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8月24日，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作出了一场名为《为纯科学呼吁》演讲，这篇后来被登上《科学》杂志的演讲稿在西方科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被视为“美国科学界的《独立宣言》”。《为纯科学呼吁》成了美国历史上分量极重的一个象征，它诞生11年后，美国的GDP超过了大英帝国。然而，罗兰在鼓吹美国的同时，居然还不忘黑了一把彼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人。

罗兰是这样讲的：美国科学的优越之处在于“不断进步”，他们更加注重纯科学，即追问事物中的科学原理。倘若忽略这些，“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几代人都没有任何进步。”他还举了个例子：中国人发明和应用火药已有几个世纪了，但却只顾着用，却从不探索其中的科学原理。结果，西方人后来居上，在火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丰富深邃的物理化学，而中国反而已落后于世界，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野蛮民族”。

这话说得很难听，让人听了火大。然而相比于非罗兰这番赤裸裸的歧视言论，更令人无奈的是清廷的“回击”。

时间退回到1861年，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廷万分不情愿地设立了总理衙门，以这种羞耻的方式打开了国门。老大哥的孱弱无能令周边一圈小弟十分失望，野心日益膨胀的日本便直接撂了狠话：昔日的中国强是强，但时代早就变了；还抱着中国老掉牙的这一套不放，日本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总之，彼时的清王朝在外没地位，身边没朋友，家门里更是哀鸿遍野，偌大个国家居然落得一无是处。

历史证明，知耻而后勇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然而清廷当即给我们直播了一把啥叫“知耻而后更耻”。

所谓“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为朝廷办理对外事务的专属机构。其中有个十分特殊的职责，即向西方各国派驻使节，培养留学生。虽说这些都是按照列强的要求折腾出来的，但对腐朽落后的清朝而言，它未免也不是件好事。然而，无论是清朝派出的使节还是留学生，他们大多并非渴求知识的年轻人，而是死硬的士大夫。他们的迂腐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在欧洲，他们把自己所见的所有新奇事物都视为“雕虫小技”，这也不如我们大清国，那也不如我们大清国，一句话就是我们大清国最好。结果，好好的学习机会被糟蹋成了公款旅游，“奉旨吐槽”。

另一方面，清廷压根并不重视这个机会。在总理衙门中处理相关职务的官员职位为“章京”，这官着实不算小，军机处章京常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国家事务，而总理衙门的章京却大多是跑腿打杂的，压根没多少实际权力。结果，在设立了足足14年后，总理衙门终于向西方派出了首位正儿八经的公使，更尴尬的是，这些公使简直就是为了存在而存在，他们在朝中缺乏政治根基，在国际事务上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连近代中国第一份对外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也是美国人蒲安臣帮忙促成的，为了签这份条约，身为美国驻华公使的他不惜偷偷越权。

话说回来，当一个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沦落到需要依靠外国人来勉力支撑时，这样的屈辱足以激起有识之士的危机感与求生欲。1874年，李鸿章一折《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惊艳了朝野，他在奏本里对慈禧老佛爷晓之以理：乾隆老爷子那会儿，即便是英国国王派来的使节，来到咱天朝也是毕恭毕敬的，他们想见到中国皇帝比见到他们的上帝还难。如今可不一样了，洋人出入京师跟逛自家后花园似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商人和传教士，在各省间流通窜行如入无人之境，谁知道他们揣着啥样的坏心思。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李鸿章指出，正是因为不重海防，才使得大清国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无从抵抗。花费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所谓师夷长技的目的就在这儿。说到动情处，李中堂还不忘高声感慨：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彼时，洋务运动也折腾了十来年，大伙干得热火朝天，只顾依葫芦画瓢。在当时的中国，李鸿章这番话思路新奇，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魄力，令不少有识之士如醍醐灌顶。后来维新派核心人物之一的梁启超都不忍赞叹：不愧是李中堂，姜还是老的辣。有他在，大清朝就亡不了！

李鸿章的话显然是戳进了老佛爷的心坎里，一年后，在朝廷的批准下，总理衙门授意一口气打造3支现代化舰队，而李鸿章亲自承接了北洋水师的组建工作。后者果然走了最短的路：他豪掷重金购买外国船炮，开设水师学堂，聘请整套外国教育团队帮忙培养水师官兵。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清政府每年拨款400万两银子作为水师专用经费。这支完完全全由银子砸出来的海军的横空出世引起了全世界侧目，《美国海军年鉴》将清朝海军排到了世界第九，大有咸鱼翻身之势。表面上看，北洋水师也重重地打了日本人一巴掌，当初跟着西方列强嘲笑清朝的日本人，眼下也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了。

然而，历史证明了洋务运动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制夷”，并非富民强国。所有努力等同于喂癌症晚期病人吃消炎药，压根就是白折腾。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在讨论甲午海战，做着各种各样的假设，认为北洋水师不该失败。然而，这场战争确实改写了中日两国的命运——对清朝而言，这不过是晚清耻辱薄上新的一笔罢了；而对日本而言，它象征着光明的未来。有说法称，为了搞明治维新，日本国民勒紧裤腰带每天只吃两顿饭。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举国沸腾，百姓并不知道这场战争对国家战略有多重要，他们只是在庆祝终于能把一日三餐补齐了。

从某种程度上看，李鸿章算得上是洋务运动那段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心中的“救世主”。然而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正是李鸿章本人的短视与误判，不舍得目睹他亲手打造的北洋水师消耗殆尽，这才贻误了战机并最终导致失败，那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反而更像是一句嘲讽。于是人们纷纷诟病，你李中堂当年的那番慷慨陈词，原来不过是为了跟左宗棠左大人争粮饷啊！

世人只知李中堂的窝囊，却不知这个站在漩涡最中央的老油条比谁看得都透彻。

1875年，也就是在清廷开始打造北洋水师的同一年，被委派到英国的公使郭嵩焘终于踏上了欧洲大陆。时年57岁的他在英国人的陪伴下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政府、学校、工厂等地方。在这儿，他像个孩子一样如饥似渴地了解着一切，最后把它们抄写成了《使西纪程》，怀着最高的期待与虔诚将其递交给了朝廷。

《使西纪程》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郭嵩焘在英国的见闻，他以最真实详细的方式阐述了同时期西方制度、文明、文化的先进所在。在阐述客观事实的同时，他还不忘提出自己的意见，核心思想跟洋务运动大差不差，即不妨借助英国先进的东西来改造大清国的落后之处。毫无疑问，《使西纪程》对当时的清王朝而言就是一剂猛药，价值无法估量。这本薄薄的册子也确实在朝野中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只是它招致的却是满堂诋毁——即便郭嵩焘丝毫没有说大清国的坏话，但统治阶层就是听不得“西夷”的好话；甚至有人干脆说郭嵩焘对朝廷“有二心”，想当英国人的走狗。结果，《使西纪程》不但被下令烧毁，郭嵩焘也因此丢了官。

诸多旁观者中就有我们的李中堂，虽然文献中并没有李鸿章当时心情的详细描写，但他岂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眼看朝廷态度坚决，一帮人又跟在朝廷身后唯唯诺诺，连说句公道话的勇气都没有，反而为了讨好朝廷昧着良心抹黑。杀人诛心，比一时的羸弱更令人绝望的，是整个民族的脊梁都被打断了。恐怕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意识到满清已经注定无药可救了。再看看郭嵩焘的下场，既然朝廷并没有给真正的爱国者留一席之地，那还不如多费点心思巩固自己的权位，想办法多捞点银子颐养晚年。至于清廷灭不灭，咱不妨眼睛一闭耳朵一捂，权当啥也没发生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