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因为替叛逃到匈奴的名将李陵说情而遭到了汉武帝刘彻的严厉处罚，被施以腐刑。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司马迁服刑结束后，官职却不降反升，成为了刘彻身边的中书令。从史书上看，他也是第一个在史书上留名的中书令。刘彻的这个任命遭到了司马迁的强烈反对，并且多次表示拒绝，甚至想要辞官归隐。但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又在刘彻的强势的逼迫下，司马迁还是担任了这个责任，并且位列丞相之上。那么问题来了，刘彻不是恨透了司马迁么？为什么还要提拔他呢？司马迁为什么要拒绝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来看看中书令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从史书上看，中书令的出现起源于尚书，而它的职责早期就是领尚书事，主管朝廷事务的呈报，可以说是汉武帝刘彻处理朝政的第一秘书。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汉朝最初承接了秦朝的制度，朝廷中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主管朝廷各项事务。朝廷事务处理好之后，他们是要呈报给皇帝，让皇帝来做最后的审批和决策。可是皇帝只有一人，再逐个处理这些文字工作就比较繁重，于是就产生了尚书这个机构。当时尚书是作为外廷和内宫的过度，主要承担文字工作。

有了尚书里面的书吏的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就轻松多了。但是这也出现了问题，尚书里面的书吏官员都是成年男子，出入后宫非常不便。于是在汉朝初年渐渐的就有了中书官，由他们和尚书衔接，一起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中书官吏干的活和尚书差不多，但为了出入宫廷方便，全由宦官担任。而管理尚书和中书官吏的官员，就是中书令。中书令在汉朝是一千石职务，而司马迁在被迫害前当的太史令只有六百石，可以说是大大的前进一步。虽然这个官职远不如两千石的三公，但因为在皇帝身边，所以站位还在丞相之前。

了解了中书令的来历，那么就要回答为什么汉武帝刘彻要任命司马迁为中书令了。回答这个问题要分为两个方面，这里面既有司马迁个人的原因，也有刘彻对于当时朝廷政治形势的考量。从司马迁个人的能力上看，他的能力是非常卓越的，尤其是对于朝廷文书工作上的能力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在担任中书令之前，司马迁是朝廷的太史令，而且他家世代担任这个职务，所以算是太史令之中的老资格。太史令这个职务很有意思，它本身的权责不只是管理档案史料，而且也有着作为皇帝秘书的职责，这给司马迁出任中书令奠定了基础。

太史令是秦朝的时候设置的官职，最初的工作只是记录国家的史料档案，也包含了一些天文历法之类的工作，但与军事、民政等事务没有任何关系。到了汉朝的时候，太史令的职责进一步的扩展了，有点类似于后世的修起居注。太史令不但要记录国家的历史，还要记录皇帝和朝廷百官的一言一行。朝廷中的来往文书的审核和存档都归于太史令的权力范围内，甚至于朝廷各个衙门的书吏选拔、培训、考核都归太史令管。于是太史令成为了朝廷文字工作第一人，承担着皇帝身边半个秘书长的工作职责。

为了皇帝处理朝廷政务方便，皇宫里面设定了尚书和中书，而这些官吏的选拔和培训都是来自于太史令。也就是说，在朝廷中对于皇帝身边的这些文书官吏最为熟悉的人，不是丞相等三公大臣，而是司马迁。因此如果要把皇帝身边的尚书和中书两大秘书系统综合管理起来，在当时的西汉朝廷中，也只有司马迁是最好的人选。以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在朝廷中的履历来看，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最关键的是，司马迁经过腐刑后成为宦官，出入宫廷比较方便，这也给他出任中书令，管理中书宦官和尚书文官创造了条件。

站在汉武帝刘彻的角度考虑这个任命，又不只是司马迁个人的能力问题，他又考虑到了当时朝廷中的局势变化。司马迁出任中书令期间，是汉武帝时期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此时太子刘据集团和反太子集团斗争非常的激烈，在朝廷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波。当时刘据集团以卫霍公孙三家为主，得到了儒家学派大臣的支持，权力覆盖了整个朝廷。而反太子集团则以刘据的弟弟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和昌邑王刘髆三人的联合，其中以刘髆最受汉武帝刘彻的宠爱。因为他的母亲是刘彻晚年的宠妾李夫人，舅舅是贰师将军李广利。

同时反太子集团还得到了以酷吏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大臣的支持，所以朝廷中的势力不下于太子刘据。在双方的斗争当中，太子刘据集团起初是占据上风的，但因为刘彻下场拉偏架，使得斗争走向了失控的方向。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刘彻之所以支持反太子集团，主要是对刘据太过相信儒家的治国理论。刘彻继承了其父汉景帝刘启的路线，采取的是外儒内法的治国策略。对于儒家的治国理论，刘彻并不完全相信，所以很多地方都是采用的法家策略。但刘据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深信儒家学说，所以与刘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父子俩的这种治国理念的冲突被反太子集团所利用，最后发展成为父子相残的局面，这就是震惊历史的巫蛊之祸。汉武帝刘彻任命司马迁为中书令时，正好在曖巫蛊之祸发生之前五年。此时太子刘据集团和反太子集团的斗争已经非常激烈了，而朝廷三公都在太子集团手中。尤其是丞相公孙贺是太子刘据的姨父，皇后卫子夫的妹婿。如此情况下，刘彻开始猜忌公孙家，自然担心公孙家族背着自己干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在军事上刘彻用贰师将军李广利分化瓦解卫霍两家的兵权，但朝政上却没有人能监督公孙贺及其家族。

刘彻让司马迁出任中书令，最大的作用就是制衡公孙贺。中书令虽然在朝廷只是中层官职，但地位非常的重要。所有送入皇宫的文书呈报，都要先从中书令那里过，然后再呈报皇帝。如此一来，公孙贺想要搞什么花样，都得先经过司马迁。通过司马迁统领中书和尚书的官员，既解决了处理国家大事的问题，又能制衡监督公孙贺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汉武帝刘彻向来多疑猜忌，用司马迁制衡公孙贺，避免太子刘据集团的权力不可控，是他防患于未然的选择。可是这么做就有了个风险，司马迁难道不会倾向于太子刘据集团么？

平心而论，这种风险是存在的，但刘彻并不担心。司马迁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刘据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李陵案上不顾反太子集团的攻讦，全力抨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叛国的实情辩解的原因。李陵的妹妹是刘据的宠妾，侄子是刘据卫队的队长，这些方面都说明了李广家族和刘据的密切关系。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揭露了反太子集团中掌握军权的李广利，让汉武帝刘彻下不来台，这才遭到了腐刑的残酷处罚。如果让司马迁当了中书令，他可以利用权势帮助太子刘据集团掌权，以达到报复反太子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目的。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太子刘据集团也有这个打算。从司马迁和好友任安的书信交往中，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任安是卫青的老部下，是太子刘据集团中掌握军权的要员。他出任长安的北军使者护军，掌握着长安军事上的领兵大权。在两人的书信交往中，任安劝告司马迁出任中书令的职务，利用机会向汉武帝刘彻推荐贤明的人才。从他的政治立场看，其实就是在朝廷和后宫中安插倾向于太子刘据集团的官吏。任安的这个想法被司马迁所拒绝了，这与司马迁当时不愿意出任中书令的原因是同一个。

从两人的书信中，司马迁说明了自己不愿意出任中书令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被施腐刑是相当大的耻辱，成为宦官也被人瞧不起，这让他难以接受。宦官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说是奴才也不为过。虽然中书的宦官有着帮着皇帝处理朝廷政务的重大责任，但从人格上来看遭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不是以士人自居的司马迁能够接受的。司马迁有着写史的历史责任，这是他的父亲留下的遗言。在史书完成之前，他无法选择自尽，只能苟且偷生。这种痛苦让他难以回顾，所以不愿接受中书令的官职。在他看来，当了中书令就是极大的人格侮辱。

另一方，司马迁也不想再度卷入太子刘据集团和反太子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在当初李陵案的时候，反太子集团为了拉刘据下水，把所有的责任都扣在了李陵身上，为犯下重大军事战略错误的李广利洗白。当时朝廷中没有一人为李陵说话，只有司马迁站出来，以史家公正的立场，揭露了李广利等人掩盖事实的真相。可结果是惹怒了汉武帝刘彻，遭到了残酷的腐刑。整个过程中刘据集团为了回避斗争，没有为李陵和司马迁说一句话，这让司马迁非常的灰心丧气。作为一个被刘据集团抛弃的旧臣，他自然不愿意再蹚这趟浑水。

当然，上述原因是司马迁个人方面的，而刘彻方面又有其他的考虑。司马迁被处以腐刑后，按照汉朝法律只能进宫当宦官。虽然中书和尚书的官员都是他一手选拔的，但他们与司马迁并不是太熟，从利益链上比较干净。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刘彻的心腹，所以刘彻并不担心司马迁背着他给太子刘据集团开小灶。以刘彻向来多疑猜忌的性格，未必就没有用司马迁作为鱼饵，钓刘据集团的人上钩的想法。只要司马迁在中书令的位置上，刘据集团想要控制朝廷就得找他。只要盯死了司马迁，刘据集团的任何动向都一清二楚了。

从各方面的史料来分析，汉武帝刘彻让司马迁出任中书令是对方面考虑的结果。这既有利于他掌控朝廷大权，加强中央集团，也有利于防范太子刘据集团的动向。对于司马迁而言，经过了李陵案的折磨，他对刘据集团非常失望，也对刘彻乖张暴戾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不想卷入这对父子的冲突中，更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在他看来，中书令别人看着威风，其实就是个火山口，谁坐谁倒霉。他还有这写史书的责任，不愿意把自己交代了。可在汉武帝刘彻的强迫下，他还是不得不出任这个职务，直到巫蛊之祸发生。