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全国形势危急，浙江长兴一个名叫钱江的士人献计给政府生财，在扬州附近地区试行“厘金”制度。指对商人售卖的商品按1%抽税，按月征之。

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

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凑，勉强应付。

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伤，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溃的境地。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

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

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钱、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

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辛苦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

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做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一类的名誉鼓励。后来，“捐输”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纳”了。

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

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

想买官的人到投机钞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程序，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

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立等可取。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

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

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钱，八品；六十千钱，七品；八十千钱，六品。

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这类“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

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试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

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再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

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跃、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当当，名义上也是政府的“公务员”啦。

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内忧外患之下的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古以及热河等“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

捐种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