因为族裔出身，“天然”地成为元朝统治的拥护者。其文载： 脱脱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奏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 由此可见，在介绍红巾起义的人员构成上，《庚申外史》采取了“夷夏”对立的立场。反叛者全为“汉人、南人”（或总称为“汉人”），忠诚者则是蒙古、色目人。那么，蒙古上层果真如《庚申外史》所述，对待反叛者采取“夷夏”分别、泾渭分明的看法吗？事实恐怕未必如此。南北红巾军的策源地，均属河南淮北行省，但从可信的官方资料看，元廷委任脱脱征讨红巾，诏令用语只是“河南反贼”，没有“汉人”两字。这至少说明，脱脱改题“河南汉人谋反”，其事缺乏根据。此外，脱脱召集“诸蒙古、色目”，从而把“汉人、南人”推向红巾的榜文，也缺乏旁证。从一些资料看，元廷因为红巾起义，开始纠正过去压制“南人”入仕的做法。可见，为了挽救危局，消弭不同族群间的矛盾，才是元廷的真实做法。 所以，《庚申外史》这段蒙古上层用“夷夏”族裔身份，去分辨忠臣反贼的故事，毋宁看作是作者借用“夷夏”框架，对元末统治阶层挑动族群矛盾的夸张与想象。随着故事里北方“汉人”（河北之民），也加入华夏“反抗”夷狄统治的队伍，于是它把现实冲突，主要指“南人”遭受歧视，放大成了“夷夏”对立的叙事。 《庚申外史》是有关“庚申君”元顺帝的私家编年史，一说为元末明初人权衡所撰。此外，儒士刘夏（1314—1370）另撰有《庚申帝大事记》（下称《大事记》），虽然久已亡佚，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庚申外史》的前身。《大事记》的部分内容，则收录在今本《庚申外史》的“野史断”里。其叙述元朝灭亡之因，也受到夷夏观念的支配。“野史断”载： 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凡负大器，抱大材，蕴道艺者，举不得与其政事。所谓根脚人者，徒能生长富贵，脔膻拥毳，素无学问。 元代能够担任显官的“根脚人”，往往门第显赫，以蒙古、色目人为主，也包括一些汉人。但刘夏所言“根脚人”，专门点出了“脔膻拥毳”的北族生活特点，可见他其实在批评元朝用人偏私“夷狄”的族裔政策，导致了元朝的覆灭。这番评论，是明初接受夷夏观的人对元明易代的普遍看法。值得深思的是，前述《庚申外史》的情节，虽然真假参半，但同样传达了蒙古统治者，偏私“蒙古、色目”，却猜忌“汉人、南人”的意思。这跟《大事记》批评元朝“夷夏”对立，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官修《元史》也在一些细节处，渲染“蒙古、色目”同“汉人、南人”的对立紧张情绪，可见背后潜藏的夷夏观念。如《元史·五行志》，因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彰德路天宁寺塔忽变红”的异象，提到此前河北流传的童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再过两月，明军便占领大都，将顺帝一行赶回草原。谣谶里的“北人”“南人”，影射“蒙古”（夷狄）与兼指“汉人、南人”的汉文化人群（华夏）。这不仅说明，元末明初的社会上，流行着元明鼎革为夷夏革命的看法，也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同样被官修史书采纳。 有趣的是，与顺帝以前的诸帝本纪相比，《元史·顺帝纪》（下称《顺帝纪》）则有着凸显“夷夏”对立的倾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反元起义的叙述上。其实，以恢复汉文化正统为号召的起义，也见于元中期，并非元末独有，但在顺帝以前的本纪里，对此往往有所讳言。如《元史·仁宗纪》载延祐二年（1315）南方赣州的蔡五九叛乱，仅提到起事缘由为田土纠纷，却没有提到起义者高举“汉高旗帜”，意欲恢复“大汉”正统的政治口号。 然而，《顺帝纪》却似乎有一种倾向，即对元廷宽容性的族群政策，有些有意无意的疏漏。如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广东朱光卿、河南汝宁棒胡相继起义，据说元廷因为造反者“皆系汉人”，所以让在朝廷为官的“汉人”官员商讨对策，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心。这段突出元廷猜忌汉族（或汉人）的记述，只是对当时元廷政策的一种偏见。实际上，棒胡起义的次年正月一日，元廷下诏赦免一切胁从人员，并没有真正把祸乱的根源归咎于“蒙汉对立”，对叛乱进行扩大化解释。可是，这份能够证明元廷缓和族群矛盾的诏书，却为《顺帝纪》所失收。 相比较而言，对于能够说明元廷“蓄意”挑拨“夷夏”关系的政令，《顺帝纪》则予以详细列出，尽管有些所谓的“政令”未必实施过。可注意的是，棒胡起义的当年，恰逢权臣伯颜（？—1340）推行“蒙古本位”改革。《顺帝纪》后至元三年，罗列了多条排斥“汉人、南人”的举措。这里面，既有真实可考的诏令（如禁止汉人、南人携带军器），也有可疑的记载。如“伯颜请杀五姓汉人”的提议，就从未实施过，但尽管如此，《顺帝纪》仍然予以采信。其实，伯颜是否真有这类提议，也缺乏必要的旁证。故而有学者认为，它只是反映了伯颜“在汉人中引起的恐惧”，但对本项提议的真实性，并未给予正面肯定。再如，本年纪事里，据说元廷还颁布过不许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的禁令。实际上，是否颁行过这条禁令，也很可疑。根据《元史·许有壬传》记载，许有壬（1286—1364）是伯颜的政敌，他曾反对过“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儿字书”的提议，让其流产。如果采信这一说法，那么禁令在廷议时就终止了，根本无法见诸政令。这些细节提醒我们，明初史官修史时，采纳了一些“夷夏”对立色彩较强的传闻，夸大了蒙古上层对“汉人、南人”的敌意，有着放大元末族群冲突的价值取向。 这样的叙事差异，与《元史》二次编纂的过程有关。由于顺帝一朝缺少实录，故而《顺帝纪》部分，在第二次编修时才完成。而所依据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派人采访而得。这与第一次编修时，顺帝以前的诸帝本纪，参照元代官方十三朝实录修成，很不一样。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二次修史的执笔者，不乏有人对元朝抱有夷夏之见。值得一提的是，采访顺帝事迹的官员里，还包括《大事记》的作者刘夏。据说《大事记》上呈后，得到总裁官的赞赏，“入于《元史》”。由于此书已佚，尚且难以断言《元史》的哪些记载参考了《大事记》。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的确认为“夷夏”冲突导致了元朝灭亡，而明初编纂《元史》顺帝朝纪事时，则受到了该观点的影响。 三、结论：作为“夷夏革命”的元明易代叶子奇称，治天下需大公无私，“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元朝因为没有处理好族群关系，所以导致亡国。借用叶子奇的比喻，元明之际的“夷夏”关系，也有两层内容。一个是“胡越一家”杂居交融的现实，另一个是“肝胆楚越”夷夏有别的观念。有时候，观念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来，蒙古时代由于统治人群的改变，以及欧亚大陆移民的涌入，淡化了原有的夷夏观念。不过，随着元明之际夷夏观念的回潮，汉文化人群对于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又被迅速拉回了“华夷”二分的传统中去。因此，尽管元末战争的爆发，未必全是因为族裔冲突，反元的军队里也不必全是“汉人”。可是，一旦时人相信改朝换代的发生源于“夷夏”族群对立，那么元明易代，也就被赋予了“夷夏革命”的色彩。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