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谈中越战争：苏联动用二十万大军进行实弹演练，此举令中国心生畏惧，遂决定撤军。

1979年春，寒风凛冽，战争的阴影笼罩在越南首都河内上空。解放军的钢铁洪流即将踏破边境，而河内的越南政府已如惊弓之鸟，官员们纷纷将家人送往安全之地。然而，在越南政府内部，一股主战之声却未曾消弭。这些官员不甘心就此败北，他们向苏联伸出了求援之手，渴望借助外力扭转乾坤。

苏联，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盟友，此刻却放出风声，称将于1979年3月12日，在苏联东部各边防军区、蒙古国境内乃至太平洋上，举行一场规模庞大的实弹军事演习。这一消息，如同平地惊雷，在越南政府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而就在这消息传出不久，中央军委于3月5日下达了撤军令，直至3月15日晚，解放军的最后一批车队方才缓缓撤出越南领土。

这两个事件，在时间轴上竟如此巧合，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另有隐情？越南媒体对此评论道：“苏联20万大军实弹演习，中国军队撤军了。”那么，中国军队的撤军，果真是因为苏联的举动而被迫的吗？

回溯至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两国之间的友谊就此画上了句号。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如同一头贪婪的巨兽，急于在亚洲地区攫取更多利益，于是扶持起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1975年，越南独立，苏联便将其视为拉拢的对象，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援助。

黎笋领导的越南政府，野心勃勃，急于扩张势力。在向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也对华人展开了残酷的排华行动。苏联，这个“好朋友”，对此视而不见，甚至继续提供援助。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确立了军事同盟关系。有了苏联的庇护，黎笋在中越边境地区愈发嚣张，不断派遣武装部队骚扰中国边境军民。

面对越南的挑衅，中国曾屡次通过外交途径与黎笋交涉，却始终无果。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越南的边境行动愈发猖獗，中国忍无可忍，决定采取行动。然而，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的“实弹演习”却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中国的头上。撤军，或是被迫之举，亦或是为了更长远的战略考量，历史的真相，或许永远都无法完全揭开。

1978年12月7日，一声令下，中央军委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的战略抉择。消息传至，黎笋如坐针毡，立刻向苏联拍发电报，迫切地探询其立场。面对越南的困境，苏联坚定地承诺：“苏联军队与人民将毫不犹豫地运用终极手段（核武器），以履行对越南的国际责任。”

苏联态度的明确，令黎笋悬着的心终于落地。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犹如晴天霹雳，但越南却不再感到恐慌。在中国大军压境前夕，黎笋甚至下令将边境越军的军事戒备等级降至二级，安心留于河内，见证儿子婚礼的喜悦。

1979年2月16日凌晨，解放军战斗准备就绪，向广西、云南边境的越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前线战报传来，黎笋在婚礼尾声强颜欢笑，旋即匆匆离去。2月17日晨，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正式拉开帷幕。鉴于当时中苏关系微妙，中国对苏联当局实施了严密的监视。

苏联虽未轻举妄动，但中央军委预估苏联完成军事动员需时约两周，故将自卫反击战的初步时间定于两周之内。第一阶段战斗至2月26日结束，经过十天激战，解放军成功歼灭了越南高平、老街之敌，并对同登、芒街、封土等地敌人实施了有效的牵制。

战火蔓延之际，苏联依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向越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他们动用了民用、军用运输机，将20架战斗机、40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600余门火炮、800多具40火箭筒，以及2000多枚萨姆-7防空导弹运抵越南。黎笋亦火速从柬埔寨战场抽调步兵师，并紧急组建火箭炮部队，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事。

即便如此，越南军队的防线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如同风中残烛，难以抵挡。解放军如同神兵天降，提前一步穿插到位，短时间内便将敌军防线击溃。鉴于越军在第一阶段战斗中的表现，苏军总参情报总局与越军总参迅速建立实时联线，将中越边境的军事动向进行信息共享，以期共同应对。

苏联派出顾问团远赴越南，与越军总参紧密合作，深入分析前线战局，并制定出针对性的军事计划。为了确保后方通信的畅通无阻，苏联又派出一支通信兵部队前往越南，接管了从河内到越北前线的通信保障工作。

1979年2月27日，第二阶段作战前夕，越南政府在河内召开紧急会议，由主持总参工作的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召集副总参谋长黎仲迅和越北前线总指挥高文庆等人，在苏军顾问的协助下，对前线战局进行深入评估。鉴于形势危急，越南政府决定从南方战场紧急调动3个步兵师驰援北方边境。

为了加快这3个精锐部队的增援速度，苏军顾问向上级申请派出空军部队支援，并迅速获得批准。正是得益于苏联空军的运输支援，越军3个师的精锐部队才得以迅速抵达谅山地区。

苏联曾不止一次通过投射（派出）军事力量的手段来预防战争，他们下定决心要“阻止”这场东南亚的重大战争。

当时，中国派出大批部队进入越南作战，即便苏联出手援助，也无法改变越军在第二阶段作战中惨败的局面。1979年3月初，解放军的战线不断逼近越南首都河内，而当时黎笋已动员越南国内几乎所有的力量参战，再无后备力量可以挽救颓势。面对如此紧张的局面，越南政府不得不向苏联求援。根据1978年11月与越南签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援力度。

1979年3月5日，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克了越南军事重镇谅山省，一时间，战火硝烟弥漫，彰显了人民军队的钢铁意志。然而，在这胜利的余晖下，中央军委紧急召开会议，商讨撤军事宜，并于当日便发布了撤军声明。尽管我国早已明确表态：“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但苏联却在这关键时刻，放出风声，声称将于3月12日派出20万大军，在苏联东部的边防军区、蒙古国境内以及太平洋上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实弹军事演习。

这场实弹演习，无疑是对我国军事力量的公开展示，其目的不言而喻：威慑、阻止，更是在无形中催促军队进入备战状态。当时，我国虽已下达撤军令，但庞大的部队撤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苏联对此却揣测不定，既不知我国是否真心撤军，亦不清楚撤军之后，我国是否会再次对越南发起进攻。于是，他们企图通过这场实弹演习，向我国施加压力，彻底消除我国后续的作战意图。

苏联精心策划的这场演习，堪称其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行动。动用了20个陆军联合师和空军部队，兵力高达20万人，坦克2600辆，飞机900架，军舰80艘。为了调集如此庞大的部队，苏联中央甚至下令：“从部队调动、常备作战部队转为满员的那一刻起，即开始演习。”预备役部队调动52000人，农业部门调动各类汽车5000辆，可见其筹备之周密。

演习地区主要集中于蒙古国和太平洋，其中在蒙古国的演习规模最为宏大，意图显而易见，便是针对我国。在这场苏联所谓的“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行动”中，共派出6个陆军师和装甲师（其中3个师来自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以及2个旅、3个战地空军师和部分特种部队，共计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开赴蒙古国。

一切准备就绪，苏联于3月12日联合陆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展开了这场实弹演习。而在这期间，我国在越南境内的参战部队也在不断撤回。当苏联的军事演习行动拉开序幕时，解放军在越南境内的武装部队已基本全部撤回。然而，苏联的演习行动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其背后的意图，令人深思。

在演习开始后，苏联陆军和空军部队展开了协同作战，跨越超过2000公里的恶劣气候和环境条件，从西伯利亚到蒙古国进行远距离演习。20万人的部队被组织成战斗单位，通过火车和飞机进行投送。一旦进入蒙古国境内，苏联演习部队在与中国接壤地区制定了防御预案，以确保拦截任何侵犯边境地区的袭击，同时也制定了反击预案。与此同时，苏联在太平洋展开了有条不紊的演习行动。他们派出了50艘军舰（包括6艘潜艇），不仅进行了战备活动，还进行了消灭中国海军力量的作战演习。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还进行了海上登陆演习。在训练期间，苏联空军部队也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了演习，积累了主要攻击群经验。苏联空军相比中国拥有巨大优势，被视为一种遥远的、非接触的作战手段，认为空军部队是让中国保持理智的重要因素。在演习中，靠近中国边境的苏军航空大队在两天内从距离原喀尔巴阡山脉7000公里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的永久基地。完成这项任务的挑战不在于调动战机，而在于组织后勤单位、运输技术、装备和储备设施。在演习中，曾出现过数十个战地空军团同时在空中飞行的壮观场面。苏联空军部队在部队调动和进攻性作战演习中，总共机动了5000多个小时，使用了1000多枚炸弹和导弹。在演习中，苏联人认为，他们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战车、设施和运输工具解决了对敌对越南领土进行空中侦察的所有问题，但事实上，解放军只是在真的撤退而已。中国并非出于进攻目的，而是为了削弱越南的军事实力。一旦达到了这一目标，中国军队便选择了撤退，并没有侵略越南的意图。1979年3月15日，中国军队完成了为期10天的撤退，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了中国境内。中国政府于次日宣布，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