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九月的一天，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一个汉人杀了一个蒙古人，太府监属卢甲偷剪了一块官布，勃然大怒，诏令速将两人处死，以儆众人。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董文忠进言道：“刑官对于该判死罪的囚犯，还会详细审理，哪能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对嫌疑人处以重刑！请你将这两个案件交给有关部门仔细核实后再说。”元世祖于是派董文忠和他另外一些近臣分别调查核实，结果证实，这两桩案子都是冤案。

事情过后，元世祖责备他身边的臣子说：“当我震怒之时，你们一个个都不敢说话，如果不是董文忠提醒我，让我顿悟，那么，真就可能杀死两个无辜之人了。而这样做，一定会招致朝廷内外的非议。”于是，他赏给董文忠一只金杯，对他说：“我这是奖励你的正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蒙古人得了天下之后，把所有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非南宋境内的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原来南宋境内的汉人）。而一个居于蒙古人之下的汉人，居然杀了一个蒙古人，这在元世祖看来无疑属于不可容忍之事。当然，做官的监守自盗，同样是元世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假如不能严加惩治必将可能导致官场风气的恶化。然而，仅仅就凭某一个人的举报，在尚未核实或者说澄清是非的情况下，就打算将他们处死，无疑有些鲁莽、有些粗糙，可能酿成冤案与悲剧。

有些奇怪的是，满朝文武，在元世祖冲动之下打算草菅人命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对元世祖善意地加以提醒；拿旧时代官场上的语言来说，则是对元世祖进行谏言。最后，竟然只有董文忠一个人站出来表示了严重质疑。这是为什么？答案无疑又是肯定的，那是因为元世祖作为皇帝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身边的那些近臣为了自身的安全，有意选择了沉默——“伴君如伴虎”的俗语告诉我们，封建时代尽管有些皇帝愿意也能够听取臣下的谏言，但谁也保不准他们什么时候可能翻脸不认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既然谏言存在一定的甚至相当的风险，那么，出于自保的考虑，那些为臣之人，自然一个个装聋作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难能可贵的是，董文忠按耐不住地站出来了，说了上述那番话，强调案件的审理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而确保结果的客观与公正，也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最终是他这番话，让元世祖冷静下来了。而他冷静的结果就是保住了两个无辜之人的脑袋。

人死不能复生，对于这样的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冲动之下，还能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意气用事的，只能是少数。对于帝王之人来说，假如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人提醒或者说进谏，那么，更改已经下达的诏令更是无法想象之事——做皇帝的，往往非常顾惜自己的颜面或者说尊严，所以，哪怕是下错了诏令，如果没有人适时的谏言，给他冷静下来的机会以及转弯的台阶，那么，将错就错无疑是大概率的事件。因此，董文忠们的谏言，真的很重要。

董文忠们的谏言很重要，然而，现实生活中，能够像董文忠这样，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的，只能是少数，甚至是个别。因为只要是人，那么，说不说与说什么与怎么说，都会掂量再三——自家的脑袋更重要，是他们非常清楚的事儿。因此，董文忠“请付有司阅实以俟后命”的谏言，让我们看到了董文忠忠君爱国的一颗拳拳之心。而如果作为国君身边能够更多这样的臣子，将会是十分幸福之事——因为有董文忠的存在，他们会少犯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