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北京，一个寒冷的冬日。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静静地躺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封信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也藏着一个革命烈士家庭的深深思念。信的主人是赵一曼烈士的独子陈掖贤，一个命运多舛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用诗词抒发对母亲的思念，也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当这封信递到毛主席手中时，一段跨越近30年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这其中，有母亲赵一曼为革命献身的壮烈，有父亲陈达邦的悲惨遭遇，更有一个烈士之子对理想与现实的深深困惑。面对这样一封充满感情又略带质疑的信件，毛主席为何只用六个字就做出了回应？

1928年初的海参崴港口，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上，赵一曼与陈达邦首次相遇。当时的赵一曼已经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优秀学员，而陈达邦则是同期的同学。两人此行都是受党组织派遣，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赵一曼与陈达邦的感情逐渐升温。他们不仅在课堂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余时间还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1928年4月，两人在苏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场革命的爱情，得到了学校同志们的祝福。

然而，革命理想与家庭责任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当年8月，两人接到党组织指示，要求分别回国开展革命工作。此时的赵一曼已有身孕，但革命事业不等人。两人商议后决定，待孩子出生后再作安排。

1928年12月，赵一曼在四川宜昌生下了儿子陈掖贤，小名宁儿。但形势愈发严峻，东北局势日益紧张。1930年初，组织决定派赵一曼前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赵一曼不得不将年仅一岁多的宁儿送到武汉，交由陈达邦的兄长陈岳云夫妇抚养。

陈掖贤在武汉度过了童年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陈岳云夫妇从未向他透露父母的真实身份。直到1936年，八岁的陈掖贤被转送至四川老家，由外祖父李氏家族抚养。在那里，他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但仍然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真实身份。

这期间，陈达邦也因革命工作，几乎无暇顾及年幼的儿子。1937年，他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此后，陈掖贤便彻底失去了父亲的消息。在四川的求学时期，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孤儿，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一些零星的家庭信息。

1948年，陈掖贤考入四川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在北京的日子里，他过着平静但略显孤寂的生活。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亲赵一曼，早已在1936年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父亲陈达邦，也在狱中饱受折磨，最终不知所终。

这个革命家庭的悲欢离合，直到1955年才迎来转机。那年，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上映，让陈掖贤终于认出了银幕上那位英勇的女性就是自己的母亲。这个发现让他震惊万分，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1932年春，东北抗日形势日趋严峻。赵一曼以＂李宁＂的化名来到哈尔滨，开始组织地下抗日活动。她先在一所女子中学担任教师，以此为掩护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点。短短半年内，她就在哈尔滨建立了三个秘密联络据点，发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

1933年底，组织决定派赵一曼前往东宁地区，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在东宁期间，赵一曼不仅参与指挥多次重要战役，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她带领部队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农民建立抗日武装。在她的努力下，东宁地区的抗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1935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赵一曼带领部队在绥芬河与日军展开激战。在这场战斗中，她指挥有方，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次战役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为抗日联军补充了急需的弹药和装备。

然而，1935年11月的一次遭遇战中，赵一曼不幸被日军包围。在撤退过程中，她为掩护战友突围，身负重伤被俘。被俘后，日军将她关押在东宁警察署。在长达数月的审讯中，日军对她实施了种种酷刑：竹签钉指甲、烙铁烫伤、电刑拷打，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1936年7月，在狱中得知即将被处决的消息后，赵一曼写下了那封著名的遗书。遗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写给组织，交代了东宁地区的地下工作情况；另一部分则写给年仅七岁的儿子陈掖贤。在给儿子的遗书中，她写道：＂宁儿，娘终于没有机会亲自抚养教育你了。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

1936年8月2日，日军在东宁郊外的刑场上处决了赵一曼。行刑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赵一曼牺牲后，她的英勇事迹在东北地区广为流传。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赵一曼，巾帼英，抗日救国显威名。宁死不屈斗志坚，浩然正气贯长虹。＂这首歌谣在东北民间广为传唱，成为激励更多人投身抗日斗争的精神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宁警察署的一名翻译官交出了赵一曼的遗书。这封遗书不仅记录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切期望，更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革命信念。遗书的发现，为后人了解这位抗日英雄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她在东北的抗日活动，也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上的重要篇章。

1955年的一个周末，北京工业学院的教职工放映室里正在播放新上映的电影《赵一曼》。陈掖贤原本只是例行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观影活动。当银幕上那位女主角的音容笑貌逐渐清晰时，27岁的陈掖贤突然站了起来。那熟悉又陌生的面容，与他记忆中模糊的母亲影像重合。放映结束后，他立即向组织部门申请查询相关档案。

经过反复核实，陈掖贤终于确认了自己的身世。这个发现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北京工业学院的青年教师，他开始深入研究母亲的革命事迹。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1956年春，陈掖贤开始在工作之余创作诗词。他的第一首诗作《寻母》在校刊上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诗中写道：＂三十年来迷雾重，今朝始见母亲容。英雄事迹传千古，难解儿心思断肠。＂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绪。

在北京工业学院，陈掖贤担任机械系的讲师。他的课堂以严谨著称，经常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在与同事的交往中，他经常谈起对社会现状的思考。有时，这些讨论会涉及一些敏感话题，比如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等。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学校也掀起了教育革命的浪潮。陈掖贤对一些激进做法提出了质疑。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他指出：＂教育工作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追求指标。＂这番言论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他＂右倾＂，有人则暗地支持他的观点。

随着形势的发展，陈掖贤的处境越发微妙。作为革命烈士的遗孤，他既享有特殊的身份，又背负着沉重的期望。他创作了更多反映时代矛盾的诗词，如《望月》：＂明月几时圆，忆母泪涟涟。革命志未了，何以报苍天？＂这些作品在校内小范围流传，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1959年底，陈掖贤在工作之余开始整理母亲的相关资料。他走访了几位曾与母亲共事的老同志，记录下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渐了解到父亲陈达邦的遭遇。这些发现让他对革命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时，他在教学工作中也遇到了困境。一些学生反映他的授课＂不够革命化＂，重视专业知识而轻视政治学习。面对这些质疑，陈掖贤始终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这种坚持使他在同事中的处境更加复杂，有人暗中疏远他，也有人私下表示理解。

1960年初，北京迎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陈掖贤在一个深夜写下了这封投向中南海的信。信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母亲赵一曼的革命事迹，以及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惑。这封信用工整的楷书写就，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革命烈士之子对时局的担忧。

信的开头，陈掖贤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陈掖贤。母亲为革命献身时，我年仅七岁。＂接着，他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从四川求学到北京任教，从知晓身世到面对现实。

信中重点提到了当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亲身经历了＂教育革命＂中的种种激进做法。有些院系为了完成指标，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扩招；有些课程为了突出政治性，削弱了专业知识的传授。这些现象让他深感忧虑。

在信的第二部分，陈掖贤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处境。他写道：＂母亲牺牲时留下遗书，希望我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但现在的某些做法，让许多专业人才难以施展所长。＂他举例说明，一些有经验的教授因为出身问题被排挤，一些年轻教师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贴上＂右倾＂标签。

信的末尾，陈掖贤引用了母亲遗书中的话：＂望儿长大，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他表示，正是这句话一直激励着他追求真理，坚持原则。但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让他不得不向最高领导人反映情况。

这封信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困惑。信中没有过多的抱怨，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特别是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应该重视基础教育、保护教师积极性等。

这封信经过层层转递，最终到达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样一封来自革命烈士遗孤的信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不仅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也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困境。

信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陈掖贤在教学之余，一直在收集整理母亲的革命事迹。他走访了多位老同志，记录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工作虽然没有得到官方支持，但他仍然坚持进行，希望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这封信的措辞谨慎而真诚，既表达了对现实的关切，又体现了一个革命烈士之子的责任感。信中既有对母亲的追思，也有对现实的思考，更有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复杂的情感，通过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这封信具有了特殊的历史价值。

1961年春，陈掖贤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回信。信中对他反映的教育问题表示重视，并建议他继续坚持教学工作。这封回信让他看到了希望，随后他投入到更加深入的教育研究中。

在北京工业学院，陈掖贤开始编写新的机械工程教材。他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编写出一套符合中国工业发展需要的教学材料。这套教材在1962年投入使用后，获得了同行们的广泛好评。

1963年，陈掖贤受邀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他提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的主张。他强调，技术人才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这个观点在会议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1972年，陈掖贤被调回北京，但没有重返讲台，而是在工厂担任技术顾问。这期间，他开始系统整理母亲的相关资料。他走访了东北的老革命，记录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文献。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陈掖贤重返教育岗位。这一次，他担任了机械系的系主任。在这个位置上，他推动了多项教育改革：建立实验室、开设新课程、引进国外教材。他主张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为工业发展培养实用人才。

1980年，陈掖贤参与组建了＂赵一曼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不仅整理革命史料，还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历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史料支持。

1985年，已经57岁的陈掖贤出版了《回望：一个革命烈士之子的札记》。这本书记录了他对母亲的追忆、对历史的思考，以及自己几十年来的经历。书中还收录了他多年来创作的诗词，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所思所感。

1990年代初，陈掖贤退休后仍然活跃在教育界。他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为年轻教师提供指导。他还继续收集整理革命历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在他的带动下，许多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