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换个胡服,为何就能强大到与秦国掰手腕?考古得出全新解读

聚立说历史 2023-03-12 07:15:05

战国时期,列国为了在大争之世中图存求霸,纷纷走上变法之路,然而唯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也最为彻底,这也使得秦国从“诸侯卑秦”的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商鞅变法,而是让人略感困惑的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是赵国的变法主题,与魏、楚、韩、秦等国的变“法”不同,赵国的胡服骑射并不涉及政治、经济改革,而是单纯的军事变革。

《史记·赵世家》曾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字如其意,赵国的改革核心有两点:穿胡人短衣窄袖服饰和建立骑兵建制。

单纯就军事成就而言,赵国的胡服射骑取得了脱胎换骨般的成效。

据粗略统计,从赵国被周天子册封诸侯的公元前406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公元前307年,赵国主动出击他国20次,胜负参半,赵国强敌环伺的四战之地窘境并未得到改变。

然而胡服射骑仅仅推行一年之后,赵国就犹如开挂一般,据史料记载:“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羡,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取丹丘、华阳、鹤之塞。王军取部、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

到公元前296年时,赵国不仅灭亡了中山国这个困扰赵国近百年的心腹之患,而且开始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张,多点开花,“攻韩,至鲁关下”,“击齐,齐王败走”,“攻魏几,取之”,“攻魏房子,拔之”,“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

在山东诸国畏秦如虎,割地求存之时,赵国俨然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劲敌,公认的二号强国。对此,战国时人曾发出“当今之时, 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的感慨。

就连虎狼之师的秦军,在面对赵军之时,也占不到多少便宜,长平之战虽然取胜,秦国却也付出了“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的惨痛代价。在随后的邯郸保卫战中,赵国不仅击溃了围城的秦军和趁火打劫的燕军,还反攻打到了燕国国都。

所以,在攻伐赵国之时,秦国不得不屡屡采取离间计这种暗黑手段,调离廉颇、诛杀李牧,才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宏愿。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换了个胡服的赵国,就能强大到与商鞅变法的秦国掰手腕?

过去我们将主要的关注点都放在了“胡服+骑射”上。的确,相比于传统的车兵和步兵,骑兵具有速度、越野和攻击力的绝对优势,常被誉为古代的“坦克”。赵武灵王推行胡服,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骑兵,毕竟,华夏服饰宽袍大袖,并不适合骑乘战马冲杀。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赵国虽然组建了独立建制的骑兵部队,但此时的骑兵还处于战争发展史上的童年阶段,局限性很大。在赵国的主要兵种排序中,骑兵仍然位列步兵和车兵之后。《战国策》在评价赵国实力时仍冠以“今赵万乘之强国也”,而没有用骑兵多少来作为军事实力的象征。

骑士的训练缓慢,而战马的蓄养更是昂贵。中原马仅适合挽驾驮载,用于骑兵作战的良马均需从游牧区购进。汉朝倾举国之力所训练的骑兵也不过十余万。此时国土仅为天下七分之一的赵国,即便在赵武灵王时代,所能组建的骑兵不过万余骑。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时,“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锐卒和自搏战”已充分说明,此时的40余万赵军仍然是步兵占了绝对主力,就连主帅赵括突围时带的也只是步兵而已。

更大的问题在于战马的补充,上文提到,骑士的训练周期长,但战马的补充难度更大。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时,14万马匹损失了11万,汉朝不得不规定只有中家以上的子弟才有资格成为骑兵。什么叫“中家子”?据《居延汉简》记载:中家,须有田五顷,马五匹,牛两头,牛车两辆,马车两辆,宅一区,奴婢三人。

所以,赵武灵王的军事变革,绝非穿上胡服骑上战马就能让赵国战力变强这么简单。

事实上,胡服骑射的背后,是赵武灵王“百金之士”兵制的推行。所谓“百金之士”,即“能破敌擒将者赏百金”,这是中国历史上募兵制的雏形。

战国时代,列国普遍实行义务兵制,士兵出征需自备车马衣着,就连秦军也不例外。湖北省云梦出土的战国末期秦国士兵黑夫和惊的家书,记录了秦灭楚之战时,普通秦军士兵向家里索要钱财和衣物的内容。

所以,早期魏国的军事改革和后来的商鞅变法,均在义务兵基础上增加了奖励机制。比如魏武卒一旦中选,可以免除全户的摇赋和田宅的租税,而秦军则直接把军功与爵位挂钩,这种做法对于激发士兵战力发挥了明显作用,以至于秦军作战时“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唯恐落后。

但相比免徭役和进爵,赵国“百金”奖励的刺激作用显然更为直接。史载,赵奢从邯郸统兵救阏与城(山西和顺)时,“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算下来一日行军接近200里,甚至超过了魏武卒。李牧在对抗匈奴时,靠“百金”顷刻招募到5万士卒。

不仅如此,赵国募兵的范围还扩大到了游牧区。早在变革初期,赵武灵王在原阳设骑邑,胡服骑射第二年,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致其兵”,即招引、招募的意思,这种招募自然也是有偿的。

赵国对胡兵的招募,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

在农耕区和游牧区交界地带的蔚县代王城、宣化小白杨、凉城毛庆沟早期战国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泡饰、连珠饰以及鹿、马、虎等动物牌饰的诸胡文化遗存,表明此时赵国北部区域仍为游牧族群所盘踞。

而到了战国中期的墓葬群中,上述地区考古发现的器物组合、形制以及埋葬习俗已与邯郸赵文化核心区相同,这也印证了赵武灵王时代北灭中山、西略胡地的记载,表明此时原本盘踞在忻定盆地一带的游牧族群被赵国驱逐。

但到了战国中晚期墓葬时,忻定盆地、岢岚县窑子坡、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却发现了两种不同文化族群交错的情况,如发掘的凉城水泉27座战国墓葬,有7座是南北向的带有木制葬具的墓葬(农耕),有20座为东西向的带有牛羊头骨的墓葬(游牧)。原平还一次出土了2180枚刀币,2223枚布币。

战国晚期这种奇特的墓葬现象,凸显的正是大量胡人应募进入赵国成为“雇佣兵”的历史场景。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匈奴相邦印”,经考证出自战国晚期的赵国,所折射的也是赵国与昔日宿敌匈奴微妙的“合作”关系。

可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并非仅仅改进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式,而是有着与商鞅变法军功赐爵异曲同工的变革举措。

只不过,秦国优势在于坐拥关中和成都平原两大产粮区,故而秦法重农抑商。而赵国的优势却在于“重商轻农,仰机利而食”,商业的异常繁荣为赵国提供了募兵所需的靡费。

但可惜的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归根结底比拼的是人口和粮食的储备,赵国的胡服骑射虽然实现了军事上的突飞猛进,但这种优势却未能同步应用于农业发展,一旦战争周期延长,赵国府库不足的劣势就会瞬间凸显。

秦赵长平大战相持达三年之久,家门口作战的赵军却出现了“赵无以食,请粟于齐”的状况,就是一大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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