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王康年：3年净赚26亿，卖给志愿军假药，被毛主席下了＂追杀令＂
引言：
1951年深冬，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志愿军正在浴血奋战。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大批伤员在使用医疗物资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速恶化，甚至有人因此丧命！毛主席看着聂荣臻元帅带来的证据，将桌上的假药重重摔在地上。谁能想到，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期，竟有人胆大包天，用玉米淀粉制成的假药坑害自己的子弟兵？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毒手＂背后的主人，在短短三年间竟然敛财26个亿！他是如何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攫取如此巨额财富的？他又是如何瞒天过海，将这些致命的假药送上战场的？
一、商海沉浮：从电台主播到药房老板
1924年，王康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商人家庭。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经商天赋。1941年，年仅17岁的王康年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应聘成为上海大亚电台的播音员。这份工作不仅让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传媒行业，更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商界的大门。
在电台工作期间，王康年每天需要播报大量的商业行情和产品广告。通过这些工作，他逐渐掌握了上海各行各业的市场动态，也结识了不少商界人士。1943年，他抓住一次难得的机会，借助播音员的身份成功说服了几位商人为他提供资金支持，在西藏路生吉里开设了一家小型杂货铺。
这家杂货铺虽然规模不大，但位置优越。当时的上海正处于抗战时期，物资紧缺，王康年凭借在电台工作积累的人脉，成功打通了多条货源渠道。他开始大量囤积紧俏商品，待价格上涨后再高价抛售。短短半年时间，他就赚到了开店以来的第一桶金。
1944年，王康年通过媒妁之言与一位药材商人的女儿结婚。这桩婚事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他的岳父不仅在上海拥有广泛的药材供应网络，还掌握着多条日占区与租界之间的药品走私渠道。在岳父的帮助下，王康年开始涉足药品生意。
1945年春，王康年敏锐地察觉到战争即将结束的征兆。他认为战后百废待兴，医疗物资必定会出现巨大缺口。于是，他将杂货铺迁至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改名为＂大康药行＂，专门经营西药批发生意。
为了扩大经营规模，王康年采取了一系列大胆举措。他首先在租界内设立了多个分号，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逃避管制。同时，他还在上海周边建立了几个秘密仓库，专门存放从各地收购来的过期药品。这些药品经过简单处理后，就被重新包装投入市场。
1946年底，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展了一次打击不法药品的专项行动。王康年提前得到消息，立即将库存转移，并暂时关闭了几家分号。等风声过后，他又重操旧业。这次的危机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在同行中树立了＂消息灵通＂的形象，进一步扩大了生意规模。
到了1948年，大康药行已经发展成为上海最大的西药经销商之一。王康年不满足于单纯的药品经销，开始涉足制药领域。他在郊区租用了一座废弃的工厂，偷偷生产一些畅销药品的仿制品。这些仿制药不仅成本低廉，而且完全不受质量监管，为他带来了巨额利润。
二、乱世生财：从投机倒把到制药大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即。王康年并未像其他商人那样急于撤离，而是选择留下来。他深知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认定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医药需求始终存在。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将大量资金用于收购其他商人抛售的药品和原料，以极低的价格囤积了大量物资。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王康年迅速调整经营策略，主动向新政府靠拢。他率先在药行门口张贴标语，宣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他还将店名改为＂人民大康药行＂，并在药品包装上印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这些举动让他成功躲过了第一波工商业改造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机遇，王康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布局。他派出多名心腹，分赴各地收购原料和设备。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建立起了三家地下工厂。这些工厂表面上生产普通药品，实际上却在秘密生产大量劣质药品。
为了逃避检查，王康年采取了一系列隐蔽措施。他将工厂分散在上海郊区的不同地点，每个工厂都伪装成农舍或仓库。工人们被要求分批进出，并被告知在外绝不能提及工作内容。原料和成品的运输则通过多个中转站进行，以避免引起注意。
1950年10月，中国开始抗美援朝。战场上对医药物资的需求激增，军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药品。王康年看准时机，主动向军方提供＂优惠价格＂。他的报价比其他药商低30%，这个诱人的条件很快就打动了负责征调的军需官员。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王康年开始在药品中大量掺入廉价材料。青霉素被稀释，磺胺被玉米淀粉代替，葡萄糖注射液用普通白糖勾兑。这些劣质药品的成本仅为正品的十分之一，但售价却与正品相差无几。
为了保证供货渠道的畅通，王康年还在各个环节安排了＂关系人＂。从原料采购到成品运输，从质检环节到出厂手续，每个关键岗位都有他的＂自己人＂。这些人收受贿赂，为他通风报信，帮助伪造各种证明文件。
1951年初，王康年的药品开始大量进入前线。他的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这些致命的假药。据后来的统计，仅在1950年底到1951年初的几个月间，他就向军方供应了价值数千万元的药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
通过这种方式，王康年在短短三年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他将获得的利润迅速转化为黄金和外币，通过各种隐秘渠道转移到香港的银行账户。同时，他还在上海、南京等地购置了大量房产，以不同的名义注册，将资产分散隐藏。
三、东窗事发：假药流向前线，祸患连连
1951年11月，朝鲜战场前线医院接连出现异常情况。多名伤员在使用抗生素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严重的感染并发症。起初，军医们以为是伤情过重导致的正常现象，但随着类似病例越来越多，情况开始引起重视。
第三野战军卫生部的军医张文华首先发现了问题。一位腿部中弹的战士在注射了青霉素后，伤口不但没有愈合的迹象，反而迅速恶化。张文华立即对剩余的药品进行了初步检验，发现这批青霉素的效价远低于标准值。他随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
同一时期，志愿军后勤部也收到了多份类似报告。第15军医院报告称，一批磺胺片对伤口感染毫无效果；第47野战医院则发现，某批次的葡萄糖注射液会导致发热反应。这些反常现象很快引起了军方高层的警觉。
1951年12月初，志愿军总部派出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调查组对各医院使用的药品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追查供货渠道。经过详细排查，他们发现这些问题药品全部来自上海的＂人民大康药行＂。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对药品进行化验后，发现许多所谓的＂药品＂实际上就是白面粉和淀粉的混合物。
12月15日，聂荣臻元帅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毛主席当即拍案而起，责令相关部门立即采取行动。第二天，公安部就向全国发出了秘密通报，要求各地配合军方展开调查。
调查很快显示出惊人的结果。仅1951年一年，王康年就向军方供应了价值8000多万元的药品，其中90%以上都是伪劣产品。这些假药导致至少200多名志愿军战士因伤口感染恶化而牺牲，近2000人的伤情加重。
更令人愤怒的是，调查人员在王康年的一处秘密工厂里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工人们正在用面粉和淀粉制作＂青霉素＂，用白糖勾兑＂葡萄糖＂，用工业明胶冒充＂蛋白胶＂。这些假药的生产成本低得惊人，但售价却与正品持平，利润率高达数百倍。
1952年1月初，军方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行动。调查人员先后捣毁了王康年的三处地下工厂，查获了大量制假工具和原料。同时，他们还在王康年的住所发现了详细的账本，记录着他的犯罪网络和资金流向。
然而，就在行动展开的前一天，王康年已经觉察到风声不对，带着部分赃款逃往香港。他留下的账本显示，三年来他通过制售假药获利高达26亿元（旧币）。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上海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其中大部分已经被他转移到了香港的银行账户里。
四、跨境追捕：从香港到澳门，三年追凶
1952年2月，公安部成立了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张长林担任组长。专案组根据情报显示，王康年逃往香港后并未远走他乡，而是定居在九龙尖沙咀的一栋公寓里。他在香港以＂陈永康＂的身份生活，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作为掩护。
专案组立即派出两名经验丰富的警员赴港，以经商为名打入香港商界，暗中打探王康年的行踪。这两名警员发现，王康年在香港过着奢靡的生活，经常出入高级会所和赌场。他还在香港置办了多处房产，并与当地的一些黑帮势力有所往来。
1952年5月，专案组制定了第一次抓捕计划。他们通过香港的关系人设法接近王康年，准备在一次商业谈判中将其诱捕。然而就在行动前夕，王康年突然改变行程，计划功亏一篑。随后的调查发现，王康年在香港花重金收买了多名眼线，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向他通风报信。
1953年初，专案组改变策略，开始对王康年的资金链展开调查。通过查阅银行记录，他们发现王康年在香港的多个账户中共有资金近千万港币。这些账户使用不同的假名，但转账记录都指向同一个源头——他在上海的地下工厂。
同年7月，专案组联合香港警方，对王康年的贸易公司进行突击检查。然而王康年再次提前得到消息，在检查前一天就携款潜逃到澳门。检查人员在其办公室里发现了大量伪造的商业单据和假护照，这些都成为了后来起诉的重要证据。
到了1954年，王康年在澳门也没有停止他的犯罪活动。他利用残存的人脉关系，继续经营药品走私生意。专案组通过情报得知，他在澳门与一些葡籍商人勾结，将假药销往东南亚多个国家，获利颇丰。
1954年8月，专案组在澳门警方的配合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机会。王康年每周都会在澳门一家葡式餐厅用餐，这成为了他最容易被锁定的活动规律。专案组精心策划，决定在他例行用餐时实施抓捕。
8月15日晚上，当王康年正在餐厅享用晚餐时，早已埋伏多时的警员突然出现，将其当场抓获。在搜查其住所时，警方发现了大量现金、金条和多本假护照。更重要的是，他的保险箱里还保存着当年在上海制售假药的详细账本。
这次抓捕行动历时近三年，跨越三地，动用了大量警力和资源。王康年的落网，不仅破获了一起重大制假售假案件，更为之后肃清医药市场的行动积累了宝贵经验。专案组在总结这次行动时指出，王康年案暴露出了当时医药管理体系中存在的诸多漏洞，也反映出打击跨境犯罪需要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五、法网难逃：公审大会与最后的结局
1954年9月，王康年被押解回上海。专案组在整理证据时发现，他的犯罪行为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除了向志愿军供应假药外，他还通过地下渠道向全国各地销售劣质药品，受害者遍布全国各省。
1954年10月5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对王康年提起公诉。检方指控他犯有三项重罪：一是生产销售假药罪，二是破坏抗美援朝战争罪，三是非法转移巨额资金罪。起诉书中详细列举了他的犯罪事实：从1950年到1952年，其制造的假药造成志愿军264名战士死亡，2187人伤情加重；在国内市场上，他的假药导致至少537人死亡，数千人病情恶化。
1954年11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篮桥监狱大礼堂开庭审理此案。公诉人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包括假药生产工具、账本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等物证，以及多名涉案人员的证词。王康年的多名同伙也在庭上作证，揭露了其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作案手法。
庭审持续了整整五天。检方传唤了数十名证人，包括受害军人家属、医院工作人员和工厂员工。一位失去丈夫的军嫂在作证时泣不成声，她的丈夫就是因使用了王康年提供的假青霉素而导致伤口感染死亡。这些证词让旁听席上的群众群情激愤，多次发出怒骂声。
11月15日，法院组织了一场万人公审大会。会场设在上海体育场，来自全市各界的代表和群众坐满了看台。当王康年被押上临时搭建的高台时，现场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公诉人慷慨陈词，揭露了王康年的累累罪行。多名受害者家属上台控诉，他们的哭诉声震撼了在场每一个人。
1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康年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王康年犯有三项重罪，其行为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法从重处罚。最终，法院判处王康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
王康年不服判决，提起上诉。1955年1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二审。经过认真审理，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多起因使用王康年制造的假药而导致的死亡案例，进一步证实了原判的正确性。
1955年2月18日清晨，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判决在上海龙华监狱执行。行刑前，司法机关将追缴到的赃款和没收的财产全部上缴国库，其中一部分用于对受害者家属的补偿。据统计，这笔资金总额超过三千万元，成为当时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笔追缴赃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