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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的情况下，秘密开会做出了要求莫斯科将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雷斯库洛夫召回的决定。

做出该决定的蒙古领导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分别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与副主席的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莫斯科一直将两人视为左派的领袖。一部分是分别担任政府总理与外交部长的策伦道尔吉和阿莫尔，此二人是出身于“旧体制”的“老干部”，即他们都是从蒙古自治政府时期就担任公职且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雷斯库洛夫对于这批蒙古领导人的评价很高，雷斯库洛夫任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期间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曾指出：

丹巴道尔吉——年轻人、懂俄语，有活力且有能力，“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扎丹巴——也是年轻人，懂俄语，严谨，机敏，有组织才能。

策伦道尔吉—聪明人，了解本民族的心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阿莫尔——聪明且有能力的蒙古人，坚强的民族主义者，有自制力的外交家。

不过，雷斯库洛夫事件发生后，莫斯科开始将上述领导人视为新的“右倾”派别。

事实上，丹巴道尔吉等人的“右倾”倾向确实在不断积累。因此，莫斯科更加重视外蒙古的农村工作，并着手培植“农村反对派”即新的“左派”集团，来实现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再次改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农村反对派”或是“农村派”集团，本质上是指从蒙古基层阿拉特（农牧民）和农村党组织机关中提拔进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总称。

“农村派”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代表人物是根敦和巴德拉霍，1925年8月1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共产国际为此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寄去了指示信。

共产国际在信中指出，在部分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中存在泛蒙古主义的思想倾向。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9月23日至10月2日召开。

会议进行期间，阿马加耶夫围绕《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报告》同丹巴道尔吉等人发生了冲突，该报告重点指出了农村工作中的薄弱现状，但是丹巴道尔吉等人对于批准通过该报告犹豫不决，并宣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革命开始阶段并未视蒙古人民革命党为阿拉特群众的党”，阿马加耶夫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革命开始阶段同封建神权结盟是被迫的，当前应当逐步将蒙古人民革命党改造成为阿拉特群众的党”。

阿马加耶夫同时建议着力推动从农村基层阿拉特（农牧民）中选拨精力充沛且富有能力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蒙古党和国家建设，同时扩大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农村基层阿拉特成员代表的比例。

虽然报告最终通过，但阿马加耶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总结报告中仍然指责丹巴道尔吉等人对于农村工作问题的报告“草率应付”，并未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农村工作”。

10月21日，共产国际在给阿马加耶夫的信中对于其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四大上的政治主张给以了肯定，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农村派代表的比例，来逐步增强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政治影响力”。

1926年1月23日，在听取阿马加耶夫和丹巴道尔吉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

决议强调，加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必要的，为此要建立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向共产国际定期报告的制度。决议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加强同苏联的贸易关系。此外，共产国际通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决定正式禁止仁钦诺参与一切蒙古事务方面的工作。

总体看来，共产国际1月23日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整体语气较为缓和，但仍透露出对雷斯库洛夫事件的回溯处理，虽然没有点名指责蒙古人民革命中央，但是针对仁钦诺做出了禁止其以后参与一切蒙古事务的处理决定，有着深刻的警示意味。

另外，在涉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具体的工作方针方面，同1925年8月17日信件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即反对右倾倾向、加强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重视农村基层工作、积极吸收农村阿拉特人员参与蒙古党和国家建设。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1926年夏天，阿马加耶夫重点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开展了旨在加强外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夏季农村运动”。

从6月1日开始，阿马加耶夫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将部分中央委员和负责工作人员以工作小组的形式派遣至外蒙古的各个省份，由这些工作小组在各省召开党委会，并组织包括地方党政负责人在内各省领导人员参加的短训班。

短训班的目地是使蒙古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熟悉蒙古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短训班结束后，由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派遣的工作人员，会同省级党委会的成员们联合在一起再被分成若干小组，前往农村地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指导，“以发现并解决基层党组织工作中某些不好的方面”。

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召开了阿拉特群众大会，并用汽车作为移动工具组织了流动戏院，从蒙古东西两个方向以类似“游历”的方式进行流动“演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进行访问”，在流动戏院停留的地方，安排戏剧演出和象棋游戏以及足球运动等活动以“吸引农村群众”，组织进行关于外蒙古内外局势的报告宣讲，散发文献传单。

最终，在农村地区建立完善了483个基层党组织。而1926年最新统计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资料显示，全部党员人数为10211人，按照党员的出身和社会成分划分，其中：阿拉特（农牧民）——9468人，台吉（贵族)——654人，喇嘛——189人，妇女——572人，农村阿拉特出身的党员比例超过了90%。

阿马加耶夫推动的“夏季农村运动”充分考虑了外蒙古的自然条件和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等社会条件，从组织和宣传两个方面着手，尤其是在宣传上，以流动剧院为平台，以戏剧演出等方式吸引农村阿拉特牧民，借此通过报告、传单等形式进行宣传动员，可以说所谓的“流动剧院”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宣传队。

而且从结果来看，“夏季农村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单从党员构成来讲，共产国际所着力推动的“将蒙古人民革命党改造成为以阿拉特为基础的党”的路线获得了一定成功，因为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中有超过90%的阿拉特党员，或者说莫斯科已经开始成功地吸引蒙古农村地区的阿拉特牧民至少关注和了解所谓的“蒙古党和国家建设的任务”，某种程度上这也为日后莫斯科扶植农村派领导人上台执政打下了一定基础。

1926年9月24-10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同蒙古人民革命党四大一样，此次代表大会整体氛围也是缓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中同样提到要加强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地方的工作，进一步吸引农村阿拉特群众，进入中央机构参与蒙古党和国家建设，加强同苏联的经济联系，注意同喇嘛的反动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丹巴道尔吉再次被选举为中央主席，扎丹巴为副主席。

虽然外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有了很大进步和发展，但主要是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阿马加耶夫的推动。另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四大”、“五大”的议程和相关决议也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但实际上蒙古人民革命党“四大”和“五大”决议中的内容大多流于形式，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因为，按照莫斯科的观察，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所谓的“右倾”行为和活动并未停止。

对外政策方面：1925-1926年间，蒙古政府选派了一批13至16岁的青少年学生赴德国(40人)和法国(4人)私立普通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具体学习纺织、制革、矿山机械方面专业技术，学生的所有学习费用均由蒙古政府支付。

1926年蒙古政府向莫斯科提出，“苏联经济机构在蒙古的一些经营活动让蒙古人无法忍受”，“蒙古政府希望同英美公司签订合同”。

此外，1926年，在未事先请示共产国际的情况下，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更是批准日本驻满洲公使塔纳克进入外蒙古。

对内事务方面：1926年初，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中出现了“千方百计富裕起来”的口号。1926年夏季更是出现了支持第九世哲布尊丹巴转世的思想，蒙古领导人对此并未进行严厉的批判，实际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要思想理论家扎姆茨阿拉诺，则认为喇嘛教教义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并不矛盾，并且提出了“在纯洁喇嘛教的过程中发展喇嘛教”的主张。

虽然仁钦诺被解除职务并被禁止参与蒙古事务，但“泛蒙古主义思想”，并未在蒙古领导人中消除。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尼基福罗夫在1926年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蒙古人当中仍保留着关于建立“统一大蒙古国”的幻想，“我们着力推动蒙古人放弃泛蒙古主义的倾向，但当权的蒙古上层领导人对此不置可否，不过，农村派代表对我们的建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此外，蒙古领导人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苏联某些方面的不满。

1926年初，丹巴道尔吉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指出“莫斯科对我们了解不够”。与此同时，丹巴道尔吉否认外蒙古存在“泛蒙古主义思想”，表示“在喀尔喀蒙古人当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泛蒙古主义，这样的思想存在于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内蒙古蒙古人当中”，提及外蒙古的经济政策，丹巴道尔吉则强调，“我们被指责同苏联的经济联系薄弱，但是相较于其他国外资本，苏联在我们市场上投入的资本非常少，在苏联商贸机构中有很多的不合规定的行为等等。”

1926年1月1日，尼基福罗夫在一次宴会中正发表关于苏蒙友谊的讲话，喝醉酒的蒙古领导人扎姆茨阿拉诺插话说：

“您说苏蒙之间的友谊非常，是真诚的，而你们在莫斯科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说，蒙古——是苏联的一部分，是苏联的一个省，而蒙古政府是摆设，由此，我认为，苏联想吞并蒙古，并将蒙古变成自己的一个省”。

显然，蒙古领导人试图寻找单独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文化联系的途径和可能，并且毫不避讳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可以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无论是在对内发展道路的选择，还是在对外政策的制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也就是莫斯科所指责的“右倾”倾向。

此种背景之下，莫斯科任命的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尼基福罗夫和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阿马加耶夫开始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组建新“左派”力量——也就是“农村反对派”。

农村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根敦，相较于以丹巴道尔吉为首的“右倾”派别，根敦集团主张加强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1926年5月，根敦向尼基福罗夫表示：

“官僚们正在实行将我们排挤出负责岗位的政策，我们明白，目前我们还不能胜任管理国家，3-4年之后，我们将掌握政权…”

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通报中指出，最近一段时间，蒙古政府官员中沙文主义情绪和对苏不满情绪在增长，而且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领导中也有这种情绪，其表现形式有，“打着蒙古化的旗号，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我们的指导员作斗争，有明显摆脱我们经济和文化保护的倾向，企图绕开苏联，单独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文化联系”。

共产国际并在通报中指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原因，蒙古的“老派领导人”企图保留更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是经济原因，与苏联推行的个别不正确的贸易政策（价格高、质量差)和苏联部分指导员素不高有关。

共产国际在通报中强调，如果说，第二方面的原因容易克服，那么第一方面的原因就只能“通过撤换蒙古领导人”来解决问题。显然，莫斯科正在培植农村派以图“撤换蒙古领导人”。

1927年1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做出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

针对蒙古党政建设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苏联部分指导员的不满问题，共产国际指出，随着蒙古革命工作的深入开展，蒙古党和国家面临诸多新任务，一些“受过满洲学校教育”的旧官僚人员已经无法胜任蒙古新的国家工作。

为此，共产国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从年轻党员、青年团员和农村基层人员中提拔新的工作人员来替换旧官僚人员。

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指示中以严肃的语气指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各种“右倾”倾向，如对喇嘛的政策问题，对苏联指导员的排斥问题，对内发展“资本主义”的企图问题，对外试图与日本建立联系的问题，在内蒙古问题上的“泛蒙古主义倾向”问题，尤其是在日本驻满洲公使塔纳克的问题上，共产国际更是直接指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

同时，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继续将选拔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参与蒙古党和国家建设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其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从农村基层党组织中选拔人员参与到蒙古的党和国家工作中去以“替换现有的蒙古右倾领导层”。

因此，共产国际1月17日决议是对蒙古领导层当前工作的否定，相反，对于农村反对派则是实际的支持。受此鼓舞，农村反对派开始向“右倾”派别发动了“进攻”。

1927年1月中旬，乌兰巴托市属第八党支部召开基层组织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蒙古政府地方自治管理组织机构的工作”，作为农村派成员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道尔利克扎布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参加会议，但向会议递交了表达其观点的书面信件。

道尔利克扎布在信中指出，蒙古农村阿拉特群众还没有完全被解放，地方自治管理工作也没有完全展开。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占蒙古绝大多数人口的阿拉特群众是文盲并且缺乏觉悟，而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一些人利用蒙古人民的愚昧和落后剥削并侵犯蒙古民众的利益”，而且，这些人到现在为止“仍然占据着蒙古党和国家大大小小的职位，而他们想方设法地保留这些职位并且暗地里妨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为此，必须要将占据蒙古党和国家工作岗位的反动分子清除出去。

道尔利克扎布强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有很多抱着以前思想和观念的“老人”,“他们的目标和意图不清楚”，年轻的党员们“因为顾忌这些老人的态度而不能自由地发表意见”。

道尔利克扎布的公开信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信中的“老人”显然是指出身于旧体制的策伦道尔吉和阿莫尔等人，正是这些“老人”把持着政权，压制出身于农村阿拉特的“年轻”党员“自由表达意见”。

道尔利克扎布的公开信实际公开表明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存在两种集团派别——“年轻派”和“老（守旧）派”。道尔利克扎布的公开信实际表达了农村派的观点和主张，被掌权的蒙古“右倾”领导层视为农村派发动进攻的信号。

很快，右倾领导层发动了反击。

4天之后，作为“老派”的代表人物——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策伦道尔吉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提出了辞职申请，要求解除其政府主席和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辞职原因是“年老多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现有身体状况不允许其领导蒙古国家工作”。

阿马加耶夫同意了策伦道尔吉的辞职申请，并认为“是时候开始解除那些出身于旧体制人员的国家领导职务了”。

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拒绝了策伦道尔吉的辞职申请，而且决定授予其五星勋章，并且安排宴会庆祝策伦道尔吉60岁生日。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关于驳回策伦道尔吉辞职申请的决定并未告知或是征求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蒙古的工作人员，为此，阿马加耶夫认为“我们（苏联）在蒙古的政治工作处于完全被孤立之中”。

1927年2月5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为蒙古总理策伦道尔吉，组织了庆祝其60岁生日的宴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以及蒙古政府的很多领导人参加了宴会，而包括阿马加耶夫在内的很多苏联驻外蒙古的工作人员均未被邀请。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副主席扎丹巴主持宴会并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很多人认为策伦道尔吉是守旧分子，这是不正确的，策伦道尔吉——是蒙古著名的民族活动家，他整个生命都在为蒙古的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从大清帝国时期，经自治时期，一直到革命胜利后的现在”。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在发言中强调，为了加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需要将蒙古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党内“不应当存在库伦派和农村派的划分”。

事后，阿马加耶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宴会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认为“策伦道尔吉在宴会上提出了政治纲领，丹巴道尔吉对纲领做了补充，并且在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人员通过了这个纲领，如同丹巴道尔吉所言，策伦道尔吉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主要目标是“逐渐将蒙古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下摆脱出来”，而具体方法则是通过隐蔽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加强蒙古的民族主义根基从而推动整个蒙古人民革命党转向右倾，此外，以维护蒙古党内团结的名义消除党内新老成员的界限以阻止年轻的农村派成员参与蒙古的党政建设，本质是同农村派进行斗争。

不久，策伦道尔吉收回了辞职申请，继续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为“照顾其身体”，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允许其在家办公。

显然，从策伦道尔吉辞职风波到策伦道尔吉宴会的举行，无疑是蒙古领导层对道尔利克扎布公开信和农村派的反击。

如果说雷斯库洛夫早些时候将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评定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左派，那么从阿马加耶夫的评估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莫斯科己经完全将丹巴道尔吉、扎丹巴和策伦道尔吉等人一起视为“右倾”派别了。

而且，苏联已经成功地培植起了以根敦为首的农村反对派，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农村反对派也已经开始了夺取政权的行动，乌兰巴托的政治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莫斯科似乎很快就能实现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再次改组——以农村派取代掌权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右倾”派别，但莫斯科却选择了再次“妥协”，再次召回了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暂时中止了对农村派的支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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