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毛主席漫步在红墙院落中，思考着是否同意河南省委最近发来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希望能将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

报告理由充分，可是迁省会是个大问题，毛主席不得不慎重思考，恰好这时中央政治局认为他日夜劳累，给他放了个假，他走着走着，心想在这空谈无用，重视实地调查研究的他决定亲自去巡视一下河南，再做决断。

由此，毛主席便开启了建国后他第一次的离京之旅，在沿途他看了黄河，考察了河南各地的风土民情，终于做出了决定，同意河南省委将省会迁往郑州的决定。

那么，毛主席沿途看到了怎样的景象？又是出于哪些因素出发同意了河南省会迁动到郑州的提案呢？

黄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的奔流气势汹涌，1936年2月时，毛主席在陕北高处眺望冰封的黄河，写下千古名篇《沁园春·雪》，感慨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这个大河，就是说的黄河。

滔滔的黄河几千年来养育了流域附近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同时却也有无情的一面。

在历史上，黄河多次爆发严重洪涝灾害，其中有自然因素，也有蒋介石决花园口这种人为因素，随着黄土高原生态的破坏，黄河下游的河床不断因水土流失抬高，这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泛滥的频繁，这也使得黄河在“母亲河”的美名外又有了“害河”的恶号。

黄河南岸的开封城便深受其害，黄河从邙山骤然到达开封所处的平原地区，携带的泥沙因地势差便大量沉积，使得开封城北的黄河段成为了最为严重的“悬河”段，光河床就足足高出开封城区地面近10米，在水量充足时，黄河开封河段的河床加水位更是甚至有55米的开封铁塔一半高。

因此，虽然建国初开封作为省会经济发展不错，更有“八朝古都”的光辉历史，但黄河在历史上却丝毫没有给这座底蕴深厚的城池留面子。

据统计，仅在1194年—1949年750多年间，黄河在开封境内就决堤过338次，15次被洪水围困住整座城数月而不退，7次全城彻底淹没。

1952年10月，由于毛主席建国后依旧日夜操劳，中央政治局建议他休假调养身体，他对此乐呵呵地表示答应，结果却依旧闲不下来。

他想起前不久河南省委发来的报告，表示希望能将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

毛主席是个慎重的人，迁省会这种大事他可不会直接一拍脑门就决定，于是，他便利用休假的这段时间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离京考察，顺着黄河沿岸来了场难忘的黄河之旅。

这一次出行之所以选择黄河，是因为1950年夏天淮北地区发生过一场大水灾，毛主席在关心淮河水灾的同时也想到了比它更可怕的黄河，一旦黄河出事，那威力一定会更比淮海这场水灾更强，从这时起，他就起了实地视察黄河的心思。

他乘坐专列，考察了开封、济南、徐州等地，在视察开封黄河段的水情时始终愁眉不展，这一段“悬河”在毛主席眼里实在是触目惊心，他害怕万一突发暴雨，那聚集了大量人口的省会开封市会生灵涂炭。

接着，他又陪罗瑞卿与当地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同志一起登上郑州黄河段南部的邙山，坐在土坎上远眺波涛汹涌的黄河，他一言不发，凝思许久，留下了一张视察黄河的经典照片。

这一趟黄河之旅走完，他对于黄河的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思虑，回到党中央后，立刻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他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

毛主席辩证地看待黄河，认为只要能把黄河治理好，那黄河就可以造福百姓，反之则会危害百姓的生命安全，但黄河的治理需要时间，首先要做的就是疏散危险河段的开封人口。

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人民政权与曾经的国民党政权有显著不同，国民党罔顾河南百姓生命，强行炸开花园口，造成黄泛区千万人民走上逃荒的道路，一路上惨绝人寰的景象，堪称人间炼狱。

而一切为民的共产党做事就首先要从人民幸福健康的角度去考虑，开封西面的郑州，虽然也处于黄河南岸，但由于地处平原山地交界处，泥沙因惯性流速很快，不容易沉积在此处，因此不易受到黄河泛滥的威胁。

所以从预防黄河泛滥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角度来看，郑州的条件便比开封要有优势。

中原地区意即天下之中，自古以来便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古代中华文明由此向四周延伸，逐渐形成了如今一个庞大的国家，历史上曾共有过300多位帝王选择在此地区定都。

中原地区概念广泛，但若要找一个省份来代表“中原”这个概念的话，毫无疑问只有河南省，河南地处中国中央，地形平坦，四通八达，是我国地理意义上真正的中心，郑州则更是河南省的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曾经贯通中国南北的运输方式是以大运河为媒介的河运，不过进入近代以来铁路运输兴起，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求革新，向比利时借钱修筑了由卢沟桥经郑州至汉口的卢汉铁路，以及由开封至郑州至洛阳的汴洛铁路。

这两条铁路线后来又不断扩展，一条贯穿南北，逐渐发展成今天的京广线；一条贯穿东西，逐渐发展成今天的陇海线。这两条中国东西南北的大动脉的核心交通枢纽就是郑州。

铁路运输让郑州这座曾经的中原小城一跃在近代成为最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而开封相比较而言就没有这种优势，他的位置在河南东侧，省会设在此处，河南省委多感不便。

省会在开封，首先河南的政治中心就不免向东部偏移，无法兼顾到河南全省，当时的河南省委要进京，要先向西抵达郑州，接着再中转至北京，这对于极其讲究行政效率的建国初期是个很大的弊处。

那时候我们还在朝鲜与美国抗争，极其依赖郑州这处交通枢纽运输物资，可是台湾方面的蒋介石也不消停，时不时会派间谍在郑州这里搞破坏，加之郑州本身南来北往的人频繁，各种人员繁杂，违法犯罪事件时常发生，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郑州的治安。

把省会调往郑州，那河南省委就可以更加直接地调动金钱、人力等资源管控这座城市，从而为国家的大战略服务。

可以说，当初中央决定迁省会为郑州是从河南全局的角度出发的，也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的。

这是新中国政策思路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不是仅从某几个城的发展角度考虑，而是考虑到每一座城市要在共和国大家庭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各司其职。

1952年，河南省委因此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省会迁郑报告，中南军政委审核同意后又上报中央，9月19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复函表示“经核同意。”

毛主席收到报告后也如前文所说一样进行了一场黄河大视察，最终同意这一迁动方案。

1954年下半年开始，郑州正式成为河南省的新省会。

总结来说，省会迁郑主要就是从人民安全、交通因素、政治因素考虑的，如果看经济因素的话，虽然郑州市因为成为省会极快地促进了自身经济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原省会开封市经济的下滑。

建国初的开封市境内以生产农副产品资源为主，探明的矿产资源比较缺乏，虽然农牧业较发达，但不适合作为一座工业城市城市发展；相比较而言郑州周围矿产资源丰富，有煤、铝土、石灰岩等多种工业资源，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在迁省会以后，郑州得以迅速集结了大量的资源去开发各种矿产资源，成为了一座工业化成果显著的城市，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一座有着1200多万人口的中原大城。

时任郑州市副市长王钧智发文指出：“铁路交汇是郑州的第一次重大机遇，省会迁郑则是我们的第二次重大机遇，且这次机遇要比第一次机遇影响更加深远，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开封市区总人口那时总共有20万人，因为迁省会前后带走的群众足有3万人，这对经济生态本就有些脆弱的开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知道要迁省会后，开封城的百姓普遍比较失落，比如北门镇的一个车夫说：“开封生意做不了啦，以后我要搬去郑州谋营生。”

中山路中段的一个旅馆老板也叹气道：“省府迁到郑州，来我店的人肯定就少了，可我这旅馆不能也搬去郑州啊。”

类似的言论不一而足，可见，有关城市发展的决策实在是异常艰难，想一碗水端平不容易。不过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指示下，河南省委还是想尽了各种法子弥补开封市受到的损失。

省会迁往郑州的过程中，河南省委上报国务院，申请将郑州专区改为开封专区，专员公署设在开封市，统一管辖兰考、巩县、宁陵、太康等21县。

这个管辖范围基本等同于今天的开封市、商丘市和周口市三大地级市合三为一，开封专区的综合实力可见一斑。

为了进一步改善开封境内的经济发展，河南省委还调集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无数先进干部模范去建设开封各地。

开封市下辖的兰考县书记焦裕禄，引领人民治沙、治水、治盐碱地，种泡桐，自己身患肝癌，却以大无畏的“焦裕禄精神”帮助当地人民改善了生活，成为了开封人民用自己双手与自然斗争、自谋发展、自谋出路的一个感人缩影。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中原崛起”战略的提出和“郑汴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开封市也逐渐发展起了一套体系完备的三大产业结构，农业、工业都有了很不错的发展，其中依靠底蕴深厚的人文资源与历史资源支撑起的旅游行业更是表现突出，这几年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颇大。

相信未来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开封、郑州，乃至整个河南，整个中国，都会迎来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