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1955年10月4日，一份重要的报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被提交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室。 这份报告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知名学者和政界人士共同起草，目的是请求批准对明朝长陵的考古发掘工作。 这一请求立即引起了高层的关注，报告很快传至主管文化事务的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的手中，随之在文化和考古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尤其是吴晗，作为发起人之一，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明史专家，他的建议自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但这项提议并非没有争议，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担忧。 他们认为，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条件还不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陵墓挖掘工作，尤其是在古物的保存和复原方面存在显著的难题。 可是吴晗坚信解放后的新中国在人力和物力上完全有条件承担起这项挑战.....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支持发掘的一方通过不同途径向中央领导层加大了宣传力度，最终这场争论被提交给了周恩来，仅仅五天后，这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项目正式得到批准。 随后，“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但是由于长陵的勘察工作进展缓慢，原计划中的长陵发掘计划最终转移到了定陵。 历时两年零两个月，1958年7月底终于完成了基本的清理工作。 此次发掘工作动用了2万余人次的劳动力，耗资4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投入。 9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标志着新中国考古学家成功发掘出第一座皇陵，这一事件在世界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然而，与这一成就相伴的是一些遗憾，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保护设施相对落后，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尤其是丝织品未能保存下来。 定陵的成功发掘成为了新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项辉煌成就，同时也激发了全国对于帝王陵墓考古工作的广泛兴趣。 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各地纷纷展现出对历史文化遗产发掘的热情，不少省份立刻着手组织人力资源，准备对其他朝代的帝王陵墓进行考古挖掘，包括汉陵、唐陵和清陵等历史遗址。 这种热情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担忧，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意识到如果不加以规范，盲目的发掘热情可能会对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考虑到考古发掘的专业性和对文物保护的需求，他们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上书，呼吁停止对帝王陵墓的发掘工作。 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迅速作出反应，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 这一决定有效遏制了全国范围内的无序发掘活动。 1959年，定陵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六年后，周恩来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了这座显赫的地下宫殿，随行的还有陈毅和知名历史学家吴晗等人。 参观结束时，阿尤布·汗总统不禁赞叹道：“这座地下宫殿，其壮丽的建筑和雄伟的气魄，真是让人深感震撼，极其宏伟！” 周恩来听后，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回应道：“我们这里还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散发着它独有的迷人光彩。” 吴晗紧接着补充说：“事实上，长陵的规模和意义都超过了这里，如果我们能够对其进行发掘，我相信它的壮观和研究价值都将远超定陵。” 之后，吴晗趁机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总理，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对长陵进行发掘？”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问道：“这需要多少经费？” 吴晗回答：“大约需要四十万。”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缓缓走向不远处的轿车，吴晗急忙追上前，再次询问：“总理，您对于长陵发掘有何看法？” 周恩来停下脚步，深深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道：“算了，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这句话几乎定格了那一刻的空气，也因此，明成祖朱棣的陵墓得以继续在其地下宫殿中安然休息。 周恩来的这番话不仅是对长陵发掘提议的回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他对于文物保护和历史尊重的态度，自那以后，国家文物局便未再批准对任何帝王陵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