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一场大地震发生后,必然涉及到一个外援和内援的问题。
内援,也就是国内各兄弟单位和有关部门的援助,包括无偿提供各种物资和捐款。
外援,是指国外的支援。
当地震里氏震级超过8级时,国际社会有义务进行人道主义救援,但人道主义救援要遵循国际法,只限于捐献人道主义物资,救援资金,派遣人道主义救援队(一般由各国专业的地震或地质灾害的救灾队组成)。
他国军队无权强行参加别国的救援行动(除非是得到了受灾国的邀请)。
唐山大地震造成24.2万人直接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4.48亿元。震前,唐山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在国内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如何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不仅唐山老百姓极为关切,也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只要物资,不要捐款
统一口径,各单位不得私自求援
先说说国内的各项支援。
1976年7月29 日上午,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决定了一个重大事项:
……根据灾区当前急需的物资种类,争取尽快在省内解决,省内不能解决的,通过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向中央报告,请求外地支援。
在救灾早期,急需与不急需的物资都涌向唐山,出现了积压的混乱局面。
地震发生后,少数单位不经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批准,直接通过行业系统向中央机关或外省寻求援助,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央和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8月6日,国务院救灾办公室指示:
今后,凡是唐山地区抗震救灾需要的物资,统一由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提出,经马力(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同志批准,直接向国务院救灾办公室提报,最好由马力同志打电话。
8月8日,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打电话给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传达了这个精神。
8月17日,针对省内某些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向外省请求物资援助的现象,河北省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再次向全省各地、市革委会发出通知:
……有些单位直接向外地求援。为此,曾电话通知各地不要这样做。
但是,最近仍有单位擅自向外地派人、发电报求援,这些做法是不对的,要求各单位不要随便到外地求援,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向省里反映解决,省里解决不了的,由省里请示中央解决。
请你们将上述精神立即通知所属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过去已经派去求援的人,要通知回来;发出的电报,要纠正。
为严肃纪律,8月下旬,河北省还对个别单位的违纪行为进行追查,令其纠正错误。
另一方面,救灾初期,各地曾主动给灾区运去不少物资。由于对唐山灾区还不了解,这些物资品种虽全,但能用于急需的太少。
7月30日,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决定先摸清灾区的物资需求情况,作出计划,以此指导各地支援灾区的物资“对症下药”。
8月2日,河北省委向省内各地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支援灾区的物资必须按省里分配的品种和数量,做到有计划的运送。
我在县指挥部干了两个多月
跑废了两条摩托车轮胎和一双解放鞋
这样枯燥的叙述和数字大家都不喜欢,还是举例子吧。
陈得顺,时任唐山丰南抗震救灾指挥部物资组干部,以下是他的回忆:
丰南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县物资局院里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内。
8月6日上午,我骑摩托车,带着县民政局的张建勋,到“省前指”(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汇报情况。
省前指的办公地点在唐山机场,整个灾区的物资都由这里进行分配。
我们的第一站是省前指物资组,到物资组领取救灾物资分配清单,拿着清单到交通组安排车辆,把车队带到转运站装车,然后把救灾物资运到丰南,或直接转运到各个工委、公社。
转运站在丰润火车站。丰润火车站离唐山站还有三十公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原因是唐山和丰南的火车站,因地震受损严重,还在抢修中。
今天,我们俩的任务是运送十车皮的木杆。
我和张建勋拿着物资分配清单到交通组安排车辆,再带着五十辆挂斗车,赶到丰润火车站,转眼间就到中午了。
货场上装卸工人还没来得及吃饭,就又赶上我们这个“大活”,任务紧急,不得不抓紧干,所以,每辆车装的木杆,就显得分量不足。
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那个高个子的队长示意装好的时候,我快步向他跑了过去。
“老哥,我们丰南是震中,老百姓等着震后用木杆盖简易房呢,您看,还有这么多木杆呢,再给我们装点吧。”
“你们的木杆装完了,就这么多,赶紧走吧,我们还没吃中午饭呢。”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可这十车皮的木杆,我们也得带足了啊,要不,回去也不好交待啊。”
“谁说没给你们装足,你说话要有根据。”
“老哥,这十车皮的木杆,多少份量,你老弟我还是知道的,”说着,我拿着清单在他眼前晃了晃,附在他耳边说,“这一车皮的木杆,可以装五十吨,咱就是装得不太实,也得有四十吨吧,要是差的多了,让领导知道了,也不好说啊。”
高个子队长愣了一下,随后,又朝他身后一百多名装卸工挥了挥手,示意继续装。
回到县里,我们俩把情况反映给指挥部耿主任,耿主任又和县领导进行了专题汇报。
县领导也很发愁。当时,各单位死伤人员太多,力量明显不足。后来,领导们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从丰南煤矿抽调了五十名挖矿工人,进驻丰润火车站,专门负责本县的物资装运。
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种类也非常齐全,但就是搁不住算账,一算账,就把东西“算少了”。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比如,有一次,省前指一次性分配给我县80吨饼干,八十吨,解放轻卡,一车拉2.5吨,一共要拉32车。
但地震前,丰南人口是44万,减去震亡的4万人,还有40万人,平均一下,每人才能分四两的饼干,这样一算,就显得太少了。
正当全县人民紧锣密鼓的抢建过冬的简易房时,我们和省前指之间却产生了一场误会,差点影响了老百姓的安全过冬。
8月底的一天,还是我和张建勋两人,去省前指联系过冬简易房材料。
谁知,对方一位处长一脸严肃的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搭建越冬简易房的各种材料,没有你们丰南的了。”
“为啥,我们丰南简易房才刚刚开始建啊。”
“你们的进度显示,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了,扣去你们自力更生的,当然就没有你们的了”
“这是谁报的?”我们当时又气又急。
“有人反馈给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先不要急,回去再好好计算一下。”
等我们匆匆忙忙赶回去向李佐光县长汇报完情况后,老人家睿智的一笑,说:“有些人整天坐在办公室,为了邀功,望着天花板就能出数字,咱们先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先把真实的数字核实清楚,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完成,给省前指的数字的形成报告,派专人送过去。”
没过几天,错误数字就纠正了。同时,胥各庄火车站也已经可以启用,上级批准其成为转运站,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就可以直达我县,各个公社都可以直接到转运站提取物资,大大提高了物资运送效率。
在收到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的同时,我们还收到了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捐款。
为了彰显灾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按上级要求,只接收物资,不接受捐款,由县民政局负责,把所有收到的捐款,再按原渠道全部退还回去,同时,再附一封感谢信。
还有很多人,有写信要求到这里贡献力量的,有直接赶过来,要求参加抗震救灾的,所有这些要求都被婉拒。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灾区群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能力。
据事后统计,我们指挥部共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27128吨,折合人民币1250.6万元。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跑上跑下,靠着一辆长江摩托车来“打天下”,在此期间,我跑废了两条摩托车轮胎,跑坏了一双解放牌球鞋……
截至1976年8月15日,全国各地寄给唐山人民的捐款达到470笔,合计34000余元(震后唐山通信中断,所捐款物寄到了省会石家庄)。
有很多人给灾区汇了款,寄了邮件,但没有留下姓名。
一封信内装有人民币10元,河南省粮票20斤,署名“一个共青团员”,从邮戳上看,是从河南漯河寄来的
西藏加查县的一份电汇款150元,电汇附言中写道:请收下边疆新农民的心意,没有姓名和单位。
8月15日后,全国各地的捐款仍源源不断寄来。
根据中央关于不搞群众捐献的通知精神,除了以河北省政府名义通过有关省、市、自治区,向捐献款物人表示感谢外,还将寄来的款物直接退给了捐赠者本人。
对未写真实姓名、地址的,将捐献的款物和感谢信一并寄给有关省市自治区,请他们协助查询退给捐赠人。
唐山大地震后
中国为什么会拒绝接受外援
关于外援,就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外的援助,中国到底要还是不要?
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援引了几家外国通讯社的资料,当联合国秘书长给华国锋总理的电文中已说明世界各国愿为这次灾害提供帮助,美国大使盖茨也有表示,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议院也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日本宫泽首相也有表示。
但中国明确表态,不需要外援。
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担任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时,中央慰问团团长华国锋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拒绝外援的事情。
作为中央的要求,最早出自1970年1月17日召开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背景是: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
周总理接见时作了长篇讲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要打人民战争,要群策群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要依靠外援。”
这一要求在后来的唐山大地震中被贯彻执行。
我一直认为,看待历史问题,要实事求实,站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试想,如果站在现在看这个问题,拒绝外援简直是不可思议。
要知道,上世纪70年代,那时还在冷战时期,中国与苏联关系决裂,与美国也刚建交不久,我国也还未实行改革开放。
那时候,我国还在普遍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再来看待拒绝外援这个问题,似乎会理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