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钱学森回国的邮轮上，一位美国老太太叫来船长，拉着脸说: “你不认识他吗？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怎么能让他们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的三等舱？” 1955年8月4日，经过长时间的外交协商和国际间的多方努力，美国政府最终同意了钱学森的回国请求。钱学森，这位在火箭科学和空间技术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他的归来，被寄予了厚望。 自从被限制在美国期间，钱学森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在得知能够回国的消息时，他和他的家人无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激动。 9月17日的一个温暖的下午，钱学森一家带着满载希望和期待的心情，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了他们回归祖国的旅程。 这艘邮轮，见证了钱学森一家对未来的憧憬，也承载了他们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与告别。 归心似箭，这四个字完美地描述了钱学森一家当时的心情。他们对于回到祖国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任何物质条件的考虑。 在得知可以回国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踏上归程，哪怕是以最朴素无华的方式。 这种强烈的归国意愿促使他们选择了三等舱，尽管条件远不及一等或二等舱的舒适和优雅。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尽快回到心中那片被深深思念的土地上。 邮轮刚刚启航不久，一位住在一等舱的美国老太太，一位享有崇高社会地位且心怀善意的女士，在偶然间得知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家人居住在三等舱的消息。 这位老太太无法理解，为何如此有成就和名望的教授，会在这次重要的归国旅途中，居住在条件相对简陋的三等舱。 出于对科学和才能的尊重，以及对钱学森个人成就的敬仰，这位老太太决定采取行动。 她找到了船长，用坚定而又不失礼貌的语气说道：“你们怎么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在三等舱？” 面对这位老太太的质问和钱学森的声望，船长意识到了情况的特殊性。虽然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钱学森一家的特殊地位，但现在他们有机会纠正这一疏忽。 于是，当邮轮到达夏威夷时，船长亲自前往三等舱，请钱学森一家迁移到一等舱。 钱学森夫人蒋英后来回忆说，他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待遇感到十分惊喜，也深深感谢那位老太太的善举和船长的理解。 在享受着一等舱的舒适环境时，钱学森并未忘记与外界保持联系，他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发去了归国途中的第一份电报。 电文中透露出他对归国的无限期待和喜悦：“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十月八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阻碍。”这简短的电报，却承载着钱学森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希望。 在这艘航向新生活的巨轮上，钱学森并没有孤单地度过，他与同船的留学生们展开了深入而有意义的交流。 其中一个特别的邂逅，是钱学森与一位年轻的数学研究者许国志的交谈。 许国志，那时还只是一个满怀抱负的留学生，未来的科学道路充满未知。在与钱学森的对话中，两人触及了归国后如何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的话题。钱学森的眼光犀利，他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运筹学这样的学科，将会在未来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许国志提到国内暂时可能无法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时，钱学森的回答充满了智慧与远见：“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中国是会出成绩的。” 钱学森的这番激励与支持，对许国志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在归国后的岁月里，许国志确实为中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夫人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这对夫妻最终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们的故事成为了科学界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