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7日晚，时任新四军挺纵队司令员的叶飞，刚要休息，就听到值班人员报告，说抓到一名国军女中尉，她说：“我是来救大家的！” 1939年初春，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深入，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陈毅的战略指导下，勇敢地渡过了长江，北上进入了苏中的心脏地带——江都。 这一举措不仅是新四军对抗日战争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苏北地区抗日斗争新阶段的开始。 在江都，新四军成功站稳了脚跟，迅速创建了抗日的桥头堡，自身力量亦得到了显著增强，并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正规军力。 1940年5月，驻守在江都吴家桥地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突遭日伪军的猛烈袭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挺纵部队奋力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后，部队撤退到通扬运河以北的郭村地区进行休整和重组。 但国内形势的复杂性远不止于外敌的压力，在这一关键时刻，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人物，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出于对共产党势力的戒心和政治图谋，开始在背后挑拨离间，操纵局势。 他唆使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和李长江对新四军进行制造磨擦，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华东地区的影响力。 陈毅作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领导人，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局，提出了分阶段的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国民党地方势力“二李”的直接冲突，同时保持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通过三次回电，他提出了分阶段的应对策略：上策，中策，以及下策。 上策，即优先策略，是尽最大努力避免与“二李”发生冲突，即便冲突不可避免，也要设法拖延，等待江南主力击退国民党冷欣部队后，再北渡长江，以此来抑制战端的扩大。 中策，作为备选方案，指出如果冲突难以避免或拖延无效，那么在作战时应选择退至吴家桥进行抗战，利用其靠近长江的地理位置，保持机动性，以便于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快速调整。 下策，则是在郭村进行抗战的方案，这被视为最不利的选择，因为郭村的地理位置容易受到四面包围，形势对新四军极为不利。 为了进一步争取时间和尽可能避免冲突，新四军还派出陈同生和周山前往泰州进行和平谈判，说明新四军仅是暂驻郭村，一旦形势允许即会撤退。 然而，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和平姿态置之不理，甚至还扣留了新四军的谈判代表。 面对国民党的进攻意图已定，新四军被迫做好全面反击的准备，叶飞向陈毅复电，报告了局势的发展，并表明了坚决固守郭村的决心。 在接到前线紧急电报后，陈毅的心情变得极为焦虑，他迅速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急电苏皖支队，命令他们迅速增援；另一方面，他将江南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粟裕，他本人则换上了平民服装，准备在战斗爆发前赶往郭村。 6月27日，韩德勤下令要彻底消灭新四军。 在这紧张而危急的背景下，中共地下党员郑少仪(时名李欣)及其同事叶德明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冒着极大风险，从泰州城中获取了关于围攻郭村的重要情报，决定连夜将这一情报送达郭村。 他们避开了敌人的眼线，跨越七八条河流和十多里路，历经半夜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了郭村。 时任新四军挺纵队司令员的叶飞，正准备休息之际，接到了一个急报。 值班的人员告诉他，他们抓住了一位自称来救大家的国军女中尉。 表明身份后，郑少仪迅速的将她在泰州所见所闻向挺纵队的高层汇报，尽管她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但她坚定地完成了她的使命。 郑少仪的报告对新四军的防御计划至关重要，使得新四军能够了解敌人的具体攻击时间和部署。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新四军迅速做出反应，所有战斗人员被命令在凌晨4点前全部进入防御阵地，准备迎战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 6月28日，进攻的枪炮声果然打响了，李长江率领13个团围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坚守，抵御了一整天的攻击。 苏皖支队夜行军200余里，穿越重重障碍，赶至郭村支援，立即投入战斗。 后来，共产党员陈玉生领导部队起义，与新四军协作，打击了李部力量，并控制了关键交通要道；王澄和姚力等人也在港口镇起义，增强了新四军的战斗力...... 7月2日，李长江亲自指挥总攻，却遭到新四军及刚起义部队的强力反击，顽军全线崩溃。 新四军不仅成功守护了郭村，还歼灭和击溃了李军多个团，彻底破坏了对郭村的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