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8日，周总理在云南昆明见到了30年前的初恋女友——张若名。周总理微笑着对她说：“多年不见……” 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和其他被捕的难友们，经过半年多的内外斗争，终于获释。 此前的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四位代表，在学生们的一致推举下，要求面见直隶省长曹锐，以营救被捕的请愿代表。 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沿途高呼爱国口号，情绪高昂，当他们抵达直隶省署门前时，发现大门紧闭，内部毫无响应。 四位代表勇敢地从门缝钻入省府，试图与当局理论，而游行队伍则继续在外高声喊口号，声援他们。 不料，他们刚一进入，即被伏击的军警一网打尽，并引发了对游行学生的疯狂镇压。 觉悟社的成员们，在周恩来和张若名的领导下，曾针对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的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起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 周恩来、张若名以及其他成员，如邓文淑（即邓颖超），都是这一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 在周恩来的学生时代，他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对国家命运深深的关切。 与此同时，张若名也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教育，她与邓文淑同为该校第十级学员，两人共同见证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踏上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 随着船只缓缓驶出港口，留在祖国的家人、朋友渐行渐远，一段新的旅程就此展开。 在法国的异国他乡，张若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支部执行委员的职务。 她在党内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热情，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渴望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勤工俭学和政治活动之余，张若名还撰写了《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很快在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团员中广泛传播。 她的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自己，也启发了其他同志，为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两篇论文后来由周恩来携带回国内，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影响了更广泛的读者。 到了1924年，由于张若名的身份暴露，她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不给党组织带来更多的危险，她向党组织提出了退党申请。 尽管这一决定让她心情复杂，但她清楚，这是为了革命事业着想的最好选择。 党组织在了解了她的情况后，批准了她的申请。尽管她正式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她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国家的热爱，却从未改变。 此后，张若名踏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校门，也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新篇章。 在1928年的一个温暖夏日，周恩来结束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后，选择了一条经过法国里昂的返程路线。 在里昂郊外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与张若名进行一次会面。 周恩来向张若名透露了他与邓颖超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对张若名而言既是惊喜也是感慨。在那一刻，张若名深感两位老朋友的幸福，她由衷地祝福他们，同时庄严承诺：“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张若名面对种种考验，始终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在1955年4月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正准备前往印尼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在前往雅加达的途中，他们经过昆明，特意召见了张若名，转达了邓颖超的问候。 周总理在见到张若名时，面带微笑地说道：“多年不见……” 两个月后，来自北京的刘清扬发来信函，邀请张若名担任全国妇联的法文秘书，并参与外交部对法接待和翻译工作。 这对于当时的张若名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 面对这样的机遇，张若名却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为了坚持和致力于教育事业，选择放弃了这次机会。 1958年，不少知识分子因各种原因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 张若名这位在“五四”时期勇敢面对屠刀、两度入狱而不屈服的女性，在法国与反动势力斗争时毫不畏惧的勇士，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 此时，她经历了生命中最为残酷的迫害，这种痛苦不仅来自身体上的折磨，更有深深的心灵创伤。尽管她曾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坚韧和勇气，但在这一年，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1958年6月18日的中午，选择了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跳进了昆明近郊的一条小河，这条河流并不汹涌，也不很深，但对于张若名来说，它成为了她逃离苦难的最后归宿。 那一刻，她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